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 徒劳和努力
与朋友聊天，漫无边际的谈论诗坛现状。从我这一代诗人扯到最年轻的一代，从国内扯到国外。有些话题很有意思，也让我了解了一些过去知道但不是那么清楚的情况。朋友长期在国外呆过，近几年也是一年要出去好几趟，应该说对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被接受的状况很熟悉。他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在国内听闻到在国外的一些诗人的事，其实都带有被神话了的色彩，中国当代诗人除了极少数人在国外还有一点点影响外，大多数人别人根本不知道，就是那些所谓的有点点影响的极少数人，也不是国内的人想象的那样风光，基本也就是处在二、三流的影响范围内，而且有些人的影响还是靠着在国外混人缘来建立的。听到朋友这么说，我有些释然。觉得自己没有把精力花在想要与国外的什么流通圈建立关系上是对的（也许是我根本建立不了？）。朋友也说了，西方文化圈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既然你们是生活在一个极权环境中，每天面对着制度性的邪恶，那么不反对极权，不在平日的言论与作品中表现出对它的反抗，就等于没有尽到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没有体现写作者基本的良知和正义感。他们才根本不管你从艺术的角度所做的那些对民族语言有益的探索，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呢。但是现在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几乎没有谁把自己的写作建立在直接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对抗之上。尽管中国当代诗人可以陈述一万条理由来告诉西方人，我们的写作其实是在保有尊严和对自由的追求，至少也是在拒绝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的，其中仍然体现了最基本的正义、良知和善。但西方人并不领会这样的辩解。文化先进国家的傲慢让他们使用着一把带有很明显想当然意味，并自以为有普世价值的绝对之尺来衡量着中国当代诗歌，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中国当代诗人要想在西方被称赞，并获得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认同，进入到主流的世界文学叙述中去的确太难。
但尽管这样，我知道近年来还是有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特别热衷于进入国际诗歌圈进行交流活动，而且这种进入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在与国外诗人的交流中打开自己的视野，长出一些见识，以便对写作本身有所帮助，而是希望不断地出现在国际诗歌交流的现场，让那些外国诗歌同行知道自己。本来，他们愿意这样干别人也没有什么权力干涉，只是情况到了后来，一些不明究里的外国文学人士以为他们见到的就是中国当代诗歌领域最牛逼的人物，读到的作品也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好状况。而他们自己呢？在外国人这样以为时也以不无暖昧的态度默认。先不说他们到底算得上算不上中国当代诗歌写作领域里最好的诗人，只是我感到，当外国人这样以为时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中国当代诗歌就那样了。他们心里也许曾经有过的，想更深入一些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心思会就此打住。这样一来，形成的一个事实是对其他中国当代诗人的遮蔽。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在乎这种遮蔽。他们的写作也完全不是为了要获得被人欣赏。但是，如果意气用事一点，人们当然可以说，凭什么啊！这不是在让别人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水平产生误解么？的确，就像上一节所说的那样，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地位不高，那么这种不高是不是与此种情况有关？也许真还有那么一些关联吧。事情到此，我觉得说一说那些一天到晚惦记着国际诗歌交流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看作很没有意思的事，大概就不能算是太理谱。而谁都知道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在国外活动，搞朗诵、开交流会议，或干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特别花时间费精力的。属于能够耽搁写作的事情。因此我们的确看到有些热衷于进入国际诗歌圈交流的人，可能曾写出过不错的东西，但这之后写作不是进步而是停滞甚至退步了。原因就在于那些事占了他们太多时间。
