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精英是怎样炼成的(下)
法国我去过很多次。过去为她的艺术着迷。那里有太多的博物馆,每次去都疲于奔命于各大博物馆内,多次后仍然只跑过他们众多博物馆的几分之一,而且感觉只感受了些皮毛,已经是被震得晕头转向。这次公干,挤下时间,专门拜谒了先贤寺(Panthéon),这个法国著名的文化名人安葬地, 设法去寻找法国拥有灿烂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先贤寺正厅)
先贤寺最初是法王路易十五兴建的圣日内维耶大教堂,竣工时正逢法国大革命,就被用来安葬他们的名人。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法国的范畴。只有那些对世界留下精神财富,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百年后被认可才可移入。因此这里被尊为法国的良心和灵魂。我在法文中吃力地辨认着名人的灵位,一个个享誉世界的名人不断地被发现,个个如雷灌耳: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思想家哲学家)、左拉(Émile Zola。文学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文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物理学家)、莫奈(Jean Monnet,画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作家)、蒙日(Gaspard Monge,数学家也是大名鼎鼎的综合理工的创办者)和居里夫妇(Pierre & Marie Curie,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时间充分,我想我会发现的更多。
(居里夫妇墓)
我特别在我仰慕已久的居里夫人墓前停留良久,默立致敬。她的墓至今鲜花拥抱。居里夫人本是波兰人,却被法国人尊进了他们最崇高的先贤寺,也是第一个进先贤寺的女性。法国在上上个世纪是那么辉煌,不仅自己人杰迭出,也吸引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才子佳人。葬在法国的外国人还有波兰钢琴家肖邦,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等等。这些精英自然和法国教育息息相连的。
(先贤寺里的居里夫妇介绍)
那么他们的精英现在又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这次还造访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所长Jean-Pierre Bourguignon教授刚下飞机,在百忙之中亲自接待了我们,向我们展示了研究所的方方面面。Jean-Pierre Bourguignon教授是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数学家,1994年起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兼任着综合理工的教授,主要从事微分几何的研究。他1990年到1992年任法国数学学会主席,1995年到1998年任欧洲数学会主席。同时,他还是众多国际研究机构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并于1997年荣获法国数学和物理科学Rayonnement Francais大奖。我直感叹坐六望七的他怎么有这么多精力?不过他明后年就要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了。Bourguignon先生对中国非常友好,据他说,光是上海他就去了三十几次。我也在同济接待过他,和他一起进过午餐。
(研究所的正门)
位于巴黎南郊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简称IHÉS)是一家从事数学和理论物理尖端研究的机构。坐落于一个小山坡上。研究所里风景优美,绿草茵茵,森林环绕,主楼所有的窗子望出去都只能见到绿树森林。靠门口只有一个小的会客厅,我们遇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目前在访的青年才俊正在那里喝茶聊天,其中说不定就有或者未来的菲尔茨奖获得者。里面只有一栋为访问者提供办公室的小楼和会议室。 那里空气新鲜舒畅,环境安宁静谧,令人心旷神怡,这一定是卓越的学术思想生长的肥沃土壤。
该所1958年由实业家兼数学物理学家Léon Motchane创立。Motchane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俄国人,1900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990年去世。Motchane早年在俄罗斯研究数学物理。十月革命爆发后 ,他离开了俄罗斯,带着家人去瑞士避难 ,并在洛桑大学从事助教工作。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决定放弃他的研究转向实业。1924年他定居在法国。继续投身实业。1931年他成为政治家Didier Motchane 的父亲。1954年,赚了钱的他回到学术继续他的梦想,并获得了他的数学物理博士学位,可能成为年龄最大的数学物理博士申竞者。他以他的实力继续将他的梦想发扬光大,1958年在Robert Oppenheimer 和 Jean Dieudonné的帮助下他创立了旨在提供顶尖学者研究的研究所IHÉS。
(所里的教室里贴着创办人的介绍)
这么个顶级的研究所肯定很烧钱,但让我们惊奇的是她居然不是国家包养的而是一个私营团体。在创建后的很多年,她一直靠捐款活着,直到最近才得到法国政府的一半资助。作为所长,Bourguignon教授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为研究所募钱。研究所的结构也很独特,建立以来只雇用过10名永久教授,其中7名是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获得者,1名沃尔夫奖获得者。其他三四十名成员都是世界各地访期或长或短的访问学者。每年约有200名访问者在这里逗留。我们在她的成员榜上见到了菲尔茨奖的获得者,也见到了中国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下榜的还有更多的一大堆照片,那是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学者,那些人更是闪亮地令人眼花缭乱。
(找一找,谁是菲尔茨奖获得者?)
