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一个人的东湖（ 延安文学）（安杰）
安杰，甘肃灵台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阳光》《飞天》等。
一
蜀中才子苏轼在北宋嘉佑七年（1062年）春天，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西北边陲的凤翔府，开始就任漫长仕途的第一个职务：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此前一年，在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苏轼取得了“制科三等”的好成绩。由于一等二等全部空缺，所以他其实是以事实上的第一名被朝廷外放凤翔的。
鳳翔府在夏代以前称雍州，属先秦地理志《禹贡》所称的“九州”之一，在商代又名歧州，是先秦发祥之地、嬴秦称霸之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十九位公王在此建都，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又在此加冕，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初到凤翔，除了一些并不繁杂的政务工作要做之外，苏轼有大把的闲暇时间随时亲近山水。然而与山清水秀的蜀中相比，眼前山秃水浊荒凉萎顿的景象让他失望透了。在《东湖》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所幸的是，在府城紧东处苏轼发现了一泓名为“饮凤池”的清澈湖水，让他颇有心旷神怡之感，仿佛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川蜀之地，于是笔锋一转，他又在诗中记下了自己的喜悦：“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佩篸。”
和凤翔一样，饮凤池也源远流长。相传周文王元年瑞凤飞鸣过雍，在此停驻饮水，人皆以为祥瑞，因此而得名：“闻音周道兴，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到凤翔次年的秋天，苏轼组织劳工在古饮凤池基础上进行深凿和扩充，修筑亭台，栽花植树，并且上溯源头，引泉水至护城河从而东流入湖。正是在他的经营下，修葺一新的古饮凤池水荷交融，古柳摇曳，奇石林立，翠竹成群，曲径通幽，湖面相通巧分为三，亭榭棋布四周，岸渚交映成趣，成了一片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胜地。这首《东湖》诗，也因之而名传千古。
北宋时期的凤翔府，和西夏接壤，庆历四年的宋夏议和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苏轼才到凤翔，就对老百姓的境遇感同身受，一面上书宰相韩琦为民请命，一面又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想方设法为百姓排忧解难，很快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关中地区春旱由来已久，嘉佑七年的春天又逢大旱，苏轼代替太守四处求雨，以一片赤诚奔走于山川寺庙之间。他写的祈雨文，既对山神大加赞扬，又含蓄批评其未尽职责，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软硬兼施，恩威并举。今天看来，这种行为多么具有喜剧色彩，但在当时表现出的为国为民的衷情热怀却叫人由衷感佩。巧合的是，正在这时天降甘霖，旱象消灭，人们喜形于色。苏轼欣慰之余，把自己后院在建的亭子改名“喜雨”，并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今天的东湖边上，有复原的喜雨亭，亭下有《喜雨亭记》原文碑刻，细细读来，苏轼那颗忧民之心跃然其上，他身上体现出的儒家文化的功德善美感人至深。
今天再看苏轼疏浚东湖，其实并非单纯为扩建游玩遣兴的娱乐场所，其中的深意还在于增强东湖的实用功能。经他一修，东湖湖体骤然扩大并趋于完美，使东湖在作为游玩憩息之所的同时，兼具蓄水灌田作用，“水多则蓄之，以防涨溢;干旱则泄之，以润田畴，湖成而民利普焉”（清道光二十六年，凤翔知府白维清《重修东湖碑记》），这是之前他人未能为之的丰功硕德。从这个意义讲，苏轼的《喜雨亭记》，其实就是《东湖》诗的续篇。人生总有不可预知的机缘巧合，在修筑凤翔东湖之后二十年，苏轼又在杭州疏浚了西湖，两湖南北遥望，人称两湖为姊妹湖。西湖之水明净，东湖之柳高洁，人们又常言西湖的水、东湖的柳，所以有人这样赞美苏轼：“东湖暂让西湖美，西湖却知东湖先”。
在东湖的荡涤下，苏轼的才华不可抑止地一发而不可收拾，为凤翔创作诗文近二百篇，千古传唱的名篇除《喜雨亭记》外，还有《凌虚台记》《凤鸣驿记》和《思治论》，为东湖和凤翔留存了一笔丰厚悠长的文化情韵。
二
