上海的梅雨天潮湿闷热，我和乔伊约在市区的面包店。她穿一件蒸汽波风格印花的T恤，即使在这个有各种奇装异服的城市，她也有让人一眼看到的气质。她手里拿着一盒新买的油画棒。疫情来临后，她原本的工作纷纷叫停，于是她开始尝试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她入行来自高考选填志愿时的种种偶然，但自此之后，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自己”成了她生活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高考完的夏天，我的人生骤然拐弯。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每一个小孩子都能脱口而出的“当科学家”。后来，我对理性逻辑的崇拜一直延伸到青春期，高中选了理科。高考的时候，我一意孤行，志愿只填了几所理工科名校。我没有小说中的金手指，填志愿时的轻狂并没有换来传奇结果。分数倒是上了理科的一本线，但在我填的几所名校面前都不太够看。根据政策，我需要补填志愿。
剩给我的选项极少，我没什么犹豫就选择了后来的母校，是一所艺术类院校，专业是剧场技术管理。这专业两年招一届，我是第三届。第一届的生源更看重面试，选拔标准是表达与沟通能力；第二届的生源来自艺考，选拔标准是才艺；第三届以理科一本线为标准招生，根据学校的说法，更重视逻辑和理性思维当时，这仍然是一个处于试验中的新兴专业，专业内部不断更换选拔标准，想观察挑选和本专业最适配的人群。放眼全国，这也是个冷门专业。戏剧市场本身在国内就已经够小众了，普通人对于艺术类院校的认知常常停留在编剧、导演、演员为止。剧场技术管理？那是什么？补填志愿时的我当然也不明白。只觉得自己要去当艺术家了——当不成科学家，搞文艺也不错，反正我从小作文写得好。现在来看，这自然是一个浅薄的门外汉逻辑。但那个夏天，我确实是这样喜滋滋地通知了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父母也被我带得喜滋滋起来。所有志愿滑档的考生中，我们可能是最喜滋滋的一个家庭。我也在理解范围内做了一些小小的准备。我购买人生的第一本剧本：麦克多纳的《枕头人》；看了一场舞台剧：《盗墓笔记》。
开学后的课表上应有尽有：表演、导演、编剧、灯光设计、音效设计，几乎是本校所有专业课程的大杂烩。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我们是理科生的缘故，还有CAD制图和高等数学。高等数学学得我非常痛苦，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一门等闲的课程。在戏剧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地区，剧场有一项专门的技术rigging（吊索），需要攀爬到整个剧场的顶端，计算整个剧场的受力结构，是非常精细的活儿。但在国内尚不成熟的戏剧圈，不同工种之间的划分没有这么精细，人在圈子里时往往可以有多重身份。大家默认的是，因为我们什么都学，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班主任是实在人，开学第一天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和戏剧圈子互为表里，会有很多人情关系，大家往往非常年轻就会被种种力量裹挟着开始各类实践。劝我们要懂得适时地拒绝别人，如果可以，还是尽量好好念书。她所言不虚。相比起综合类大学的学生往往等到大学毕业才算是踏入社会，我们从十八岁进学校的那一天开始，基本就意味着入了行。在圈内，“冷门”不再是问题。因为相比起外面的大世界，戏剧的圈子本身，已经足够“冷”了。也因为小众，圈子的运作模式近乎老派：人际关系的浓度很高，有先后辈的区分，比起“学生”的身份，年轻的我可能更像是“学徒”。
Othello｜ ©Katrin Ribbe
从大一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在跟一些话剧项目。我还记得第一次被学姐带着跟组，做的事情是字幕翻译，那时候对一台戏有多复杂一无所知，好在英语不错，做字幕翻译可谓稳妥不出错。演出结束后我生出了强烈的“做成一件事”的成就感。后来才知道，学姐作为制作人，默默崩溃过许多次。跟组对身体和精神的耐受都是很大的挑战，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沟通与打交道。因为专业学得杂，这几年我也干遍了制作、导演、舞监一系列的活儿，每次需要面对的都是不同的问题。有时候是调解，每个人对于表演的理解都不一样，有时性格上也容易有冲突，甚至遇到过上台前一天演员罢演的情况。这种时候即使气到发懵，也不得不平静下来去调和矛盾、准备planB，确保演出能够尽可能的正常进行。有时候是交涉，撑起一台戏的时候免不了要四处找钱、找人，因为年轻脸嫩，被轻视也是常有的事情。