研究所向顶尖的数学物理学者提供了一个专心研究的场所,但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访问者可以自由发挥,互相交流,让思想的火花恣意迸放。永久学者也只要求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所就行了。 这里没有教学、汇报、杂务,只有讨论、研究、探索,以此一直维持着研究所的顶级水平,在整个数学物理界的影响很大。
(Publications Mathématiques de l'IHÉS杂志的最后一期印制铜版模型)
该所出版一份数学刊物《Publications Mathématiques de l'IHÉS》,目前每年出两卷,是最好的数学杂志之一。
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法交流。2010年她在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举办了“与解码者会面”的公众报告会,非常成功。当时我也收到了邀请。但因身体原因错过了登记时间,没有与会,一直遗憾。随后,《解码者》的照片巡展在各城市进行。
(研究所的会议中心)
所长还向我们展示了IHÉS近期的一些活动。
最近所里正在举办伽罗华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伽罗华(Eacute variste Galois)是数学史上一个最富浪漫情调也最具悲剧色彩的天才,出身于1811年10月25日的法国巴黎。他一生坎坷,却思想超炫,对于政治的热情不亚于数学,曾因拥护共和两次入狱。他也两次报考综合理工,曾因主考官听不懂他的证明而气愤地把黑板擦布扔向考官。他的两次手稿分别被柯西和傅立叶弄丢,那可是一个没有电子存档的时代呀。他未满21岁时为一名女子卷入了一场近乎自杀的决斗而死。临死前,他对弟弟说:“不要哭,阿尔佛雷德!我需要全部的勇气在20岁时死去。” 决斗前夜(1832年5月29日晚),他疯狂而绝望地写下他那些独特、闪光而超前的思想留给他的朋友,后来这本几十页的手稿被证明是数学的一笔宝贵财富,解决了困惑几代人的一个数学难题并以此开创了群论。要知道他从事数学研究不过5年。我不知道除了天才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他。近200年后,人们纪念这位天才,也唏嘘感叹这颗数学巨星过早地陨落,使数学发展至少被延缓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所里的研究主楼)
另一个是关于筹募陈省身基金(Le Fonds Chern)的活动。陈省身基金是IHÉS在南开陈省身研究所协助下创立的基金,建于2002年,得到陈省身先生生前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基金目的有三:一、加强中法之间的科技交流, 二、促进法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三、提高IHÉS在中国科学(数学、理论物理以及数学与生物的交叉领域)界的知名度。为了达到目的,IHÉS要募捐200万欧元,其中100万来自法方,100万来自中方,现在已筹到了140万欧元。达标后基金投资的年收入可以资助每年24人月的中国学者到IHÉS访问。所长告诉我们,法方的募捐还算顺利,已得到六个法国的部门、公司、集团和个人的慷慨解囊。但向中方的募捐正在艰难进行,现已得到陈省身基金会(Chern Foundation, 现由陈省身的女儿任会长)和王宽诚教育基金会(K.C.Wong Education Foundation)的支持。虽然研究所也得到了一家中国著名公司的捐助。然而这家公司的捐助条件却匪夷所思:不能用于资助中国学者。这样这笔钱就不能进入陈省身基金。尽管人家的钱怎么花是人家的事,别人不可以说三道四。但这家公司的条件实在令人堵得慌。如果他们的条件是指定要捐助某穷国,那还更容易接受些。所长也觉得不可思议,无奈地耸耸肩。我们都感到很无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很失败?
(数学问题的模型)
法国之行收获很大,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世界领先的精英人才的出现似乎有三个特点:1)有良好的教育基础;2)因为历史的契机带来思想的解放;3)一旦条件成熟,人才便成批涌现,并在各行各业全面开花,直领世界潮流。如英国卓越精英的一个高峰是工业革命前后,而法国则是大革命后。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变革都会带来各行各业精英人才的大丰收。我虽然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感觉这现象似乎暗示着我们,教育是个长期投资,并且具有继承性,不可以指望立竿见影。人才的涌现有社会的契机,可能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周期性。现在是二战后占尽便宜的美国比较有优势。下一个契机是不是我们?经济上看有这种可能,但从教育看,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在浮躁,学校就不会安宁,思想的火花就会被湮没。当社会在那儿“拼爹”,教育就会变成“后妈”,人才就可能被虐待甚至被扼杀。钱学森的发问令人深思和警醒,如果历史真给我们一次机遇,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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