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的江湖不孤独之“义为骨”

儒墨春秋自一家，

江南烟雨塞上沙。

易水潇潇侠义客，

风尘一剑挑飞花。

钱学宁

《七绝—书侠》

铁血丹心 罗文;甄妮 - 电视金曲·拾伍名声

为什么读武侠？

我想很多人都是因为对“侠”的向往。“侠”又为何？是“义”，是保家卫国、是锄强扶弱，是豪气干云、是义薄云天、是千金一诺，是人们在绝望与不平中唯一的希望与幻想。

“侠义”在中国的雅俗文化中都不可或缺。司马迁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李白云：“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张丹枫的剑、寻欢的小李飞刀、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又是多少人的向往。

又为什么读金庸？

武侠的世界里自小畅游许久，《飞红巾》是我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七侠五义》《杨家将》《呼家将》《隋唐演义》《岳家军》这些忠义小说装点了我的童年，求学生涯我把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小说都看了个遍，大学毕业后就只读金庸了。

那么，又是为什么“只”读金庸？武侠的世界里，梁羽生、古龙、金庸，同一个江湖里截然不同的武侠世界。梁氏之书，如唐诗之贵气，对仗工整，招式精妙，侠客出身高贵，形象鲜明而高大，为大众谋福利，赴汤蹈火，令人景仰却敬而远之，读梁氏之书要认真地记忆。古龙之书，如元曲之市井气，不拘形式，一招致敌，出名的英雄大都无门无派、放浪无形，喜酒、喜女人、喜朋友、喜寂寞，常做些对他人有利却又刺激自己的好事，古龙之书如“圆月弯刀、羚羊挂角”，读古氏之书要认真地想象。金庸之书，则如宋词之灵气，不拘一格、常变常新，小说人物出身不同、性格迥异、虽饱经沧桑却不见风霜，成长过程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有侠性有人性，可由乔峰执铁板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亦可由郭襄持金针念“风陵一见误终身”，读金庸书要认真地品味与思索。

为何只金庸？在我这个再忠实不过的读者面前，便是“梁古之人物千篇一律，金庸之灵魂万里挑一”。金庸先生在1955-1972年这段期间，把他的江湖从理想写到现实，从解元写到文盲，从文武双全写到无武无侠，变幻莫测，但万变不离其宗，金庸笔下的人，“佛为心、义为骨、情为表，一技在手，风雨江湖路”。我们一起来探这“义骨”。

01

家国情怀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的小说，从现实中来到故事中去，武侠是在历史洪流中的武侠，江湖人物的活动要置身于国家大事之中，尤其置身于外族入侵、动乱不安的改朝换代之际，这样家国冲突才激烈，才有主人公人生理想的实现，“大我”与“小我”的苦苦挣扎中才有“自我”的牺牲，才有“不可为而为之”。

陈家洛，让我想起了“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什么都是错。他出生错了，一出生就被掉包，忠于汉室便难以忠于乾隆，孝于母亲就难以孝于父亲；他位置错了，一个没有领导力的人当了领导人，能谋而不能断，能软而不能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决策错了，他面临着喀丝丽与驱满复汉大业的抉择时，居然笨到相信乾隆，将喀丝丽送给乾隆，以便他答应驱满复汉，结果是损了佳人、丢了爱情也未让乾隆改清为明；他连练的功夫都是“百花错拳”，“百花”易敌，“错”字难当。一个文武双全、风度儒雅、地位崇高的人在政治家面前一败涂地，他的败我们从一开始就料想到了，但仍然与之共同挣扎。

郭靖，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宿命，勿忘“靖康之耻”方有郭靖杨康之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人同样的出身，不同的结局，到底是为什么呢？环境、性格、压力使然。郭靖母子自幼生长在蒙古荒漠，艰苦的环境以及蒙古人精犷豪迈、简陋直爽的文化习俗培养了郭靖的纯朴、厚道的人格，他救哲别、救拖雷、误杀陈玄风等历练和杨康在王府大院里学的招术截然不同，杨康学的是知识，郭靖长的是能力。还有他没有“安邦定国”的抱负，也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他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侮，为民造福“。这件事虽然简单，但“仁”在心中，“义”在心中。他大智若愚，个人生活无大事，全任凭黄蓉安排调遣；然而家国情怀无小事，在关系到民族危亡以及有违师恩、承诺等价值观之事上，郭靖立场何其坚定。