尽管少年得志的苏轼名闻天下，但远离亲人宦居异途，他多少还有些许心神不安。多亏了兄弟苏辙（子由）写诗和他酬唱，才让他渐渐安下心来。有一首与苏辙的唱和诗今天广为传颂，成了苏轼诗歌代表作之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另有一件事情，也让身处东湖之滨的苏轼有些郁闷。初到凤翔，苏轼和太守宋选关系不错，但这种愉快的同僚关系持续的时间不足一年，在嘉佑八年（1063年）正月陈希亮调任凤翔府知府之时划上了一个句号。陈希亮成为苏轼的新上司，但他们的关系却未能像他和前任太守相处那样和谐。他们性格如冰炭不相融合，加上苏轼少年得志，难免浑身傲气锋芒太露，不断产生的摩擦造成两人成见日深。苏轼由是落落寡合，倍感憋屈，在许多事情上故意消极抗争，找借口不配合太守。而陈希亮对此毫不留情，直至上奏朝廷纠劾，越发造成苏轼内心的失落。陈希亮在官舍内筑造凌虚台，让苏轼执笔作记，他趁机表达不满，语含讥诮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陈希亮对这篇《凌虚台记》不易一字，吩咐刻石立碑。陈希亮本是眉州青神人，和出身眉州眉山的苏轼份属同乡，他比苏轼的父亲苏洵还高了一辈。陈希亮曾经慨然对别人道：“吾视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苏轼后来才认识到陈希亮的苦心，明白老太守是在有意裁抑他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因而日后在为其做墓志铭的时候说，“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充分表达了对这位长者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对于苏轼的这种倔脾气，其父苏洵其实早就看到了，所以才给他取名“轼”。轼的意思是车上供人凭倚之横木，《左传》中有“凭轼而观”之语。苏洵希望他含蓄内敛，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儿子锋芒毕露，不会藏拙。在《名二子说》一文中，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年少多才的诗人可以任性，但作为体制内的一名官员，无疑是必须含蓄内敛的。陈希亮对苏轼的苦心，可以说和苏洵如出一辙。
离开东湖之后，好运就不再一直追随，苏轼的人生之旅渐渐变得坎坷多难起来。在外做官的二十多年里，苏轼饱受颠沛流离不能稍事停留。历史早已证明，文人总是与政治无缘的。屈原、贾谊、柳宗元、白居易这些第一流的才子，一生都在政治的漩涡中颠沛流离，空把一腔报国热忱付诸东流。大约文人不是以某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为着眼点，而是以人本身为出发点，所以他们注定要与政治错位。一心想要革除“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这三患的苏轼，后来一系列的遭遇，无非是给这个定律多增加一个例证而已。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一百多天，遭到嚴刑拷问，险些丢掉性命。当时有一名和苏轼同姓的囚犯住在隔壁，写诗说：“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北户吴兴守，说的就是苏轼。后来有天夜里，牢里进来一人一言不发在他身边倒头便睡，次日清晨离去之时对他说：“放心吧，你很快就可以出去！”苏轼对此还不明就里，原来此人是皇帝的探子，见他酣睡如常，便汇报皇帝，他能安然入睡定是问心无愧。由此他才得以获释，这简直成为天大的讽刺。对于天性耿直的苏轼，如果没有当年在东湖之滨经受过陈希亮的“挫折教育”，遭受天大的不白之冤，他能如此心无芥蒂安然酣睡吗？
西湖美景激发了苏轼的无限创造力，让他写下无数诗词佳作，而唯独东湖的山水，才让他感到心灵的安慰。有了东湖的粼粼波光对苏轼的浸润和沉淀，不管后来政治上的打击怎样接踵而来，他都能始终如一地快乐着，享受着生命给他安排的盛宴。今天我们在苏轼的诗词文赋中找不到一丝丝的悔恨，相反看到的更多是“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林语堂说苏轼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可谓一语中的。虽然兼容儒、释、道三家，渗入苏轼骨子里的，是庄子的那种潇洒和超脱，代表了古代文人对待生命的最高境界，不管遭际如何，都能珍惜每一刻时光，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地享受短暂的生之乐趣，从不曾顾影自怜，怨天尤人，把生命白白浪费。苏轼天生的才情我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企及的，那些锦绣文章我一万年也写不出，但他对待生活的这种乐观、旷达的态度，千年之后犹叫我感动，这才是我要向他学习的精髓啊！
三
东湖宁静，似乎在等待;东湖热烈，仿佛在欢迎。在东湖的等待和欢迎中，在苏轼离去千年之后，我终于来到凤翔，踏上了东湖的环湖路，任谁也不能想象我的激动到底有几分。
