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诗刊】戴潍娜:诗是最后的避难所

以前大家见面打招呼都爱问:“你吃了吗?”自从写诗以后,打交道的方式变了,遇到朋友会关心,“最近在读什么书?”这好像是一种更本质的交流方式。马上就要双十一,当中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网民正在消费时,有一间小小的屋檐下,百分之0.0001的人正准备跟诗歌一起消磨一段时光。我想说,这百分之0.0001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孤独。

所谓的,心有多大神庙就有多大。当你相信永恒时,你的一部分已经为永恒所接纳了。文学的屋顶,今天看似狭小,只能装下百分之0.0001的人,无论何时,都可以成为无数人心灵的避难所。

多年前,梁漱溟发出灵魂拷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很多人说,会,一定会!但也请一定允许悲观者存在。这种时候阿兰巴迪欧跑出来说,“让我们去爱上垃圾,爱上这个将要完蛋的世界,爱它们到尽头,一直挺下来,熬出头,带着勇气忍受,在不可能中实践可能,站到命运的另一边去,直到让我们自己都惊奇为止。”这大概也是诗歌的人生态度,在命运的另一边,永远有那个惊奇!即便此刻很孤独,即便那些二十年前说“莫欺少年穷”的人,已经在说“莫欺中年穷”了。

一说到穷,就绕不开我们现代诗人了!现代诗人们的处境比起古代诗人还要差一大截。人们会对“诗人”感到好奇,好像诗人就该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提到“诗”则一定在永远到达不了的远方。我曾碰到一位年轻导演跟我说:“要不是见到你,我都不知道还有活着的现代诗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完美诠释了诗人的选择:“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得太久的代价,就是来自大众的隔阂与误解。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接触民间诗歌圈,好似加入了一个诗歌丐帮,他们当中有一些今天已经是著名诗人,但在当时,一个个天赋异禀,穷困潦倒,活着就是为了诗。诗歌丐帮里很多人收入很不稳定,毕竟一个读过凯恩斯的人,人间已没有太多适合他的工作;毕竟每一种伟大的激情,都饱含艰辛。

诗人们或通宵喝酒或通宵写作,自费印刷自己的诗集互赠诗友,可以不买房,但绝不能不买书,几乎每个诗人家里都是书从客厅一直堆到门口,从书架一直堆到床上。当然,其中也不乏诗歌致富的案例:比如有一位女诗人就曾因为自己的诗集卖不出去又没有地方搁,迫不得已买了一间车库专门存书,十年过去了,诗集还是没卖完,但车库增值了十倍。这个故事大概非常正能量地证明了,好看的皮囊全凭运气,有趣的灵魂我们也可以自食其力。后来这位诗友把这段经历又写进了诗里:一切生活皆素材。

身处文学萧条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也许买不起几斤猪肉,但文学生活永远充满魅力。

我至今记得自己文学专业毕业后第一天去研究所上班的情形。当天恰巧有位民谣诗人来《世界文学》编辑部拜访,一位即将去西藏支边的老师搬出了她好久没弹的一台寡妇琴,然后一群人就围着吉他唱起歌来,精通罗马尼亚语的诗人哼起罗马尼亚小调,研究俄罗斯戏剧的老师唱山楂树,翻译日本文学的老师唱演歌,很快狭窄楼道里各个语种的老师们闻风赶来,西语的英语的德语的梵语的,几十种语言一锅炖。在那些陌生语言的歌声背后,对初入社会的我而言,是一个辽阔、丰饶又充满惊喜的世界,我从那些歌声,还有跟文学长年的交往中,不断感受到自身的匮乏,而这种匮乏带来的不满足,饥饿的感觉,恰恰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所需要的存在感,是鲜活的创造力的源泉。也是那时候,我意识到文学生活是如此诱人,文学让我们脱离了那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汇入到浩瀚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升华的生命力量,它帮助我们塑造了生命本身。而我们自己的人生,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最昂贵的“艺术品”——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创造性的生活着的人,都是一位诗人。 只要还在写诗一天,就还没有成年,就还青春正好。