道理很多读书人都懂，子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做到的甚少。郭靖的答案是这样的：“范蠡当然聪明、但象伍子胥、文种那样，到死还在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为何“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什么是真正的“侠义”？拿来标榜、拿来宣讲的，一定不是，真正的“侠义”是你真“信”、真“做”，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重莫如国，栋莫如德。陈家洛、袁承志、郭靖、乔峰，都进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历史结果不能已然知晓，只能在过程中去演绎个人人生了。他们被先生赋予崇高的使命，注入了家国情怀，故陈家洛、袁承志只能失败，只能退隐江湖，郭靖、乔峰只能为国捐躯、为民自尽。

但是，正因为“不可为而为之”，有些人虽然隐了、死了，这些人却永远活着。

02

江湖道义

道可道，非常道。江湖是不讲道理的，然江湖是有道义的。江湖是见不得恃强凌弱、容不得倚贵欺贱的，我所理解中的江湖之人，应该是“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胡斐，应该是“厌恶政治、崇尚自由、率性而为”的令狐冲。

雪山飞狐胡斐，武功高妙、聪颖敏捷、率性而为，从小在商家堡闹事就显示出其机智、幽默。对于达官贵人，胡斐软则骗，硬则逼，他最见不得穷人受欺负。为了给素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报仇，胡斐不为心仪之人袁紫衣之美色所动，不为恶霸凤天南的收买和哀恳所动，也不为北京城里的众军官兼武林同行的面子所动。

江湖浪子令狐冲，一出场就“受伤”，一路出现一路输，从华山派的大弟子变成内功全失之人，一路上人人都可以欺负他。但这样一个“病侠”却感动了书中大多数的人：真小人田伯光、小尼姑仪琳、大尼姑定闲师太、圣姑任盈盈、天王老子向问天、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华山高手风清扬等等以及书外的人们。他凭什么？凭的正是侠义。行侠未必动武。心中的侠义是他的骨、他的武、他的道。他舍己救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之脑后；他内心坚定，不在意世人的看法与评价；他坚信纵使正邪有别，不恃强凌弱、不以众欺少也是天大的道理不能违。令狐冲厌恶政治、追求自由、不喜羁绊，他是林语堂书中“放浪者”的代表，“在这个民主主义和个人自由受着威胁的今日，也许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会解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都变成有纪律的、服从的、受统驭的、一式一样的大队中的一个标明号数的大兵，因则无声无息地湮没。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历害的敌人。他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现代一切文明都靠他去维持”。

胡斐、令狐冲，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朱家、郭解，“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人们爱看小说，很多时候是在小说中解答现实的困惑，找寻自由与向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多少都曾幻想着自己精彩而不凡的人生，但赤子之心、初心不改往往是内心美好的向往。人人都想成为令狐冲，但大都活成了岳不群。“侠”之所以为“侠”，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不变的道义。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03

盗亦有道

侠义天下，盗亦有道。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江湖也从来不是正邪两立的。初看韦小宝，与“侠义”真实八竿子打不着一处。韦小宝出生于妓院、发迹于皇宫，没文化也不会武功，却招摇撞骗得钱财无数，娶了七个老婆，最后还全身而退、隐遁江湖，真是没天理。乍一看，韦小宝贪婪、狡诈、自私、无耻，曲意逢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令人不齿，这个世界，就是被韦小宝这类人玩坏的。

金庸怎么会在他的侠士英雄的天地中，创造出这样一位非侠、非英雄的小人物乃至小流氓的形象来呢？我想可能是先生长期思考、妙悟的结果吧！现实生活中陈家洛、袁承志、郭靖、乔峰没有，胡斐、令狐冲难寻，为我们千千万万读者写个接近现实、接地气的人物吧。置于现实社会中，韦小宝又变得丰富起来，尽管他高帽必备、追逐名利，但是在这生存第一的原则下他仍有底线。我们再看，韦小宝不是英雄，不是君子，但绝非坏人。尽管他目不识丁，但他从评书中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他插科打诨，但他对康熙有忠，对天地会有义，对母亲有孝；他贪财不爱财、好色不淫荡；他宁肯当乌龟，也不愿当吴三桂。

有人说，先生的逝去带走了有血有肉的侠义江湖。我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先生之武侠，“佛为心、义为骨、情为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人的地方就有心中大义。

“昆明劫持事件”中，每一个都是平凡生活里的小人物，然每一个人都是“用义为骨”不平凡的“侠”。被劫的男孩小万，如同商家堡中有勇有谋的“小胡斐”；蓝衣记者，如同初出江湖被绑在襄阳城对面却毫无畏惧的“郭襄”；跪在歹徒面前的便衣警察，如同在大理城边的乔峰，抱着必死的决心，跪在歹徒面前，不停向歹徒请求，愿意用自己作人质，换回孩子，“虽千万人吾往矣”。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本身并没有意义，是人使存在具有了意义。先生之江湖已远去，侠义之江湖留人间。

文: 叶志伟

图: 部分来源网络

排版: 专栏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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