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期：追考一段血脉（一）
前 言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
正如生活永远在别处，像呼吸的人感觉不到空气，游泳的鱼感觉不到水温，生活在那里的人，家乡已经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习惯，没有谁会为那些土生土长的文化感到好奇。距离太近，让我们丧失了对家乡一种起码的敬意。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何曾怀着由衷的感激和眷恋，恋之歌之哭之呢？
南下吧，北上吧，该有多少个年纪青青的孩子，从家乡失望的渡口出发，成为远方一个又一个无根的游子。独在异乡，才能掂出“故乡”两个字的分量。那片山水，那番人情，因为遥远而变得亲近，因为模糊而显得清晰。故乡，是一杆招魂的旗幡，是站在老家门槛上盼望的身影。魂兮归来，梦兮归来。乡音里，喊一声“老乡”太沉重。
其实，人这一辈子又何曾真正离开过故乡呢。所有落魄的告别，都是为了衣锦还乡地归来。我们人生的所有意义，都与故乡血脉相关。我们把自己的童年、少年或者青年留在这片土地上，又用中年以及暮年来回忆这片土地。
而现在，我恰好和故乡在身体与心灵上，保持着一段合适的距离，恰好可以进行一些诗意的缅怀，和进行一些冷静的追考。被我误解和轻视的故乡啊，该有多久没有这样深入地和你对话、向你提问了？
松滋城
（一） 一个名字，一段历史
“松滋”，一个地名，一个我心目中分量最重的称呼，一组人生中无数次在履历表籍贯栏下恭恭敬敬写下的汉字，它散发着我血液的温度，呈现出我皮肤的颜色，它的背后隐藏着我的生命基因和我的遗传密码。“松滋”，多么普通又多么特别的汉字，多么世俗又多么神秘的汉字，到底是谁，给休养生息于此的我们，取了一个千年不朽的姓名？
一个把名字看得特别重的民族，是不会随便杜撰一方水土的。松滋之所以为松滋，注定有它的道理和根源。在故字堆里众里寻它，在百度或谷歌上摸爬滚打，考据的过程，多像在用一根逻辑的丝线串起光阴的因果关系，我生怕在追溯的链条上，突然断裂掉某一环。值得庆幸也值得惊叹的是，几千年来，故乡的历史竟然用两个简单的汉字一脉相承下来。通过对“松滋”名称的追考，那段远逝的光阴逐渐复原、逐渐苏醒……
刘邦
那一年，汉高祖刘邦刚刚当了四年皇帝，面对打下来的那片广袤而蒙昧初开的江山，是该好好给它们一一取下属于这个朝代的名字了。也许之前这片土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但“松兹”作为正式的官方行政地名，终于在2211年前第一次被一些篆刻师傅们熟悉，并出现在呈送互往的信函奏章中，出现在乡亲以及朝臣的口口相传里。
地因人为名、因物产为名、因水系而名，因地形为名，因一个美好的愿望为名，从来就没有一个无缘无故的地名。郭子章《郡县释名》在荆州府松滋县下云：“以兹方产赡松也”，找到了找到了，松兹松兹，原来是这个地方生长一种名贵的松树呢。
改朝换代是件大事，一个朝代一个气象，一个朝代也有一个名字。汉朝气数已尽，三国演义刀光剑影，东吴孙权夺取了这块名为“松兹”的土地，离它被称为“松兹”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417年。改个名字吧，总归要留下一些新朝的痕迹。也不大改，在“兹”字旁加了三点水，变“松兹”为“松滋”。可惜，那些望文生义的原始内涵从此消失。
看着从尘封的历史中翻检出来的名字，站在源头的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可我很快发现，我的情感寄托其实并不可靠，承载那个古老名字的土地，其实与我的故乡无关。
《太平寰宇记》宿松县云：“本汉皖县地，元始中为松兹县，属庐江。” 其注云：“宿，旧也；谓系旧日的松兹。”宿松，远在安徽的一汪秀水，一片青山，那里才是古老的松滋，那里才是正宗的松滋先民。是谁在喧宾夺主？是谁越过整整一个江汉平原，把“松滋”两个古老的汉字带到或者借到我的故乡呢？