写到这里，会不会有人认为我这是看到别人频频出国参加诗歌交流活动，心里不平衡，以至于在发泄不满。如果我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也许有点虚伪，但主要的原因的确不是这个。一九九八年，我在参加完“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后到柏林去看朋友，在那里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以流亡身份在西方到处走动的前诗人，他劝过我干脆不要回国，就在国外呆下去算了，但是我没有接他的话茬，并在心里拒绝了他的建议。拒绝的原因很复杂，从小里说是当时我的家庭，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下子就遁地似的跑掉，再之我根本没有一点外语基础，要在西方呆下去太困难（在当时，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我通过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看清楚了一点，哪怕是拉美国家，像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家的诗人也是属于西方文明背景下的诗人，除了现实处境带来的不同，与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譬如宗教给他们的东西——是一致的。而中国诗人所依附的却是另一个文明背景；这一背景产生的文化，它带来的理解世界的方法甚至得到的一些结论，对于西方人来说，一是理解起来有文化转换的难度；二是很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加之还有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的现实隔阂。在如此的前提下，中国当代诗人要获得认同，并让西方人承认太困难了。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也很简单，好歹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用汉语写作能够阅读的人已经是数目庞大的了。到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事实上也是，如果一个中国诗人的写作能够获得汉语读者的普遍认同，或者说征服了汉语读者，那么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事。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写作的努力方向已经十分明晰。何况不管是用哪一种语言写作，要真正的搞懂这门语言的奥秘，做到自由、有效地支配它，对于任何写诗的人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仅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得到更多的体会罢了。
既然如此，我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当代诗人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的确感到不管是我这一代诗人，还是后来的，现在闹得很欢腾的70、80后诗人，虽然都信誓旦旦，有些甚至长篇大论地谈论着对诗歌要干什么的认识，一付诗歌革命家的派头，但真正把注意力放在写作上，花了大力气脚踏实地干的人并不是很多。反而让我看到不少人振振有辞地谈论着写作的困难，要用这方法、那方法去改变它，结果是其谈论的姿态性成份太多而能够落到实处的内容很少。也就是说，在写作的注意力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诗人中不少人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名声的追逐的。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不那么张牙舞爪，有些人则表现的穷痨饿虾而已。这自然不免让人感到特别失望，觉得所谓的诗歌界这种本应该最清洁、最朴素的地方真的是也像当今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一片乌烟瘴气。当然，我也完全可以不失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这句一度盛传是毛泽东的名言，说明了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根本挡不住的。还有就是在这个普遍的商业主义的时代，对诗歌名声的追逐总比陷入经济的泥淖，把人最后搞得坏掉了要好一点吧。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不免为一些写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的写作才华，早年刻苦得来的知识储备，只要功夫仍然做得足，原本是可以使自己写得更好一些的，结果却被另一些东西给伤害了。在我看来，说穿了这仍然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行为。因为在文学的历史存在中有一个事实从来就很显明——文学的名声最终是建立在文本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支撑，再大的名声也只会是虚名。在生前，每一个人还可以用不停地活动来守住这一点虚名，可是一旦自己身归道山，还有谁管你个三七二十一呢！所以，我一直觉得不管怎么混，靠谱的事还是要以写作来完成。没有写出有份量的作品，一切都最终会变得扯蛋。