东湖现有内外二湖，内湖为苏轼疏浚，外湖是清光绪年间开凿。在东湖北门有座小型的“苏轼广场”，东西两边各有一排高数丈的垂柳，枝叶茂密，像百尺瀑布倾泻而下，又似妙龄青娥，在阳光下轻抚秀发，清风徐来，淡香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广场中央巨型雕刻取《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意，刻着“酹江月”主题的苏轼塑像，苏轼依靠在青山绿水之中，沐浴着日月的光辉，长须与浪花融为一体，放眼大江东去，胸怀古今，心系苍生;背面刻记着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修渠引水、秉公执法、修建东湖的典故，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展示出苏轼的高洁志趣、旷达胸怀和丰功伟绩。北门依照宋代建筑风格恢复，门悬匾额为苏轼“东湖”二字墨迹，左右楹联是清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题：“百顷汇泉源偕周鼓秦碑共数八观雄右辅，千秋留宦绩比颖川杭郡还应两地配西湖。”上联概述苏轼引流疏浚，修建东湖，使东湖与石鼓秦碑等一起组成凤翔八观，名垂史册，下联说苏轼在颍州和杭州两地为官，凤翔的东湖和颍州的西湖都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苏轼留给东湖的不光有名垂千古的诗文，更有很多建筑遗迹。沿环湖路前行，到处是垂柳、绿水和亭阁，很多都是苏轼所留下的。在苏轼当年亲自栽下垂柳的地方，后人建起“苏轼植柳处”石碑纪念，这些白发如云的北宋古柳，让人顿生沧桑之念。宋代之前东湖中栽种有荷花，苏轼在湖上建起新的亭子之后，因其有“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竹”的追求，又在周边栽植几百杆竹子。莲花和竹子都是君子，“亭亭净直”的荷花、“圆通有节”的竹子和亭中的人形成对照，因取花、竹、人三君子之意，命名“君子亭”。距“君子亭”不远，还有一座亭子，也是苏轼创建，亭子的名字则是清乾隆太守朱伟业，据诗经秦风“伊人宛在”之意所取，表示对苏轼的怀念。后人到此，莫不伫立感怀苏轼的君子之风，宛如和这位先贤隔空交流。
苏轼在东湖之滨任职四年，时间说长也不算太长，但他却深得凤翔百姓的敬仰和爱戴。百姓们为他建祠立碑，不少人家还挂着他的画像。据清凤翔知府熙年重修东湖碑记载，后人对苏轼景仰芸徽，在湖岸建祠，兴废叠作，苏文忠公祠今天依然屹立在东湖之滨，祠前楹联曰：“道学寓风流，当时帝许奇才，一代文章高北宋;宦游同石隐，此日人怀旧德，百年笠履寄东湖。”读来让人如坐春风，油然而生缅怀敬仰之情。为东湖题写过大门楹联的清乾隆朝状元陕西巡抚毕沅，是苏轼的超级粉丝，每到阴历十二月十九苏轼生日，会专门腾出工夫，中堂悬挂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苏轼肖像真迹，两厢下排列数以百十计的艺人笛箫演奏其自作的“迎神”“送神”曲，他亲率幕僚、门生和当时有名的文人骚客冠戴整齐拜谒苏轼遗像，随后大宴来宾，即席赋诗唱和，是当时人人称道的文坛盛事。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和重量，可见一斑。
苏轼留下了如此众多的诗词文章，如此多情地歌咏过以东湖和西湖为代表的诗意山水，让今天人们在漫步东湖和徜徉西湖的时候，能够轻轻歌吟行云流水的苏氏诗文，感受生命的欢愉和高贵，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生在苏轼之后的人们，实在有福了！
四
不知道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调任汝州的路上，是否还梦到过东湖的山水？途中，他想着一定要顺路去金陵拜访辞官隐居在金陵府半山园的王安石。这对外人来说，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毕竟王安石大权在握的时候让苏轼倒了那么大的霉。但他执意要去。而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拜会，等不及他上门，自己早已骑上小驴跑到江边船上主动去见苏轼。这次会见无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尽管因政见不同两人几成水火之势，但一定有一种东西在润物无声地弥合着他们中间的那道鸿沟。这种东西，无疑就是二人光明磊落的人品。这次会见，足可证明两人当年的争斗完全一心为公，毫无私人恩怨。相别之际，王安石叹惋：“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我们不必有一丝怀疑，王安石的叹息是无限真诚的，苏轼作为历史中绝版的传奇，确然难以再现。那些和苏轼生在同一时代的人们，能够亲自耳闻目睹感受他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更加是有福了！
千年之后，历史的真实在东湖还原，浪漫的故事也依旧在东湖流传。新建的基座高4米、主体高10.62米（苏轼到凤翔是1062年）的汉白玉苏轼雕像，矗立在东湖南门广场。我怀着无限的崇敬，和这位文化巨人拍照留念。苏轼咏湖之作《东湖》诗，由中书协副主席言恭达无偿创作成隶书长卷，勒石刊刻于南门广场“凤仪门”前的30多米巨石之上，线条厚实、凝重，表现出宽博、宏大、古朴的审美特征，厚重如高峰坠石，飘逸似翔龙在天，完美再现了苏轼诗歌的神韵。
明日即是中秋节，站在东湖岸边，吟咏着苏轼的《水调歌头》，心中洋溢着一种暖暖的情韵。我一直觉得，凤翔和我的家乡一衣带水，相距咫尺，以其爱好山水的性格，苏轼一定会纵情游玩，一不留神也会走到我如今生活的地方。我若有幸生在北宋，说不定还可以见到这位大文豪呢。昔日郑板桥仰慕徐渭，曾自制一枚刻章云：青藤门下走狗。真要生在北宋，我也像郑板桥愿作徐渭门下走狗一样，愿作苏轼面前的一头牛、一只猫啊！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苏轼都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