或许是孙权的后代太孱弱了，仔细一想，乱世中谁又能够守住那份祖宗的基业呢？于是曹操的子孙来了又去了，司马懿的子孙来了又去了。那片兵来将去的土地，再也不安不下一户知足常乐的小家了。收拾收拾上路吧，未卜的远方，歇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是沿陆路穿越整个江汉平原迁徙而来？是沿水路溯长江一路漂泊而来？正史中又有谁会为一帮惊惶无措的流民记载下迁徙的路线图呢？这样的一群人，从家乡出发，背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松滋”，无论迁徙之路多么艰难，他们却始终在彼此鼓励、彼此招呼、彼此搀扶，一群装着家乡的人是不会走散的。
失去家园的人啊，该是流浪了多久，才找到这一片和家乡景色如此接近的地方落脚？1671年前，也是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也是小镇后坡上满山的松涛。背井离乡的人，抬眼看一眼，恍惚中回到了故乡。《晋书》云：咸康三年（337年），以庐江郡松滋县流民避兵在荆土者，侨立松滋县，县治于上明。
于是，在此后160多年之间，远隔千里的一南一北，长江两岸的纷繁乱世割据成两个松滋，一个是老家，一个是客家。隋朝统一了十八年后，终于该给两个重名的苦命孩子正名了。谁愿意抛弃那个沿袭了近千年的名字呢？历史对苦难的出走者偏了偏心，还是老家让一让步吧。也不多改，心有不甘的松滋本土人只动了一个字，“松滋”改为“宿松”。名正言顺，我才是旧日的松滋，我才是源头的松滋。
安徽宿松县
松滋找到了，我却陷入了更深的迷惑。异乡的名字戴了几千年了，我的土地姓什么呢？
其实，汉高祖刘邦在取好“松兹”这个地名之后一年，就给荆州南郡一片亦山亦水亦田的土地取了一个名字——高成。这也许是我故乡最古老也最正式的名字了，只是缺了一点诗意。可惜的是，这个名字连同这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只存在了232年，东汉建武6年（公元30年）裁高成，并入了孱陵（今公安县）。
如今的县城里只有一家公路建设公司以“高成”这个原始的称呼命名，算是稍微追认了那段历史与祖传，真是有点委屈了这两个汉字。倒是很有几家单位对一个叫“言程”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可是，他们真的清楚“言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吗？
西汉中间夹着一个新朝，一个叫王莽的形式主义者在刘姓天下里，过了十四年的皇帝瘾。他似乎对改名有种特别的癖好，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史载他在位期间，郡国改名者75个，占全国郡国总数的73%，县、道、侯国改名者730个，占46%，甚“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 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片混乱，以至他任命的地方官都找不到任所，其改名的热情简直与文革的政治地名相媲美。“言程”这个名字就是他的“杰作”，可惜太短命，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又被刘家人改回了“高成”。言程中学、言程公园……面对这些颇有点复古意愿的名字，我很为其中不伦不类的追捧感到哭笑不得。
言程不说也罢，高成消失了，总该给这片水土一个说法吧。查遍史书，仅得寥寥一行：“松滋三国时属吴，隶于孱陵，但设乐乡督治。”乐乡？虽然只是一个区区的督治之所，或相当如今的乡镇管理区也未可知，但名字确是一个好名字，很有些古朴风雅的意味。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九》载：二七0年夏，四月，吴左大司马施绩卒。以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后有《水经注》云：乐乡者……其城陆抗所筑，乐乡城在今江陵府松滋县东。乐乡城北，江中有沙磧，对岸踏浅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