前年雅西诗会上,一个罗马尼亚少女起身向我提问,我顺道询问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女孩的回答令人惊异,她说印象里的中国人外表严峻,内心温柔,我没好意思反驳她,但是心想,嗯,还是不太了解我们神秘的东方啊。没想到,她又继续说,这份特别的温柔敏感并不来自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中国延续千年的诗歌传统,是他们诗性的祖先的醇烈情感,通过一代代的诗词吟诵,在一辈辈血液中流淌。我当下吃惊于一个不足十六岁的异国少女对陌生之地竟有如此洞见,触及到了我们最残酷又最骄傲的一切。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反诗的,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粗鄙化的威胁。但先辈温暖的热血难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那一个个虚幻的人物,被拯救出来,化作了诗歌,化作了命运,化作了永恒,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塑造了我们最内在的情感音色,成为了人性最深沉的一部分,那持续创造的一部分。

而这,也是我们与区别于工具和工具人的爱与体验。可以说,文学始终向我们提供着崭新的命运机会。一个人最后可以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生命,生命的热烈,以及作为一个独特个体散发的魅力。一个人如果仅仅拥有学历、财力、权力,而全无诗性的魅力,人就仍然还是失败者。以成功学指导人生,是很荒谬玄幻的,甚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学。即便如今我们距离财富自由还有一个亿,也不妨碍主动结束一种账单人生,告别社畜无处不在的焦虑,去享受生命的飨宴,用行动做梦,用生活写诗,去过一种诗意的生活。

这个流量时代,一打开电脑手机,满屏满眼都是很潮的网络流行语时,甚至很多城市的霓虹灯也开始“土味二次元”化,什么“人生巅峰”,什么“今天我是柠檬精”“有内味了”“奥利给!”好像说什么不带几个潮词儿就证明自己老了。我们整个语言环境是下沉态势,往所谓的接地气靠拢。原本想象一下,公共空间里的标识性语言,应该是更迷人更高妙更典雅的,高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但有一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在往网络化语言无限靠拢时,那些流行语看似新潮,但真的是最新的吗?总是有一些古老的吸血鬼,潜伏在年轻人头脑中,吸取最新鲜的血液。这也是今天诗歌还能做些什么的设问?作为最高的语言形式,诗歌要帮助我们去抵抗那些古老的吸血鬼。那些看似新的背后可能是最陈腐的头脑;那些装得有趣的,可能仅仅只是滑稽;而那些跟不上时代节拍的沉迷于悠远传统的倔骨头,它们也许才是真正的摩登。历史并不是线性的,我们今天仍然会惊叹于往昔诗人们的创造,尽管很多人抱怨读不懂,抱怨他们不说人话,但不可否认那些语言依然是好的,是美的,是最摩登的。

诗人们的语言里,有一个最摩登的人才可以拥有的思想和生活。此刻一窝蜂的网络化表达,是向庸人无限靠拢,是因为无安全感而走入人群。 猛兽独行的年代一去不返,大数据迎来蟑螂欢腾的世界。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究竟是拥有了更多,还是更少的创作自由?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诗歌为信仰,以诗歌为时尚,以诗歌为生活方式的几千年的诗歌文明中,当下中国依然是日产诗歌十万首,每天的创作量超过一部全唐诗。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如今,每一块电子屏背后都完全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的诗人,又或者绞杀艺术的杀手。当所有人都可以在网上敲下几行分行的文字,所有人都拥有话筒时,他们又会不会集体宣判艺术的死亡?

在大数据的环境中,每个人随时随地留下痕迹,人类所有恶俗的趣味都暴露在广场上——而那些原本应该是一个文明人所羞于呈现的,是文明所压抑的部分。没错,文明有时候就是要教我们虚伪,否则大家就倒退回动物了,连一件虚伪的衣服都不用穿。我们先把恶俗暴露数据,数据反过来通过计算又将更多的恶俗投喂给我们。当有一天我们习惯了信息投喂,就好像习惯了某种特定口味的饲料,再吃到真正有营养的东西时,我们的胃就很可能会消化不了甚至会有非常激烈的应激反应。当绝大多数人都彻底适应了粗鄙时,精致反而会构成一种冒犯。

不管怎么样,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写到那样,诗歌依然在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 只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还没有被彻底压扁为一个个数据,只要千妍万丽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格式化,文学的时代就不会终结。

曾经的1980年代,几乎每个青年都有一个文学梦,30年后,文学日渐边缘化,时代的抒情性也在慢慢消亡,人们都忙着去做一些更实用的梦了。但总有那么一刻,在噪音环绕之中,人们还是会重新想念起诗酒趁年华的美好光景。诗歌依然对世界保持着亢奋的发问状态,它始终在安慰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人物简介 /Profile/

潍娜,诗人、青年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曾荣获2014中国·星星诗歌奖年度大学生诗人;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大诗人;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等。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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