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子先 | 我的学生时代(之三) 我是从绳岗学校初小毕业的
我的学生时代(之三)
我是从绳岗学校初小毕业的
文|井子先
随着国家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恢复期,农村政策也放松了。农民不仅分得了自留地,还允许开小片荒,开始了休养生息。叫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跑出去的农户,成了上级派给大队干部的主要任务,必须完成。于是,在副支书安丰祥多次劝说下,父亲同母亲商量后,谢绝了常岭父老乡亲的真诚挽留,带着全家于1962年冬月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故乡。
从常岭搬回老家前,父亲就在操心我上学的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在绳岗小学教学的老师叫井长娥,年龄比我大一轮,人长得漂亮也挺会事儿。再加上父亲嘴甜,小姑长小姑短地跟人家说,井长娥便满口答应帮忙。所以,我一点学业也没耽误,回迁后就直接到绳岗学校读了四年级。他们知道我在吴家营小学就是班长,回来就叫我担任班里的副班长(原来的班长撤掉了,副班长任班长)。
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绳岗村由后营、西寨、东头、前营四个自然村组成,后营、西寨居民大都陈姓,东头前营的居民大都姓绳。西寨、后营、东头从西向东一字排开,中间呈簸箕状,前营则处于西边岗上靠南的位置。古庙就建在后营的南面稍显低洼的簸箕掌的地方,南边紧靠一条大路。再往南是东头的菜园,菜园南面是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时挖的大堰坑,再往南就是两岗相夹的一道冲了。这道冲延续到我们土楼村东边,形成一道水沟,再往南注入冢子河。古庙是四合土宅建筑,有前殿后殿东西厢房。前殿门朝北,高大雄伟,后墙开有窗户,由于在最南边,临路且朝阳,光线较好。后殿是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最主要建筑,建筑艺术很是讲究,房顶上带有五脊六兽,封山封檐,还有一些砖石雕刻,室内有壁画遗迹;进深大,仅有前墙两个窗户,光线较暗,猛一进去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恐怖却神圣的感觉。东西厢房则是普通的土瓦房,大概是以前和尚们住的地方。四座房子有石头院墙相连接,东南角有一间过道供人出入,西北角开有一小角门,东北角是茅厕,东南角有厨房。院子里靠前殿的地方,有一棵大柏树,盘根虬干,枝杈参天,在十几里外就能看见,树有两人合抱般粗细,据说是清朝雍乾年间所栽,已经有二百多年树龄了。这棵树没有毁于战火,没有毁于大炼钢铁,却在文化革命后期被砍伐盖大队部用了,一直到现在,老人们提起这件事无不惋惜摇头。
古庙改作学校后,后殿、东厢房、前殿、西厢房分别作为一、二、三、四年级教室。三间房教室用两间,另一间作为老师的住室和办公室。院内的大柏树枝叶繁茂,庄严肃穆,根部用砖头围成一方形台子,既保护了大树,又成了学校集会、放学站队的一个舞台。大柏树上挂着一口铜钟,清脆的钟声是学校预备、集合和上下课的信号。
学校当时只有四个班级,学生都是来自周边三四里地的村庄的孩子,主要是当时井岗大队的王岗、土楼、井岗、后河、孔家、张冲、肖冲和绳岗大队的贾洼、姚洼、马洼、张洼、西洼和绳岗四个自然村的孩子们。刘山大队的彭营,彭桥大队的榆扒,林山大队山坡程家的部分学生也在这里上学。(文化大革命中,绳岗学校办起了戴帽初中,还吸引了乔营大队的赵营、肖垭和林山大队的段家、下洼等地的一些学生)。每个班级都有四十名左右的学生,规模比吴家营小学大多了。老师也有好几个,大多数老师都是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教一年级的是后营的李照全,教二年级的是土楼的井长娥,教三年级的是贾洼的贾文林。教四年级算术的是井岗的井本成,又兼着全校音乐。他们都是民办老师,只有教四年级语文的彭杰先是公办老师,也是理所当然的校长。民办老师们大都在家吃饭在家住,只有远一点的在家吃饭在校住,校长是外地人当然是在校吃住。在家住的要处理完作业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跟上早学的学生一起到校;在校住的要头天晚上到校处理完作业才能休息,都挺辛苦的。这些民办老师都很有水平,但是只有贾文林在教育上干到退休,井本成、李照全后来转到工业战线,井长娥结婚后脱离了教育。校长彭杰先以后没有了消息,据说文化革命前已经去世。
一二年级趴的都是低桌子、坐的也都是低凳子,三四年级则趴着高桌子坐着高板凳。我们班当时有七八张长桌子,每张桌子都是一块柏木木板做成,一尺多宽丈巴长一寸多厚,能趴七八个人,一张板凳坐两个人。教室里有讲台、挂着黑板,墙上还贴着标语,一个年级一个教室,有钟声伴随日常生活、学习,歌声嘹亮、书声琅琅,学生在学习上有竞赛,老师们教学似乎也有劲,这样的氛围确实比吴家营小学强多了。
在绳岗小学只上了一个多学期,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是却留下了许多记忆。
在学习上,有了在吴家营小学的基础,掌握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对于我已经不算什么难事,只不过有一次受到彭老师的批评实在冤枉。那是一个早晨,班主任彭老师叫几个没交作业的学生站到外面,我也在其中。不是我不交,而是头天交作业时我翻遍书包也没有找到,就以为是交上了。彭老师问我为什么不交作业,我说了原因,他把我的书包拿过去翻起来,居然找到了。于是大发雷霆,训斥道:“你还是班长呢,墙都搬到了”。我一直到现在都奇怪,为什么我就没找到呢?后来在居家过日子和工作过程中,也曾有类似事情发生,但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找它时偏偏找不到,不找它却又出现在你面前,你说怪不怪?