1738年前，那个献骄兵之计大败关羽夺取荆州的吴将陆逊已经故去，他的第二个儿子陆抗子承父业，依旧是八面威风。任建武校尉，升立节中郎将。后领兵屯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继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境）。孙权的孙子孙皓即位，升镇军大将军，后镇守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与晋车骑将军羊祜对峙。
松滋境内，有一点墨水的文人皆以“古乐乡人”自居，但具体的古乐乡何在，却又莫衷一是。江南江北对峙着，该是一方长江的码头。松滋东北的长江边，成型的码头与集镇只有一个——涴市。查《松滋县志》卷一地理类，其民国三十五年行政区划中，与涴市对应的乡名赫然写着三个字：古乐乡。十多年前，曾经和同学自沙市乘轮船溯水而上，于涴市码头上岸时，对那方人迹寥落的码头很不以为然，不曾想，我踏着的那块岸坡下，沉睡着一段上千年前的血雨腥风。如今，城峘崩塌，徒留一江长水日夜流淌，连“古乐乡”的名字也稀薄难辨了。
还得感谢从安徽一路迁徙而来的难民，没有他们背着“松滋”远道而来，也许我的故乡还是偏安一隅的督所。他们顺江而上，瞥一眼古乐乡残缺的埠头后，又走了四十多里水路。见着山了，见着树了，见着故乡般的亲切了。蹲在岸边，洗了一把满面风尘，终于在一个叫“上明城”的地方安顿下来。
老城
如今的松滋有一个镇叫老城，老城是名副其实的一座老城。背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而它面对的不仅是卧在身边的一条长江，还有洋洋洒洒的千里江汉平原。老城是江汉平原的起点，终点在黄梅段窑。一个多么漂亮的开头。难怪汉高祖设立的“高成”要把县治放在这里，算起来，这座老城在那群侨民客居之前，已经做过了232年的县城，那时候老城的名字叫“上明城”，那时候，老县的名字开始被叫作“松滋”。
听说公元1996年，也就是“松兹”成为一个地名之后2199年后，也就是“松滋”被我故乡的先人们叫了1659年后，一群热衷改名的政府官员，企图利用撤县建市的机会，用一个只有50多岁的企业为之冠名，美其名曰：白云市（我甚至对撤县建市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将一个自秦以来绵延千年、古意泫然的“县”改为现代化十足的“市”， 其实是混淆了县域与州域的行政名称指向。在背叛与篡改古行政建制标准名称的过程中，除了人为拔高县城的城市形象，满足一个县城的虚荣心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我不禁为这两个命运多舛的汉字捏了一把汗，幸亏广东有个白云市，总算替我的松滋挡了一刀，总算为我的故乡保留了那份千古的血脉。
附录：历史上看，松滋交通闭塞，开发较迟，至明清两代，沿外江沿内河之商镇集市逐步兴起。而清末民初，小城镇逐渐定型，并初具规模。有名的集镇有十余，南北两分各五，因松滋称集市或曰“场”、或曰“市”，故称“南五场”与“北五场”。“南五场”即松滋西南隅西斋、刘家场、街河市、杨林市、纸厂河等五集市；“北五场”即松滋东北隅老城、沙道观、米积台、新场、朱家埠等五集市。时代变迁，南北各场荣衰各异，南五场兴隆依旧，而北五场中新场、朱家埠之规模人气已大不如前，代之分别为宛市和八宝，为“新北五场”。考松滋各乡名镇名，均大有来历，故附录以下备考。
新江口。现松滋县城，原名“划子嘴”，因青峰山下松滋河涨水时，多有渔舟出没其间打鱼为生，松滋称小渔舟为“划划子”，故将位于青峰山嘴几户渔家聚集之地称“划子嘴”，现松滋市标即为抽象的船帆样式。清末明初，镇内经营棉花行业甚多。当时，枝江县江口镇因经营百里洲棉花“江口棉”闻名于世。因划子嘴经营“八宝棉”堪与“江口棉”媲美，故划子嘴花商遂将运销沙市、汉口等地的棉花称“新江口棉”，故得名新江口。
刘家场。湘鄂交界之口子镇，松滋的工业重镇。群山环抱。小时候，天气晴好时，于老家山包上便可影影绰绰见百里外的天边山峦起伏，老人说那是刘家场的山。刘家场原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的贫瘠山沟，因明末洛河改道，山沟处名为“官渡湖”之水退去，形成一坪，曰“官渡坪”，坪之南遂成一过往大道。当时有刘姓夫妇在道旁摆摊设店，尔后子孙繁衍店铺日多，遂得名刘家场。