不卑不亢地提出合理要求，做起来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大学四年，我一开始对于频繁跟组多少有些抗拒，我想要当纯粹的学生，想跟着大部分的同龄人的节奏一起长大。我们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总自恃比同龄人成熟——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但我不羡慕这种快节奏的成长。我想在懵懂的梦里多躺几年。抗拒归抗拒，别别扭扭着跟了一些组以后，意外发现自己居然做得还不错。也因为学了各个学科的技能，我好像对不同位置上的人都能多一些理解。同龄人的大四是走向成人世界的门槛，我们没有这样明显的门槛。那些时间节点：升学、考研、毕业，对我们来说并非不重要，但好像不是时间主要的度量衡。
我的时间表是从一个戏到下一个戏这样往下延续的。毕业前是如此，毕业后也是如此。甚至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样没赚到什么钱。甫毕业时我家里已经在劝我，多积攒经验、多与人为善，不要计较报酬。毕竟毕业以后，我仍然是“学徒”的年纪。我倒也确实是穷开心了一段时间，窘迫的时候险些交不上房租，但也知道有家里做后盾，不会有太大后顾之忧。我还算是幸运，也没有窘迫太久，积累了一定资源以后开始有活儿找上门来。但我一度有想要尝试别的可能。这些年，我确实眼见一线城市的戏剧市场逐渐成熟逐渐发展，戏剧人听上去却仍然让人产生“不稳定”的危机感。圈外的同龄人每天朝九晚五赚稳定工资的时候，我必须提前考量下一个剧组在哪里。戏剧又和我的生活捆绑得太紧，我生活中的好友是我工作上的伙伴，反之亦然。我们每天谈论的都是不离其宗的那几样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和圈子外的世界相隔有点远。那段时间我找了一份媒体公司的实习，并有意推掉了几个找上门来的活儿。那是一家氛围已经相当多元包容的公司，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实习期工资微薄，我也无法下定决心继续推掉那些来自戏剧好友的工作邀请。我们是熟悉的拍档，情谊深厚，合作无间，那是其他工作中无法获得的东西。“The Jungle” at San Francisco’s Curran Theatre今年本来会是稳中向好的一年，我入行几年，正在逐渐习得独当一面。今年的行程表已经安排满了，有三个项目等着我去跟，如果可能，我应该能赚到一些钱。我总觉得作为艺术从业者也该有体面的收入，我对今年本来充满期待。然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疫情期间所有行业都在宣告停摆，大家好像还有“共患难”的互相理解，现在疫情逐渐平息后，影视与戏剧行业仍然迟迟不能复苏，逐渐成了圈内人才能真正领会的苦处。我先是接到电话，通知项目延期——延期到什么时候，目前还不能确定；有时都来不及收到这样的电话，我会先从公众号上直接得知项目被取消的消息。我开始还天真地感到轻松，想着终于可以名正言顺放一个长假，毕竟接连的跟组工作实在是太苦了。后来逐渐开始明白过来，在乎戏剧的人很少，所以这个行业不会像其他行业一样，在适当的时候缓过来。我消沉吗？好像也并不。我知道对于真正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无比沉重的事。但我对自己的年轻与生命力有信心。我已经做好打算，如果春天到来的时候仍然无法开工，我就去咖啡馆或饭店打工，既赚一份薪水，也借此观察生活。
《卡门》
在戏剧圈浸淫了这些年，不知不觉间也开始有了强烈的意识，深感体验、观察和表达是最重要的事。戏剧是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我在努力找到一些新的出口。通过朋友介绍，我给短视频写剧本，有时候还被甲方批评没有网感，审美上的差异也让我气恼。但我有了新的观察，即使是很多人觉得土俗的短视频，里面也蕴含了戏剧的逻辑：节奏、冲突、表现。这种观察让我觉得很愉快，好像自己离真实的世界又靠近了一些。我自己开始做一些新的艺术探索：摄影、动画、短片。把它们和自己平时思考的议题互相结合起来。创作的过程带来许多新的灵光，而且居然有收获：前不久，我的一个小作品被送选了一个青年影展。这些尝试也为我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使我现在还不必真的去咖啡馆端盘子——但如果过一段时间钱花完了，我可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去打这份工。现在想起来十八岁那次填志愿的冲动，没想到它是以这样的形式改变我的生活的。这并不只是一份行业这么简单，真正重要的是，我开始知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