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舍自尽，他在公园陪遗体坐了一天，此后一生夹着尾巴做人
1966年8月24日的清晨，一位老人刚将上班的妻子送出门，回头拉着三岁孙女的手，轻轻地让她和自己道别：“和爷爷说再——见——！”
小孙女天真无邪地看着爷爷，没有任何挽留之意，说了声：“再见”！还朝爷爷挥了挥手。
随后，老人转身离去，去了哪里？谁也说不上来。
第二天，人们在北京郊外的太平湖里，打捞上来一个老者的尸体，口袋里装有他的名片。
上面写着：舒舍予，老舍。
直到看到名片，人们也依然不愿意去相信，这就是失踪了的老舍先生。
“老舍之死”轰动一时，可多年之后，儿子舒乙却说：“他的死是绝对必然的。”
舒乙静静地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他的内心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悲伤，他感谢这场雨，让泪水和雨水融为一体。
像父亲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还未到来，此时他一个人看着父亲，他很想问：为什么一声不响地离开？
可是眼前这位老人遍体鳞伤，身体是冰冷的，想到这些日子他所蒙受的冤屈，他突然又觉得父亲很可怜。
他心情复杂，宁愿这是一场噩梦，他想起自己那年回国，父亲伸出手对他说：“舒乙，你好！”他觉得有点惊讶，也有点可笑。
父亲明明是那样一个幽默可亲的长辈，可是这次，为什么都没有说一句：“舒乙，再见”？
后来，舒乙经常在人们面前提起自己的“母亲”，对于父亲，却总是称之为“老舍先生”。
于是世人有了各种猜测，他们之间一定有隔阂，但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一对普普通通的中国式父子而已。
老舍先生
晚年的舒乙谈及“老舍先生”时，总是以一种敬仰的语气，从不说他是个“慈父”，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男人大都不能和这个词挂上钩，老舍先生也不例外。
中国式父子之间的关系，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尴尬的，舒乙与父亲老舍亦如此。
于家庭而言，老舍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据说他在离开人世的前几天，还问道：家里还有多少钱？
他向来不关心钱财，却想先安排好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再独身离去，谁说他没有责任心呢？
之所以不辞而别，大抵是因为世事无常，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罢了。
可是世人对于名人之事，总是充满好奇，尤其是像死亡这种神秘的事情，众说纷纭，但有时候旁观者并不一定是最清醒的人，相反，他们总有些自以为是。
老舍与孙女
纵观舒乙这一生，父亲的出场次数很少，出场时间也很短。
年近半百的舒乙着手研究“老舍先生”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老舍的童年》，可在舒乙的童年里，老舍作为父亲这个角色，几乎缺席了一大半的时间。
1937年，舒乙才两岁的时候，老舍就离开济南去了武汉，至于其中原因，谁也不清楚，但小舒乙再见到父亲时，已经八岁了。
两岁之前的事情，小舒乙很少记得，印象中父亲往自己手腕上系过一根红绳，老舍在文章中说的是“胖手腕”，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所以舒乙八岁时再见到父亲时的场景，印象尤为深刻。
老舍夫妻
从武汉回来，老舍四十多岁，可是小舒乙觉得，父亲当时很苍老，尤其是刚割完阑尾，腰都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小舒乙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他缓缓抬起一只手臂，摸摸头叫了一声“小乙”。
这就是这对父子“初次”见面时的全部交流内容了，许多年以后，他们之间依然是这么沉默寡言。
“幽默可亲”是晚年的舒乙对父亲的评价，实际上，那时候的小舒乙总觉得父亲很严肃，他不和孩子们随便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大概“摸摸头”就表示他很喜欢你。
老舍那时在写《四世同堂》，他的身体很不好，严重贫血，总是头昏，却还是天天不离书桌。
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笔耕不辍，殚精竭虑，但对于孩子的教育，却是一点也不上心。
孩子们的功课，老舍先生从未辅导过，也不怎么过问，倒是对于他们玩的东西，老舍很感兴趣。
他十分欣赏舒乙画画，对刻图章、收集邮票、唱歌、参加学生会活动等都很感兴趣，在课余兴趣爱好上与孩子打成一片，和这样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舒乙晚年读到父亲的文章时，方知父亲在教育方面的良苦用心。