西斋。民国“南五场”之冠，回族聚居地，清光绪年间，回民集资修清真寺一座，至今保存完好。西斋古称“西寨”，原为县南军事要地，亦有“西平寨”“西市”之称。因位于七里山下，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围以土城，得名西寨。南宋时，因寨内斋铺居多，发展成集，遂演变为西斋。又传某文士建书斋于灵鹫寺西，取名“西斋”，刻匾悬挂，广传开来，因以为名。或云因“斋”“寨”音近，遂以“西斋”取代了“西寨”，讹传至今。
沙道观。因庙宇得名。据《重修沙道观老庙记》碑文记载：“汉寿亭侯当年截击东吴，至芦花垱，驻此间。小立山头，欣然换甲处，明代立庙于其巅，称沙道观。”清同治九年，换甲山连同庙宇被洪水冲毁。
老城。古称上明城，古城为西晋荆州刺史桓冲所筑。自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773年间，老城一直为县治所在地，史称松滋城。1945年9月定治新江口后，始称老城，即老县城之意。
涴市。古称乐乡。古城为东吴镇军大将军陆抗所筑。晋人郭景纯游长江至此，写下《江赋》：“阳候及硪以岸起，洪谰涴演而云回。”“涴”意为江水回澜之貌，长江于此，曲折东流。涴市历来是长江航道的一个贸易码头，明代即为县内著名的“五市”之一，清末成为江陵、松滋、枝江三县的驿站。民国以来，为长江沙市、宜昌航线中途客轮停靠站，客商云集、茶酒馆、饭庄、旅店、行栈甚多。
米积台。清同治以前，此处为一片荒湖，涴米河流此至涴市入长江。河东有一处较高土台，常有汨鸡子栖息其间，后台上建起小店，逐步发展成集，人称“汨鸡台”。东松滋河形成后，湖南米商船运大米至此，将米堆积台上，再转运各地。久而久之，“汨鸡台”旧称被“米积台”取代。
南海。因该镇西有一湖，为清同治年间黄家铺决口形成，湖中原有观音庙，民间称观音为“南海观音”，乃将此湖称小南海。该镇因湖得名为南海。但更古更久的镇名为“磨盘洲”。镇南三里处即古郧城池，为楚昭王时郧公斗辛所筑。原址在竺园寺河边一块洲地上，洲地形同磨盘，故得此名。清咸丰，因水灾淹镇，迁建于剑峰山麓。因水陆交通方便。集市日益繁盛，很快发展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兴旺集镇。清同治，水灾更甚，该镇再次沦为泽国，再由剑峰山麓迁建于山坡，规模已不如前。
街河市。北宋以前，镇北一片湖泊，周围杂草丛生，原属尹姓所有，称为“尹甸湖”。因洛河流经此湖北缘东入洈水，商旅交通便利，逐渐发展成为集镇，于是“尹甸子”渐次被称为“尹甸市”。明代，镇南被洪水冲出一条沟漕，“干河子”之名又渐次取代“尹甸市”。随着集镇街区形成，又称之为“街河子”，俗称之为“街河市”。
八宝。地处滨湖平原，四周沿河筑堤成垸，民国被称泽国西乡。1920年民国设立保甲制，该乡设八个联保，人称“八保垸”。建国后因此地盛产棉花、油菜，素称“金八保”，1958年设立公社时，定名为“八宝”。
杨林市。明洪武八年（1375年），此地土窑林立，人称“窑林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从江西迁来十余户人间，在此建立会馆。会长姓杨，遂改“窑林子”为“杨林子”。后发展为集市，改称杨林市。
纸厂河。明代以前，此地沿洈水河设有几家纸厂，故得名纸厂河。清，此地芦苇编织、篾器、铁器作坊很多，所产亮筐子（灯笼）和犁铧，颇有名气。民国初年，为县内有名“南五场”之一。
松滋口。位于县城北部长江南岸，相传于明代，一艘载有银饷的官船沉于此，故名“沉银口”。据我岳父（陈姓）介绍族祖历史称，陈姓二户自江西溯长江逃难，船行至此，女人于船舷边洗碗刷锅，失手将锅落于江中，欲下水捞取，当家人说：天意如此。两户陈姓人家遂下船上岸，就此落籍，在此经商，遂改“沉银口”为“陈二口”。1963年，此地开辟为长江航道港口，取名为“松滋口”。
车阳河。县西北边缘，临长江。江岸边隔河有关洲。古时，关洲与岸边陆地相连，后因江水冲刷，形成一条小河，河边有棵浓荫遮日的古杨树，得名“遮阳河”。民间称为“车阳河”，“车”乃“遮”谐音所讹。
陈店。原称“陈家店”，距松滋口几里之遥。相传为江西逃难陈姓人家落籍松滋口，其后裔向内陆迁徙至此，于松滋陆路往宜都、下松滋口码头之交汇处设茶酒店铺，人称“陈家店”。后于90年代设乡定名为“陈店”。
朱家埠。清同治年前，此镇北临南江（长江故道），已形成繁华集镇，为“北五场”之一。因该镇朱姓财势最大，故称朱家埠。后因1870年河道变迁，堤防连年溃决，集镇几经淹没，加之匪乱频繁，市容日趋衰败，现仅剩一条大街。
