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最负盛名的一首诗《忆故居》，写尽了半生的孤寂与无奈
1937年，随着日本打开侵华之门，时年47岁的陈寅恪因此结束了他在清华十年的教书生涯，辗转流离于香港、广州、桂林等地，于1942年后在成都办学的燕京大学任教。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寓居成都的陈寅恪兴故乡之思，亦感慨时局迫人，写下这首《忆故居》。
陈寅恪故居
《忆故居》序：寒家有先人之敝庐二：一曰靖庐，在南昌之西门，门悬先祖所撰联，曰'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 瀛’；一曰松门别墅，在庐山之牯岭，前有巨石，先君题'虎守松门’四大字。今卧病成都，慨然东望，暮景苍茫，回忆平生故居，赋此一诗，庶亲朋好友之者，得知予此时情绪也。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陈寅恪一生作诗良多，此一首最负盛名，为后人传颂最多。诗的字义易于理解，是陈寅恪怀念故乡，感慨个人与家国命运而作。但探究此诗背后，是陈寅恪苦痛于先哲身后之学将坠，身体残破难以为继的落寞与无奈，也佐证了1945至1949年为何是陈寅恪晚年著述和学风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之一。
陈寅恪
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
陈寅恪的一生是孤傲的，这种孤傲，一方面是因为其学究天人，为当世仅见；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的理念。
曾有人称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是“百科全书般的占有”和“百年来第一人”。比起同代人，陈寅恪在对中国文化的俯瞰上已经取得一个“一览众山小”的至高点。
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则在1937年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时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此气魄，舍我其谁。
著述等身，高山流水的陈寅恪，一生与其“知心交命”之人，惟有同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名盛一时。广纳东西文化及治学理念的王国维与早年辗转各国留学、“开眼看世界”的陈寅恪意气相投，许以为忘年之交。
四大国学大师
昔人已乘黄鹤去，四海无人知我心
1927年，王国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于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溘然长逝。
王国维身后，陈寅恪为其亲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以此表明心曲，学术之研究必持之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然而当时的社会思潮涌动，新学之显赫与旧学之式微，昔日朋友高徒也逐渐投向新学。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正是陈寅恪感怀山河破碎，战火涂炭，文化凋零的同时，能够预见到战乱的结果无论是哪一方取得胜利，都必有一新时代之到来。而新时代之道德风习必对旧者产生冲击，深感自己“不问政治，只专学术”的思想意志再难以实现，“凄凉”之语在此。
双目已盲人事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时局交替，深感文化凋零的陈寅恪，也经受着疾病带来的困扰。
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特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陈寅恪决心赴英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他的眼睛视网膜脱落，而妻子唐筼则长久以来饱受心脏病的困扰，夫妇二人可以在伦敦接受先进医术的治疗。
其二是当时伦敦博物馆等机构展出了从大陆盗取的罕见的中国历史文献，对于这位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有着无尽的吸引力；
其三是国内局势动荡，陈寅恪希望在伦敦任教以求得“不问政治，只专学术”的愿望。
但也许是命中注定，1939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致使香港至欧洲额轮船停航，陈寅恪于1940年前后两次飞抵香港，并且在港停留两年，都只能望洋兴叹，没能搭上开往英伦的海轮。失意的陈寅恪面对日军的胁迫不得不再次出走。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感，也有命运捉弄，望洋兴叹，无力回天之慨。
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如愿以偿赶往伦敦。但1945年的陈寅恪双目因为视网膜严重脱落，已经失明，即便是英国的名医也回天乏术。双目的失明对于一位学者的打击可想而知，这一点在于他晚年的著述时“只能让助手时刻笔录”“衰疾日增”，“复有凝滞费搜寻”等情况中可窥一般。
晚年陈寅恪艰难著述
在此以后，陈寅恪常苦痛于传统文化的式微凋零，学人独立自由意志的沦丧，这种苦痛贯穿着他的晚年，随着新学思潮的推进而弥之逾深，直至“消亡而后已”。
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悼词：“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