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被誉为典型的中国智慧。然而《道德经》上很多话让人费解，甚至感觉有违常理.于是有些解释就简单地归因为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辩证分析，这是有失偏颇的。笔者尝试以其中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为例进行分析。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出自《道德经》第57章。翻译成现代汉语：法令制定得越多，盗贼就会越来越多。初看，这难道不有违常识吗？通常人们认为，法律越丰富、覆盖面越广、规定越细致，人们就越容易有法可依。没有法律规定，反而会无所适从。法律是神圣的，大家规规矩矩地遵守法律，盗贼怎么会越来越多呢？

一、概念不清造成的模糊混乱

一是如何理解法令。通常人们认为：法令为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这种理解并没有错，但是这样理解的法令的内涵不完全。

尽管法令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制定，并由强制力保障执行，这只是保证了法令的威严，一般会得到执强制行，但却无法保证法令规定的具体内容来源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不正当的法令本身就不应该成为法令。

那么法令规定具体内容的来源有哪些呢？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合作中自发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童叟无欺等观念；货币、婚俗等等，也可称为公序良俗。这些自发的秩序经过一定的程序上升到法令层面。这种法令内容的正当性通常是有保证的；

另一种是人为制定的法令。即具有制定法令权限的机构经过一定程序，或者个人（如，朕即是法，尽管一些未经过一定的程序，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圣旨、口谕无人敢不遵守）拟制的规范性规定。这种法令来源的正当性通常是很难保证的。《道德经》中所指的法令，主要是指这种法令。

二是如何理解盗贼。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盗贼理解为强盗和小偷，然而在古汉语中并非如此。古汉语中，盗是指偷窃和抢劫财物的人，这和现代汉语并无多大区别；而贼含有违法乱纪、犯上作乱的人的意思，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道德经》里的贼，即是这个意思。

这种差异在汉语中非常常见。如古汉语中，妻子通常是指妻和子女，杜甫诗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即是如此。随着语言文字的演化，很多词语渐渐脱离了本意，甚至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人们争论不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概念不清晰，每个人理解不同，有时甚至争论的是表面看起来相同，实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原因

通过正本清源，我们知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正确含义是：规定内容来源不正当的法令越多，偷窃和抢劫财物以及违法乱纪的事情就会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容来源不正当的法令使得一些正当行为遭到禁止，甚至不正当行为得到鼓励。

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些本属于正当的行为，却变成了违法乱纪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曾经的“投机倒把罪”。

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商人把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商人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价格高的地方的商品价格不断下降，当地的人们的需要不仅得到更好满足，而且会享受到较以往低的价格。这本是一个共赢的行为，却成为打击的对象。那时，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投机倒把，轻则游街示众，极度羞辱；重则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带来的恶果还有，更多的人继续遭受商品匮乏、劣质、价高之苦。

希望商品越来越丰富、越好、越便宜，是大多数的人的天性，少数不喜欢这样的人可以不买或者高于标价购买、或者购买劣质商品---这似乎很荒谬。显然投机倒把罪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合作中形成的共识，属于来源不正当的法律，因而有违人性，最后不得不废除。

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出台《惩治嫌疑犯条例》。后果是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不正当的行为得到鼓励，断头台成了巴黎当时最忙碌的工具，雅各宾派也最终被法国人民唾弃。

在经济领域，这种法令更是层出不穷。典型如各国的反垄断法。1890年，美国国会在参议员谢尔曼鼓动下，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免受非法限制及垄断法》。该法规定：凡以托拉斯形式订立契约、实行合并或阴谋限制贸易的行为，均属违法，旨在垄断州际商业和贸易的任何一部分的垄断或试图垄断、联合或共谋犯罪。但是，该法对什么是垄断行为、什么是限制贸易活动没做出明确解释。各国纷纷效仿，对大企业，特别是市场份额高的大企业视为垄断，进行打击。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没有强制、自愿交易的市场，企业发展壮大恰恰是由于消费者的认可。打击消费者认可、满意的企业，这不是很荒谬吗？

很多人担心，企业逐渐变大，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现实中无数例子证明这种担心毫无必要。如：产品同质化的双汇火腿肠击败春都、产品升级换代的苹果淘汰诺基亚、弱小但不断努力的中国家电逆袭日本家电等等。

由于充分竞争，消费者获得了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的商品。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29吋的松下画王电视机售价10000元人民币左右，是当时工薪阶层几年的工资。而现在，1000元就能买一台无论尺寸还是质量都远胜当年的平板电视。曾经的巨头松下电器的电视机已经难觅踪迹了。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只要不限制后来者加入。无论现存企业规模多大、份额多高，都不会永居王者之位。每隔十年看看世界五百强企业前几十名，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垄断之所以能形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正当的权力。

人们普遍认为：立法机构、行政机关经过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一定是正当的。但这种想法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否则就不会有良法和恶法之分。恶法当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使正当行为遭受打击的恶法越多，盗贼自然多有。

二是由于法令滋彰，人们的创造性被扼杀，使得民不聊生，不得不为盗贼。

芸芸众生，性格各异、能力参差，每个人适合做什么只有不断尝试，在同他人合作中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当然这个最佳是不断变动的。其中少数人具有创造性，正是这些少数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法令规定什么能干，显然是多此一举；如果规定这不能干、那不能干显然是扼杀了人们寻找自己最佳位置的机会---大多数人会因此生活困苦；更是扼杀少数人的创造性---社会停滞不前。试想：如果法令规定只能种地、织布，大名鼎鼎霍金除了为贼、为盗或者依靠社会救济，还能有什么活路呢？

这种恶果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在。例如黄巢、张士诚等人的职业是贩私盐。古代盐业官营垄断，价格高昂，正是由于贩私盐存在，使得不少百姓会免受无盐之苦。但是在法令的打击下，这些人生活不下去，索性为大贼、大盗。

正是因为减少干预，不断放权，减少那些不正当的法令，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仍以投机倒把为例。这个罪名取消后，商品经济立刻活跃起来。不仅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如果继续让投机倒把入刑，可想而知，发达的物流业根本不会出现。这只是看得见的，而和物流业配套的其他行业创造出来的看不见的新增就业机会是无法统计的。

很多人担心，如果什么都不管，社会岂不是乱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能干和干成是两回事。一个人想干成事必须是正当的，而且要在社会合作中得到他人的认可，否则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他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人们在社会合作交往过程中形成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即使这些自发秩序没有上升到法令高度，违反这些秩序的行为依然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想干的事自然干不成。

如果有人铤而走险怎么办？笔者的回答是，法令滋彰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情况减少了吗？

也有很多人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来源于西方，这是大错特错的。即使连笔者深为敬佩的米塞斯也心存偏见，认为自由的观念产生于古代西方，古代东方虽然创造了媲美西方的灿烂文化，但从未产生过自由的观念。

米塞斯的学生罗斯巴德给出了公允的评价。在其所著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中高度评价老子、庄子、司马迁、鲍敬言的自由放任思想，尤其是庄子。令笔者汗颜的是，作为中国人，居然对鲍敬言毫不知晓。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等自由放任思想，在《道德经》中俯拾皆是。这不仅是老子的深刻洞见，也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应该说这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如果仅把《道德经》视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智慧，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