王家桥。原为刘家场去老城的要道，挑水河横流镇南，每遇山洪陡涨，行人受阻。清光绪元年（1875年），河南王姓修造木桥于河上，得名王家桥。
斯家场。明末清初年间，有斯、刘二姓在此开茶酒店铺，人称“斯刘场”。后斯姓生意兴隆，刘姓衰败，于是改称斯家场。
庆贺寺。位于县西南山间冈地上，本寺庙名，该寺建于明初，1943年被日本侵略军焚毁。
卸甲坪。位于县西南边陲四周环山的坪地上。原名丰乐坪。相传蜀国名将关羽曾经在此卸甲，人们记之为卸甲坪。坪南之关望坡，相传为关于眺望之处。现为土家族自治乡。
大岩嘴。位于县南洈河畔，原为一片荒山秃岭，以有一大岩石形状的山嘴得名。1960年，洈水水库建成后，山嘴被淹，新形成小镇仍称“大岩嘴”，后于2000年以后，与西斋合并，称“洈水”。
万家。原名姚家铺子。万家垱西北距此七百米，因江西客家万姓人蓄水筑垱得名。1963年设立万家公社，改姚家铺子为万家垱。后于90年代设乡定名万家。
新场。原址在东松滋河南岸，据民国本《松滋县志》载：“江河未迁，内河疏通，新场称小南京。”唐及北宋年间，名江亭。曾为松滋县治所在地，当时治北有江亭，濒长江，唐代诗人杜甫经此，曾写《泊松滋江亭》诗：“纱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后人据杜诗，改江亭为“南极亭”。清同治九年，老街被洪水冲毁。光绪七年（1881年），又在松滋河（东支）北岸重修江亭，形成新街，改名新场。民国初年为“北五场”之一。
（二）沉重的河流
南湖秋水夜无烟，
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
乡音俚语的松滋人，对于古诗似乎没有特别的偏爱，但不知道这首诗的松滋人不多。诗末虚无飘渺的“白云边”三个字眼，让每一个松滋人陶醉其间。
松滋河畔青峰山已淹没于楼群
松滋城关有一青峰山，面向千里江汉平原，背靠莽莽十万大山。山头立一醒目的酒肆招牌：白云边，松滋名酒、中国酒业第五香——白云边酒厂整整占去了一座山峰。白云边是松滋工业唯一的脸面，出门的松滋人总爱与人炫耀：我来自白云边的故乡。
青峰山上白云边，青峰山下松滋河。站在松滋河边，回望白云起处，无法不令人生发幽思古意。想象中，飘飘欲仙的李白自家乡四川江油县青莲乡一路采风，峡风露雨的早上，扁舟一叶，应是从白帝城下船的吧。“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峡与江陵之间，就是长江边的松滋。一条悠悠的松滋河道，李白曾经扁舟散发，御风漂泊而过。可去洞庭，可下江陵，两条水道虽分道扬镳，但李白经过松滋似乎是铁定的事实，不然他怎么会替松滋写下白云诗句呢？
我站着的松滋河边，是不是李白将船买酒的埠头？那番亦饮亦歌的风致，何其让人心驰神往。不唯我，其实很多松滋人有着同样的历史记忆。
李白
如此浪漫地追思真的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按“白云边”酒厂厂史记载：“公元759年，大诗人、酒仙李白偕同诗人贾至和族叔李晔从四川巫山赴岳阳途经洞庭外湖边，溯江而上、夜泊湖口(今松滋境内)，时已傍晚，天上星光点点，白云朵朵；湖面水雾迷茫，月光如昼，天湖一色，夜景奇佳。此时此景，令李白等3人游兴大发，遂乘船夜游，并饮得当地佳酿。酒间李白诗兴大发，即兴赋诗流传至今。湖北省白云边酒厂生产的白云边酒即以“白云边”三字名之。”湖口？唐代时的洞庭湖湖口在松滋境内吗？查阅过众多地理湖泊变迁的资料，均未发现唐代八百里洞庭湖蔓延至松滋的直接证据，而松滋地方志里对此更是闪烁其词。
查李白年谱：七五九年，李白五十九岁。春三月，至白帝（今四川省奉节县东）遇赦，急返江陵。初夏，至江夏，冷留到冬。复萌用世之意，多次求人荐引，终以失败告终。其间曾游洞庭、零陵（均在今湖南省）等地。
看来，李白到过洞庭湖是肯定的，至于是否船靠松滋河则未必，而饮过当地佳酿一说则几乎是杜撰。稍微查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李白的游湖诗歌不仅仅只有这一首白云诗，而是一气写了五首，总题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只不过白云一首，直接与酒相关。还有比古诗更好的广告词吗？还有比酒仙更好的企业形象代言人吗？一个成立了仅50多年的酒厂，挪借了千年前的诗意，给自己的文化底蕴完成了追加。
