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冬|在截然不同的的世界观面前,保持一种开放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汒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

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鼃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之鼃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与?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

公孙龙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

拔高老师学术地位,反而彰显弟子格局太小

在《秋水》这一篇里,庄子讲了一个关于公孙龙的故事。公孙龙——战国时期的赵国人,曾经是平原君的门客。

在古代,供奉知识分子是大财主和大政治家主要的消遣方式,就像现在一些人喜欢收藏文物一样。

在那个时候,有钱人都是收藏高人,甚至一次收藏上百个知识分子。中国古人玩得挺高级,别人收藏“物”,而他们收藏“人”。

公孙龙正是被平原君收藏的高人。他是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善辩著称。所谓的名家,就是逻辑学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就涉及到逻辑学。

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可能是误解。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和名家都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庄子在《庄子·杂篇·天下》篇里面,总述了他对这些人的看法。

话说回来,公孙龙问于魏牟(魏国的公子,也称公子牟):“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

关于“合同异,离坚白”“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以及“白马非马”,在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这个话题,以后我们专门详细地展开。

公孙龙学过形式逻辑、抽象逻辑、辩论等技巧。他能够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把他放到现在,是可以参加辩论大赛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非常通达事理的境界,格物已经格到很高段位了。

但是公孙龙问魏牟:“我听了庄子的言论,感到深深的怪异,迷惑而不解,到底是我自己辩才不如他高呢,还是知识不如他广博呢?现如今我碰到庄子学派的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魏牟靠在小茶几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仰天而笑,说:“你是没有听说过井底之蛙的故事吧?井底之蛙对于东海的大鳖说:'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吧,很愉快啊!’结果,大鳖来的时候被井给卡住了。”

魏牟又例举了各种不靠谱的人,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人(其实现在没见过大世面的是城里人,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生命”)。

魏牟又说:“庄子的学术非常广博,犹如宇宙一般浩瀚。而你公孙龙讨论的问题太浅薄。两个人的境界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就不要再讨论了。”

如果这篇文章是出自庄子之手,他是不会说:这些人碰到我们庄周学派的人,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这些人多么浅薄,而我庄周和我们学派的人多么广博。

很有可能庄子会对来提问的人说,许由如何说,啮缺如何说,孔子又如何说,但他一定不会说:我庄子如何如何......

所以这一篇显然是庄子的学生所写。

老师不在的时候,学生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的价值放大呢?通常他们会把师父神化,拔高老师的学术地位。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我就看到庄子学生的这种心态。

如果庄周先生有机会从天上跳下来的话,他会对自己的学生有点儿绝望。因为表面上是在拔高门户,其实彰显了弟子格局太小。

世界总是有局限性的。很遗憾,你在这一段文字里面看到的只是大比小广博,海鳖比青蛙大

在截然不同的的世界观面前,保持一种开放

庄子一定不会简单地说大比小大。读过《逍遥游》,你就会发现“大”和“小”只是相对的概念。

如果我们执着于大和小的比较当中,就一定会被大的东西迷惑和绑架,对小的东西产生鄙视,从而产生我慢之心。

一些人言必称师父有多厉害,固然这是一种尊敬,但弟子在内心里一定要有对师父全然的理解,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继承。并且具有拓展师父学术境界的能力,因为弟子不必不如师。

由此我不禁想到,收徒真的要谨慎,徒弟吹捧老师却显得老师的智商很低,反而把老师的江湖地位拉低,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在《大学》《中庸》里有一些立论之高,不在孔子对《易经》的注解之下。

孔门的弟子永远以至圣先师为导向,在保持对老师尊敬的前提下,在学术上不断超越老师

我见过很多人言必称自己的师父如何厉害,师父的师父如何厉害,能够一针就让一个不能站立的人站起来,能够一剂汤药覆杯而愈。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常常会问:“如果你师父的师父在民国很厉害,为什么那个时候比较弱的西医却能够在后来横扫中华大地?我们今天的中医凭什么能够立足?”

以前我们曾经谈过柏拉图式的人和亚里士多德式的人。

柏拉图是一个“先验”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很早已经把一切都设计好了。我们只不过是理解它,然后与它连接,从它那里获得一切能量。

而亚里士多德是“后验”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可以仅由我们当下的立足,不断地去推演,拓展知识和能力的边界,通过逻辑、数学以及后来被发展出来的科学,让人逐步地超越人,接近于超人。

这两种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

也许很多朋友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是一个选择,你愿意选择“先验”,还是选择“后验”。什么叫“后验”呢?后验就是慢慢地越来越能够接近目标,无限接近。

小梁会有一种担忧:有很多人,尤其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认为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就被发明了。

而我们不断地学习、印证、回归,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让下降变得慢一点;或者在下降的途中,稍微提高一点点;或者回到接近最开始的点。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相信过去的人,只是了解一部分,我们可以借由不断努力,呈现一个正当上行的过程。

这两种观念没有对或错,很难说哪一种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前的人类曾经到过怎样文明高度;我们也不知道,在人类之前是否还有更高的文明体。

无论做出哪种选择,我们应该对两种世界观都保持某种开放性。

你是“先验主义者”,

还是“后验主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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