老舍四世同堂
舒乙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作为唯一的儿子，老舍先生其实很喜欢他，又何来“隔阂”一说呢？
那时候舒乙是父亲的“跟屁虫”，老舍先生很爱带着舒乙去访问朋友，去坐茶馆，上澡堂子。
他们一大一小，一前一后，走在一起，却从不拉手，从不说话，父子单独相处的画面，总是安静得有些尴尬。
小舒乙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盯着他的鞋跟，跟着他的脚印，这样一跟就是两年多。
直到父亲离开人世，舒乙闭上眼睛，仿佛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只要一想到此处，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是父亲那里特有的安全感。
舒乙说：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在父亲身后做“跟屁虫”的两年时光，寂静美好，但很快就过去了。
老舍又离开了家，去了美国，这一去，便是四五年的光阴。
这对父子再见面时，舒乙已是初三的学生了，这次老舍没有再叫他“小乙”，他直呼“舒乙”，这让舒乙觉得有点正式，又有些疏离感。
不过他记忆犹新的是，父亲那次给他带了礼物，那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20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新奇可爱。
父子相处的时间总是很短暂，不过这次离乡的是舒乙，他高中毕业，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远赴他乡。
舒乙的母亲胡絜青
舒乙从火车上下来，老舍突然伸出手来说了一句：“舒乙，你好。”
舒乙考取苏联留学生，老舍很高兴，还很幽默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我儿子嘛，了不起！他学的是用木头造酒的，你看我们家的桌椅板凳全让他用来造酒了！”
天下大多数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老舍也不例外，舒乙工程师的身份，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在苏联留学五年里，老舍三次到苏联开会，每次都要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儿子。
舒乙的姐姐舒济
在舒乙的记忆里，父亲有时候像朋友，但有时也婆婆妈妈的，尤其是自己慢慢长大，父亲却越发把自己当做小孩儿。
那次，舒乙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父亲告别，父亲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舒乙说：“带好了。”父亲却说：“拿给我瞧瞧！”非要看到儿子从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
接着，他又问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舒乙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舒乙说：“干吗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
大概这一次，是老舍先生与“慈父”形象最为接近的时刻吧！
父亲的爱，是拄着手杖的背影，是口袋里的车票，是多带一根皮带，是满满的安全感。
舒乙的妹妹舒雨
从孩童到大人的转变，正如大人变老一样，可能就是突然间，没有任何预兆。
舒乙是什么时候觉得父亲变老了？应该是那次从苏联留学回来。
舒乙从火车上下来，老舍突然伸出手来说了一句：“舒乙，你好。”
舒乙被这冷不丁的一句话吓了一跳，舒乙觉得，父亲老了，殊不知，老舍也觉得，儿子长大了。
那是父子之间第一次握手，是大人与大人之间的正式握手，甚至有点成年仪式的感觉。
所以舒乙总说，老舍先生在去世的前几天，和他们认真地进行了一次大人与大人之间的谈话。
老舍夫妇与妹妹舒立
在世人眼中，老舍先生是一代文豪，可在舒乙眼中，老舍先生不过是一位平淡质朴的父亲。
舒乙与妻子于滨结婚时，父亲老舍送了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
谁能想到这是大文豪老舍先生的祝福语？但也确实如此，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父亲。
老舍先生的确很爱自己的孩子，直到舒乙看到父亲的文章，才知这其中深沉的爱。
老舍夫妇与大女儿舒济
老舍一生创作无数，1937年前那两年的时间里，两个小女儿还没出生，他总爱在文章中提到，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叫舒济，儿子叫舒乙，均狡猾可喜。