春潮涌动的松滋河，从来与李白无关。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知道底细的松滋人，谁也不忍心说破。
松滋河里找不到李白的影子又有什么关系，涨水的松滋河边，青草萋萋白雾迷迷。天气晴好时，河堤上的棚户酒肆间，满是喝着啤酒看风景的人。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们，不太关心这一河清水，从哪里流来，又向何方流去。
松滋城东白云边
六山一水三分田，有山有水的松滋，应该是荆州辖区内陆貌最丰富的县城。地形西高东低，山地、丘岗向江汉平原呈四级阶梯递降。西为鄂西山地，峰峦起伏、沟壑纵横；中为丘陵岗地，丘冈绵延，宽谷低丘；东为平原湖区，平展宽广，河渠纵横。一条松滋河，横卧其间，成为山丘与平原最绵长的分水线。如果松滋是一曲大乐章，松滋河该是一道多么优美的休止符啊。一定要到松滋河的历史源头看一看，不然真是愧对了这条天赐的水道。
一滴河水一滴泪，一粒河沙一粒血。不曾想，从故纸堆里爬出来时，我分明看见松滋河是一条血泪之河。
松滋东北，长江南岸边望去，冲出三峡后的汹涌江水，在平原开阔的河道忽然歇下来。裹挟着万吨流沙的水流一慢，河沙便沉积下来。长江干堤始建于东晋，距今已1600多年。千年间，沉沙一年堆过一年，江水一年高过一年，堤岸一年险过一年。世人皆知黄河有“悬河”，但荆江之堤，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水时，在沙市的楼房上眺望江面的船舶，仿佛从屋顶上驶过一般。故当地至今仍有“船在楼上行，人在江底走”的民谣来形容江堤之险。
荆江两岸堤防之患由来已久。南宋初期，由于荆州、襄阳一带处于宋(朝)、金对峙区，数十年的战乱，使得这一带残破不堪，人口流亡，堤防更是无人顾及，年久失修的堤防汕刷残缺，防洪作用显著降低甚至基本丧失。堤坝两岸，江水冲出的穴口比比皆是。宋后期，虽经堤防加固，堵塞了众多穴口，但直至嘉靖(1522～1566年)以前，荆江两岸尚有采穴、油河、调弦、郝穴及新冲等众多穴口（也即溃口）存在，仅公安县沿江就有十数口。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的352年里，荆江大堤共溃决24次，平均15年一次。由于溃口洪水居高临下，江汉平原坦荡辽阔，淹没范围大，损失自然严重。一次水灾，三年难以恢复。所以荆江地区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两岸夹江，手心手背都是肉。北岸内有大片开垦出来的垸田，有经济重镇沙市，有政治中心荆州；而南岸百万蚁民赖以生存的平原，似乎是一片片减轻对岸洪水灾害的洼地，似乎是一条条分洪入湖（洞庭湖）的水道。“舍南保北”成为堤防建设一种痛苦的抉择。于是，万历年间北岸堵塞所有穴口连成一线，而在南岸留下（是无奈还是故意）虎渡河口和调弦渡口向洞庭湖分流，清咸丰十年(1860年)石首乌林江段溃决，形成藕池分流。加上同治年间松滋黄家铺、庞家湾溃决，形成了“荆南四口”分洪泄流水道，长江之水沿之直下洞庭湖，北岸堤防压力大大减轻。
作为荆江水道中首当其冲的松滋段呢？作为“舍南保北”思想中被遗弃的一方呢？在《松滋县志》灾难一章中，我耳边是松滋堤溃口处的惊涛骇浪，是万千乡亲的灭顶之悲。
上善是水，上恶亦是水。清代以前的松滋，虽北临长江，但内陆河流本不多，除了西南山间一隅有洈河，滋润着南部松滋外，平原地区虽偶有河渠湖汊，但多是零星点缀，不成气候。盼水又怕水，在堤防落后的时代，“水利”其实与“水患”几乎是同义词。旱得太久的平原终于盼来了水，却成为一场又一场水的梦魇。南水洈河的山洪之患，虽也为害一方，而北水决口处，却是整整一个松滋平原。
自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674年间，松滋发生水灾63次，几乎每十年一次。而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松滋堤坝几乎每3年一次溃口。我不得不把泛黄的县志上冰冷的数据誊录下来，进行一番沉重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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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1663年） 黄木坑堤溃，死尸顺水漂流，盈月不绝。