我一直喜爱音乐,那时候也最爱上音乐课。所谓音乐课,实际上就是教学生唱歌。教唱歌的是井本成老师,会开谱,嗓音好,很受同学们喜爱。记得当时学的歌曲有《洪湖水,浪打浪》、《一条大河波浪宽》、《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都是优美动听、积极向上的好歌曲,唱起来就眉飞色舞、得意高兴溢于言表,这些歌曲生命力极强,一直伴随我到现在,有事没事还要哼两句。脑子里有了这些优美歌曲的旋律,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听到那些好听的歌曲就想听、想学,而听到那些流行歌曲便烦得要命,甚至忍不住发两句牢骚,“这么难听的歌曲,能流行才怪?”。
那时候上学虽然挺辛苦,但感觉却比在吴家营小学好得多。一是因为路好走。从北头出村,走不到一里地便沿着捎近路到了北冲那条草大路,然后再走里巴地就到大堰上、学校边儿了,少了些许荒凉和恐怖;二是学生多,四个年级有好几十个同学,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像赶集一样,也有逃学的但只是个别人,再也不一个人孤单单地去上学;三是许多时间跟老师一起上下学,就像有了依靠,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不过那时候也抓教学质量,四年级是毕业班,学习上抓得相当紧。每天大清早,同学们就喊着上早学,学生们要带上煤油灯。除了上午下午上课外,最紧张的时候还要上晚自习,作业也比以前多得多了。
1963年夏天我初小毕业,顺利地考上了高小,到彭桥完小学习。我们村一共考上七个,除了我还有井子安、井自党、井自振、井长文、井长英、井自胜。我们这些同学年龄上相差一两岁,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发展却有很大不同。
井自安,高小没毕业就下学了。家里兄妹六个,由于家里和自身条件都不好,所以一辈子务农,成家很晚,一个女儿还是智障人,只得招个女婿养老,在农村是个很一般的家庭。
井自党,在彭桥上学因为家庭条件差,上的是代学。后来上初中又遇上文化革命,没上高中。由于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父母劳力都不好,家里清贫,后来做了上门女婿。但志气大,有思路,开窍早,从小就心灵手巧,立志做一个手艺人。会做篾匠活,箩头背笼烘罩淘麦筐等等无所不能,就连斗笠、风筝、鸽哨也都做得极精致。后全家归里,育两男一女,个个都是有志之人可用之才。其妻靓丽贤淑,子女孝顺,后代兴旺,生活幸福。
井自振,高小时下学。井自振的父亲井泉江早年是军队干部,离乡日久。复员回乡后或因清高孤傲,或因性格使然,为人处事风格与乡邻相去甚远。后来因文革中又参加造反派,在乡邻中更不入群。文革后拨乱反正,曾多次上访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知所终。孩子们多误于此,井自振是井泉江长子,影响更甚。为谋生自振学会了泥瓦工,但没有成家,已多年无消息。
井长文,文革中初中毕业,在家务农,曾任生产队记工员。其父亲经济困难时期去世,与两个姐姐共同生活。大姐出嫁后,二姐招赘在家。二姐夫很会事儿,家里条件尚可。成家较早,妻子贤淑大方,育三儿一女,属于农村寻常家庭。
井长英,父亲经济困难时期亡故,其母为其姐妹招一继父在家抚养。小学毕业后务农,曾任生产队卫生员。出嫁后是农村家庭主妇,丈夫是兽医。虽是包办婚姻,但由于本人贤淑大方,长相俊美,很是会事,丈夫厚道聪明,所以家庭和顺,夫妻恩爱。晚年子孙满堂,生活幸福美满。
井自胜,文革中初中毕业,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家庭虽然姊妹不少,但经济条件尚可。本人争强好胜,勤快麻利。后来当兵去了部队,复原后曾在大队任民兵营长、副支书等职,但最终未能再升职而身退。终身务农,结婚后生育两个男孩,两个儿子都有志有才。晚年仍勤扒苦做,经济殷实,家庭幸福。
由此我想,一个人一生所走的路诠释着自己的命运,这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它不仅需要个人基本条件的支持,还需要家庭与社会环境的融合,需要自己对形势机遇的准确把握,需要自身知识能力的不断储备,需要个人的性格支撑和品行陶冶,需要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所以一个人一生过得如何,并不完全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于能否在不同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幸福。(未完待续)
图|网络
--End--
Dec. 2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