他总是俯下身子给儿女当牛马骑，小胖子常常下令让他“开步走”，可是永远不喊“立正”。
他的字里行间皆是对儿女的宠爱，不知舒乙看到“小胖子”这个亲昵的称谓，作何感想？
尽管舒乙生在文学窝里，不仅没有耳濡目染，甚至不知道自己也是父亲的创作来源，一直到初中，舒乙才开始看一些父亲的文学作品。
老舍夫妇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对舒乙说：“我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你爸爸都写了什么？”
舒乙一下子就懵了，父亲都有哪些作品，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想着要去读一读父亲的思想，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他会成为一名“老舍文学研究者”。
1984年，距离老舍离开人世，12年了！舒乙放弃了工程师的事业，研究父亲“老舍先生”，自此，他以研究者的姿态，审视父亲的一生！
后人总说：舒乙先生不为研究而研究，不为写作而写作。
舒乙的研究对象是父亲，写作对象还是父亲，所以不如说，舒乙先生是为父亲而研究，为父亲而写作。
舒乙
舒乙为父亲弃理从文，却不愿意依靠父亲的名头来博人眼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
因此，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称“老舍先生”，而不是“父亲”，他认为，这是研究者该有的严肃态度，如果说“我父亲怎样”，总有些讨好的意味。
可世人并不理解，他们对此称谓产生各种猜忌，甚至认为老舍之死与缺乏家庭温暖有关，这让舒乙背上了沉重的枷锁，甚至改变了舒乙的性格。
但其中究竟还有何隐情，只有当事人心里才清楚。
在父亲巨大的光环之下，似乎一开始就顶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早198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版了散文集，但在接受采访时，还是给自己定位：“要夹着尾巴做人。”
舒乙对父亲的研究，的确是“从头开始”的，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用了十年才完成。
关于老舍先生的童年，舒乙作为儿子，在父亲生前未曾有过太多交谈，因此他要去访问那些与父亲交往过的人。
他找到父亲的旧亲戚，老朋友，可他们分别于三天前、三周前以及三个月以前，去世了，这让舒乙意识到，对父亲的研究刻不容缓，于是提笔撰写“别迟疑”。
人们总以讽刺的态度讨论舒乙“夹起尾巴做人”这句座右铭，话虽如此，舒乙却并没有夹起尾巴做事，他以余生几十年的研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和辉煌的老舍文学。
他从《父亲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父亲的最后两天》，他自己也终于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比如，父亲死于太平湖是早已设计好的模式。
比如，父亲那沉默寡言的爱。
又比如，父亲的气节。
舒乙的文章
舒乙总是毫不避谈老舍之死，1985年，舒乙写了一篇文章——《老舍的最后两天》。
他说：“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太平湖的位置和老舍的母亲有关，他是向着生命的起点而去的。
好人总是选择自杀，而且是以跳河的形式，冰心斩钉截铁地告诉舒乙，老舍先生一定是跳河自尽的。
舒乙突然间就觉得：好像他们都很了解父亲，可是自己读懂父亲，竟然这样晚。
全家福
小时候的舒乙总以为父亲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的学习，晚年却在他的文章中读到了许多对于教育的看法，他不过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罢了。
舒乙从事文学研究的后半生，虽然在尽力做到“夹着尾巴”，但“老舍之子”的名号依然响亮。
后人总爱问一句：父亲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连舒乙自己都不清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越是细致贴己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觉出老舍的可贵。
老舍纪念馆
一切无法理解的事情，时间最终会告诉你答案。
往事如烟，世人依然对老舍之死耿耿于怀，但也渐渐能明白为什么舒乙说他“必死无疑”。
他死于迫害，死于文人气节。
但无论怎样，舒乙都不该是“背锅侠”，因为父子亲情无需外人揣度，他们都是彼此引以为傲的亲人。
老舍曾因儿子是工程师而感到骄傲，舒乙也曾说：“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