康熙九年（1670年） 大水。流虎口、杨润口堤溃。死人不少，外流者多。古堤颓坏，改筑“圭”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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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1672年） “圭”形堤溃，死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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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 大水，五月二十六日朱家埠西高石碑堤溃，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二、三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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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年） 庞家湾、黄家铺堤溃。老城城墙溃五丈余；磨盘洲全被水淹，百里之遥，几无人烟。
同治十二年（1873年）庞家湾、黄家铺旧口复溃，低乡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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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年） 三月二十六日暴雨，房屋、桥梁倾倒无算。八九月间淫雨连绵，水灾比同治九年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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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六月中旬，淫雨，淹田近二十五万亩，灾民约三十一万。
1943年 八月二十六日大雨，永保、长兴、天生、人和、赵家等垸受渍。德胜垸因山洪暴发，尽成泽国，淹田九万五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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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七月八日，上星、合兴、德胜等垸堤决。八月十三日暴雨。两次灾田二十四万亩，灾民七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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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1月至8月阴雨连绵，雨量1954毫米，六区一镇六十五乡受渍，平原湖区天水相连，一望无际。淹田约55万余亩，灾民约22万人，倒屋八千多栋，死亡七十人。洪峰从7月1日起接连七次，持续两月。溃堤96处，长约9600米，还有脱坡、散浸、翻沙、鼓水、闸剅出险、堤顶裂缝、浸堤等1700处，长十一万八千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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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所有关于松滋河流形成的资料，都可以看见两个刺眼的年份“同治九年（1870年）”与“同治十二年（1873年）”。透过不远的历史，我清晰地看见，在千疮百孔的堤坝后面，在奔流冲突、恣意汪洋的江水面前，茫茫松滋平原几乎是一座没有设防的城池。松滋河溃口处冲刷出的东西两支河流，多像大地流下的两行泪痕。