写到这里，这篇笔记好像完全跑题了。没有跑题也把问题扯远扯大了。这里还是回到前面说到想要进入国际诗歌圈的话题吧。朋友告诉我，进入国际诗歌圈，那是太难的事了，就像中国当代诗歌也有圈子一样，每一个诗歌圈子都有自己特殊的内涵。国际诗歌界圈的性质其实一样，如果要在里面混出名堂，不花个十年二十年功夫，基本上混不出来。他举了近几年得到诺奖的几位东欧诗人、作家的例子，说这些人都是在德国柏林呆了很多年的人，他们与另外一些东欧诗人、作家，以及西方诗人、作家，还有批评家早就形成了一股文学势力。听到朋友这样的介绍，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圈子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它存在着两种功用，一是如果圈子的水平高，在其中如果能够很好的交流，对写作的促进是明显有效的；二是如果圈子的活动能力强，可以影响广大的人群对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写作给与关注。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现在才存在，从古至今，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像晋梁时代围绕在王、谢、萧等大家族周围的文学势力；唐代王维、韦迪、祖咏等人的小团体，宋代以后的江西诗派，以及二十世纪以庞德为首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圈子，都是非常有名的文学圈子，他们的行为对整个文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只是现在看起来中国当代诗人要进入这样的能够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圈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碰上像俄国诗人布罗茨基那么好的运气，本来是被迫流亡，但一下子就与奥登这种文学领袖级别的人打上交道，并得到奥登的大力帮助。但很显然，这种机率太小了。何况在当代国际诗歌圈还有没有奥登这样的人物已是个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一些中国当代诗人虽然经常出去参加活动，但真正与那些现在西方文学界的显贵们一起出场的情况几乎没有。尽碰上一些二三流的西方诗人，然后搅和在一起。而这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只是蒙蒙人吧。
而且到了最后，很可能被蒙的是一门心思想要获得国际声誉的诗人自己。现在不是有那么几位写诗的人，写作的时候尽想着怎么能够效果好一点地翻译成外语了吗？为此，基本的当代汉语的语言形式都不要了，只是想着法儿在诗中罗织能够在意义上通过翻译减少耗损的材料。这样一来，历史与现实事件、文学典故、八卦传说，便成为他们大量堆积在诗中的东西。至于说汉语的语感，审美要素等成份，基本不管了。我知道之所以要这样搞，他们心中的那点小九九其实谁都能看清楚；凡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翻译不过去的东西，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诗在变成另一种语言时，让外国读者感到其中留下的东西是具有说明意义并且是丰富的，而且具有对别的语言的人来说是充满异域感的东西。这一点可以说的确很蒙人。要知道，文化的陌生化，有时候就是靠着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份展现出来完成的。但是我所理解的展现，是如庞德写《诗章》、艾略特写《四个四重奏》那样的展现，其中存在着对自己使用的材料的意义的重新组织，而不是像中国当代诗人中的某些人，在材料的组织中，不过是想要表现出简单的独特性，他们的诗最终让人感到的结果是变成了母语中的诗歌毛坯，处处存在形式与结构的破绽不说，其粗糙简直让人都要为他们感到羞愧。只是这样的东西翻译起来到是方便。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翻译家的亲睐。
我知道国内也有搞不清情况的人被这种情况搞得两眼放光，在他们心里觉得那些常在国外混的人都非常风光，真已经是文学领域的大人物了。对此我不好说什么。人家要信是人家的事。我想要说的是，我更相信一个写作者产生的影响是对他使用的母语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写作能够对正在展开的母语文学起到改变的作用。事情也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诗人写了半天，到了最后却连他的母语的读者都根本不买账，就是在国际诗歌圈里混得再风光又有什么用？而且我也不相信连母语读者都不认账的诗人，真能够在国际诗歌圈把自己搞得人五人六的。如果那样的情况出现，我只能什么都不说。或者要说也将之扯到写作之外来说。世界太复杂了，好多事情已经不能简单的只看表面的现象。而事实上在当代国际社会的文化格局中，政治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一直是明显存在的。很多时候，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很可能已经被卷入了某种国际政治的角逐中还不自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有谁还以为一切都很简单，写作者只是单纯的写作者，能够仅仅依靠信念获得个体尊严、人格自由的保持，我觉得已经根本不可能，事情其实也会显得非常滑稽。正是因为有这一点认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内心深处同情那些追逐着国际名声的人，因为这方面的主动权从来不是他们能够主动把握的住的，而是在那些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势力手里，给不给予他们他们希望得到的荣耀，完全要看一盘文学棋局的形势而定。而目前的事实是，一个中国当代诗人，很可能在这样的棋局中，不过是表现西方文化具有广阔视野，包容能力，甚至是好奇心，以及国际政治变幻风云的一颗卒子，怎么走完全要看政治形势，西方文化需要如何发展。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汉学家曾经亲口告诉我，世界文学没有中国照样完整。当时我还太年轻，不懂得他的话的真正意思。现在我懂了。与我聊天的友人也早已看清了这一点，之所以有时候还出去，他告诉我，不过是玩一下而已。还可以赚点出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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