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严复“五四”买房记
《北京青年报》2019-5-27刊发
“五四”那一年，严复在北京购置“豪宅”？
——以新近发现的严复与张元济“佚信”为线索
肖伊绯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献，少有披露的相关史料，似乎也因着这一历史机遇，以“纪念”的名义纷纷现身。社会各界或办展览，或搞拍卖，以种种行动来纪念“五四”百年，而对“五四”历史感兴趣者，也总能从中获见不少珍闻逸事，颇觉新奇特别。
新近发现的一组两通严复（1854—1921）与张元济（1867—1959）的通信，乃《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与《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均未收入的“佚信”，即将在某大型拍卖会现身，又为后世读者对“五四”的解读带来了一番新奇意味。
原来，1919年11月14日，“五四”运动爆发半年之后，曾经的北大校长、首倡天演进化论的著名学者严复，没能与时俱进、老当益壮，没有投身“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因为老病缠身，正卧病于北京协和医院。不过，在入院诊治期间，严复也没闲着，就在北京又新购置了一处房产。交房在即，急需用款，数额竟达银圆一万二千元之多。
◎严复为凑足房款，定活期存款都提
为此，严复迅即给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张元济写了一封“快信”，请火速将其存在馆中的定活期存款提出，凑足一万二千元之数，通过上海的中国银行汇兑至北京。且看二人通信原文，转录如下（无法辨识的字迹以¨标示）：
（一)严复致张元济（手札）
菊公赐鉴：上午蒙枉顾，极感。相讬汇款一节，刻查若由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敝处新置房子，不日该处业主来，订于阴历九月廿九日交割，彼方既已交房，此方自应同日交款。不审我公何日可以抵沪。如九月廿五日内可以到头，则照¨¨信兑，敝处自可届期得银，若屈计时间偪促，汇到未必如期，即请嘱其电兑。再者早起所言之款，係云一万一千元，但恐尚有别项用度，应请改为一万二千元作兑，荷来至感。¨¨划款之法，自应先侭活期，不足再划定期，划后所余多少，请属出纳科见示可也。另，敝处活定各折¨汇¨交京报孙伯恒兄寄上。不¨手此¨¨，即颂行安，无任以感。弟复，十一月十四日（即九月廿二日）亥刻泐。
（二）张元济复严复（信稿）
受信人：严又陵，住址：北京汪芝麻胡同七号
本日奉到十四日亥刻手书，展诵祗悉。此係快信，于十五日所发，发时通车已行，故必须后一日。然十七日总可抵沪。乃迟至今日始行递到，又由棋盘街转至宝山路时已午后，即交分庄科开车发款，与银行接洽，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但来示谓无须汇水，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元济前承面示，此款至迟可在阴历十月初十日付清，故曾商伯恒，嘱其陆续发奉冀省，汇费今既提早，祗得由沪兑去，如尊处能向银行索回汇费，则亦并不吃亏也。查尊款活存项下，祗有九千余元，今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尚祈鉴察。又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亦祈明示，以便转知会计科照办，是为至幸。伯玉兄赴鲁省，未知何知何日返京，顷亦有信，恕不另覆矣。
八年十一月十九（晚）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通信稿
◎严复心急火燎，张元济有条不紊
上述一通严复致张元济的“快信”，为严复手书，时为1919年11月14日晚，次日从北京寄出。五天之后，11月19日，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到此“快信”，迅即于当晚拟出“信稿”（铅字排印稿），于次日一早寄发。
然而，可以试想，按照当时的信件邮寄速度，要在两天之内，要赶在严复所称的交款日（即11月21日，阴历九月廿九日）之前，将银圆一万二千元从上海汇至北京，无论采用信汇还是电汇，似乎已经没有可能。
虽然，张元济在复信中强调，“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意即如果11月20日电汇，身在北京的严复当天即能收到，即便再缓一天，11月21日电汇，亦可。但是，张元济在复信中亟待严复解答一些具体问题，还需其复信寄至之后，才能向其汇款。这一来二去，来回耽搁，无论怎么“快信”，要在一两天内把这笔款项汇出，恐怕确实难以办到。
原来，严复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的存款，活期存折上已“余额不足”，“祗有九千余元”，张元济“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这样提前取款自然会造成存款利息的损失，这一问题需要事先知会严复，并需要其示意可行。此外，张元济还向严复询问，“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这也是必得明确的一个问题。至于严复信中曾提到“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一节，张元济也明确回复称，“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
可见，关涉到个人利益问题，张元济是非常谨慎细致的，操办具体事务也极为稳妥，并不因“事急”而“情急”，在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或示意时，是不会自作主张、急事急办的。比严复小13岁的张元济，在急于购置房产的前辈师长与重要客户面前，倒是显得少年老成，办事有条不紊的。
◎急严复之所急，张元济借款应急
那么，严复“快信”催办汇款之事，究竟有没有下文呢？《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关涉此事的严复致张元济信件，故而无从确知此事后续如何。好在《张元济全集》中还收录了关涉此事的两通张元济致严复信件，可以从中窥见张元济办事虽认真稳妥，可最终还是急严复之所急，采取了“应急”之法，虽时间稍有滞后，可毕竟还是将此事圆满完成了的。
1919年11月24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再次提及“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前函业已陈明。再尊处活期存款业已无余，而定期存款随时支拨本为定章所格，祗能偶尔通融。查尊处定期存款共有三户，除前拨三千外，应请在某户内再行总拨若干，以便随时应用，庶于办事上不致窒碍”。通过信中的这些内容，可知除了再次向严复表明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将导致利息损失之外，张元济应当已经在11月24日之前将汇款之事办妥，且还提醒严复需再从某个定期存折上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出来，“以便随时应用”。
1919年12月5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称“嗣又奉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惠函，知前寄去中国银行已经递到”。于此可知，严复至迟在11月24日，已收到汇款。张氏在信中又称，“属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当交会计科详查”，于此又可知，为凑足一万二千元银圆的汇款，除了提取严复的活期存款九千元之外，另外三千元由于等不及严复复信明示究竟提取哪一张定期存折，张氏可能因之临时拆借了公款应急，故前函有“祗能偶尔通融”之语，而严复亦知此应急借款实在是“破例”之举，故即刻在复信中亦明确表示，“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
