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延安之行

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时值家道中落，黄13岁失母，17岁丧父。

家境的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黄炎培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

后黄炎培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当代著名人士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后来的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等，都曾从师过黄炎培或在黄所开办的学校就读。蒋介石也曾慕名送其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曾许黄炎培以官位，但他坚辞不就。“父亲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黄方毅语）。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在当时的中国，他在社会上享有清高、廉洁的美名。

黄炎培在投身教育事业的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其间，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心中很是向往。

当年，由于埋头于教育，黄炎培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

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诗一首：“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一幅普通的画作，由于黄的题诗而陡然升值。后被辗转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此乃后话。

1940年，黄炎培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飞抵延安考察访问。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

在延安机场，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愕然，说道：“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美国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年仅27岁。

“嗬，原来如此。”黄炎培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共停留95小时，参观、会谈，马不停蹄。

“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短发，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延安的山水、人物等等万千气象都让黄炎培耳目一新。

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黄炎培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他还注意到了街头的意见箱，尤其对“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颇感兴趣，予以赞扬。

一天晚上，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在延安窑洞的这次单独交谈中，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于是，黄炎培提出一个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请毛泽东解答:

黄：“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最后总结道:“中共诸君，希望你们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道历史难题，毛泽东用“民主”二字作答。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令他感慨万端。

听说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向黄炎培询问延安情况的人非常之多，黄应接不暇。他说：“我无法一一口头报告，在友谊上又不能不报告。”于是撰写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作为公开答复。这是一本公开介绍、热情赞扬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书籍。

对于他所见的中共重要人物,黄炎培是如此描述的:“毛泽东先生,以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厚重温文,一望而知为长者。”“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料不到,他们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

黄炎培用了一句话概括：“和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8个月的孩子。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副总理的重要职务，分管轻工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