荆江南堤首冲松滋段全长四十四公里，清乾隆以前由官府监督修护，时称“官堤”。监修官员只顾侵蚀堤费，不管堤防质量，所以自明嘉靖至民国末年，溃口三十余处。水患之故，半是天灾，半是人祸。《松滋县志》（1986年版）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六月中旬，黄家铺连溃两口，宽一千多米。调民夫堵筑，因工程巨、劳力少，堵筑不坚，年堵年溃，至同治十二年索性留口不塞，遂成松滋河。”
皆知黄河有“黄泛区”，斯时的松滋平原上，莫不是长达百里，横贯县境的“长泛区”？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宝与涴市一带的行政名称分别为“泽国西乡”与“泽国东乡”。“泽国”该是血泪铭成的地名吧。
据县志记载，黄家铺溃口后，占长江水量13%左右的江水倾泻而下，贯流整个县境东部平原，形成河槽四十多条。那时的松滋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河流，而是一条又一条泄洪水道。历多年江洪与山洪泛滥，泥沙连年淀淤，地面一般升高二米左右。高处形成淤田，低处沦为湖泊。松滋平原第一大湖泊王家大湖形成于清咸丰十年一场洪水，第二大湖泊小南海形成于清同治九年洪水，第三大湖泊庆寿寺湖形成于清同治九年洪水……
洪水一年一度，我不清楚满堰满垱的松滋平原上，万千乡亲是如何度过一场又一场灭顶之灾的。贪墨与无能的官府，永远不是百姓的指望。四十多条河槽就该有四十多条堤坝，那该是多么繁重的修防工程啊。虽然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后的三年，长江忽然安静地歇了整整三年，给抢着修堤围垸的百姓留了一点喘息之机。但合计几百公里的堤防建设之艰巨可想而知，民间修堤中各垸之间的利益纠纷可想而知。于是，滨湖与滨河农田依然是看天下田，看水吃饭。长江稍有风吹草动，平原湖区农田便随水漫淹，俗称“寸水淹百亩”。洪水过后，依旧是四处乞讨的万千黎民。
合堤，锁住黄家铺溃口形成的两大只要支流，成为锁住四处肆虐的洪水之患的唯一选择。所有的记载中，我仍然没有发现官府的任何作为。绵长的松滋两大河道的堤坝，依然是百姓募捐修筑起的“民堤”。
松滋河西支堤。经大口、新江口至窑沟子，总长55.12公里，除原大口以上12公里旧堤修于清乾隆年间外，均由民间集资修成于光绪末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内河淤沙堆高，在沈玉山等倡导下，上自庙冲河口、下至窑沟子，修筑顺河大堤。因人少工程巨，资费难筹，沈自出稻谷五十石，垛棚招夫，包修而成。1936年，在佘銮卿主持下，加固西永寺至老嘴堤防三点三公里。1942年，废马尖至打鼓台的德胜垸南堤，沿河筑堤至青峰山下。
松滋河东支堤。1912年，由大同垸士绅张暑林、张阔夫倡修，三年修竣。上自新场接官堤，经沙道观至黄家隔抵公安县。1955年县域调整，终点缩至米积台文昌宫，长30.45公里。
如果说松滋河是一条天赐水道，那么它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相对于古老的长江来说，松滋河太年轻了，那段沉重的记忆太新鲜了，可即使是如此接近的疼痛，又有多少松滋人口述心传地铭记下来呢？连我这个徒劳的伤痕复原者，也写得如此平静而优雅。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把苦难剔除，只留下一些浪漫而美好的追思与凭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苦难记不住，功德记不住，我们都是健忘的后人。有惊无险的1998年6月洪水，让我们这一代人算是稍微理解了江水高悬的含义。而在那一年的6月16日，洪水一次又一次超过历史记录时，我的孩子在松滋人民医院刚刚出生。
离一九九八洪水整整十个年头了，离黄家铺决口有了138年了。2008年的清明节，松滋河堤上，没有一个祭奠的松滋后人。实验小学组织了春游，我10岁的孩子与她的同学们一起，在河岸沙滩上快乐的放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