据《严复集》中所录《严复日记》可知，1919年初，严复尚在福州郎官巷家中养病，病情危重，1月21日时有“病发几殆”之记录。6月间，至上海诊治，似有好转。10月12日，自上海登轮赴天津；10月16日，“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转入协和医院诊疗。10月25日，“往看新居”。11月6日，“受总统任命顾问”。可能正是因为出任总统顾问一职，让已经步入人生暮年的严复并没有在北京诊疗之后即刻离京返乡，而是选择了购置新居、暂寓京城。
时至11月21日，《严复日记》中并没有提到新居交房交款之事。但在11月22日，“得菊生快”，确实是收到了张元济的“快信”。次日，“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又再次收到了张元济的快速回复（可能是电报），且还收到了中国银行的汇款。之后一个月的日记中，严复并没有记载这笔汇款的用途与去处，只是在12月27日，提到过“午后二时，回至新寓”，可知其已然住进了购置的新居。
◎严复新居属“豪宅”，或抵鲁迅所购四合院十二座
虽然并不确切知晓，严复于“五四”那一年，在北京购置的新居究竟在何处，不过其急需的那一笔汇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一款项，若全部用于购置房产，那可绝对是顶级“豪宅”。那么，这一款项，当年究竟有多大的购买力，若全额用于购置房产，又将有何等的规格与配置？在此，不妨就以鲁迅（1881－1936）所购四合院为例。
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银圆八百元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将银圆约二百元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全家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银圆一千元。
以此类推，还暂且排除1919年可能较1924年的物价更低一些的客观因素，就径直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物价标准，严复当年提取存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如全部用于购置房产，至少可以购置如鲁迅所购的四合院达十二座之多。如果是用于购置一所房产，其内外部装修及基本设施之豪华，可谓超乎想象，毫无疑问的属于顶级豪宅了。
遗憾的是，这所顶级豪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已无可寻觅其确切地址。不过，尚未搬进新居之前，严复在北京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如今倒还可以一寻踪迹。汪芝麻胡同，今属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位于张自忠路南侧，呈东西走向。这一条胡同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南与汪魏新巷相通，全长四百余米。
这条胡同明代属仁寿坊，因有一汪氏纸马店而得名。所谓“纸马”，是祭祀用品的统称，包括纸钱、香烛、银箔等等，汪纸马胡同正是因为有一家汪姓人开的卖祭祀用品的专卖店而得名的，至清代时，因“纸马”与“芝麻”发音近似，遂又称汪芝麻胡同，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胡同里尚存不少富有历史价值的“豪宅”，如28号、35号、45号、49号、53号、56号以及59号院，据说都被列为了东城区第二批四合院挂牌保护院落。只是未知严复曾寓的七号院何在，亦不清楚是否一百年前的院落排号与今有所不同，此七号院或即上述诸院之一？
◎“豪宅”住了不到一年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还是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严复都没能在这些居所中逗留太久，都未能在此中安享安养一番。次年秋，1920年10月19日，“自京南行”，仍是循着先前的由福州至北京的路线，返归而去——先至天津，再于10月21日转赴上海，再转归福州。此行乃是为返归福州“避冬”，因久病体弱，严复已经不可能再在北京过冬了。10月30日，终日为失眠症、咳喘病、鸦片瘾折腾得寝食难安的严复，终于带着一身沉疴返归福州郎官巷旧居，定居了下来。为治病四处求医问医，甚至向道士求丹，还服下了“罗真人符三道”的严复，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一年之后，1921年10月27日，猝然病逝于家中。
至此，严复在北京斥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再无下文，或已被亲友变卖，或长期闲置租赁，都不再为人所知。若不是新近这一组两通“佚信”的现身，这一所严复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的“豪宅”，恐怕还永不为世人所知罢。
出人意料又似乎预料之中的是，1921年严复的逝世，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哀恸与反响。那些曾经手捧着《天演论》与《原富》，热议着《群己权界论》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文化先锋们；那些读着“严译西方学术经典”成长起来，心存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座右铭、高呼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新青年们，对这位“西学、中学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的猝然离世，竟无暇一顾。
这或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恶劣有关。军阀割据、战火涂炭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生存尚觉渺茫，自然对这位渐泛遗老气息、无法与时俱进的老人更无关注之意。与此同时，严复本人也更注重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经营，更关切自身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对曾经作为其忠实读者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新青年们并不太多关注，更谈不上投身其中，甚至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水准，还颇有微辞。当然，转念思之，在严复死后十年间，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黄节等学术大师相继离世，而关于这些人物国葬与碑传的相关报道、悼念专集与文集处处可见、至今可寻；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境况相比较，严复的晚景凄凉与身后萧瑟，着实也令人感触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