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吴淞江1

这是10年前写的游记,翻出来重新整理,后来我骑车走这条线路不下30次,带老婆孩子都骑过,从闵行区莘庄镇这儿过去,到佘山、辰山植物园和广富林遗址,转一圈,40公里左右,不是多大的挑战,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直接在佘山开始骑车,一圈下来也就五六公里,值得一试。

2008年7月13日是星期天,前一天晚上正好在上海某个电视台看到关于广富林遗址考古挖掘的现场直播,其实是白天现场直播的重播,里面出现了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陈燮君先生和日暮西山的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可能是负责今年广富林遗址考古挖掘的专家。对于在现场的考古挖掘,他们做了很精彩的点评,我们和儿子商量第二天就去广富林看看。

广富林遗址位于松江区的广富林路附近,在佘山南麓,北距吴淞江至少还有20公里的直线距离,不过跟吴淞江的意义类似,吴淞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而广富林则是四千多年前上海的先民们生活的地方。吴淞江发源于太湖,广富林的先民们由中原一带迁移而来,外来的江水、外来的文化,一如上海这座外来移民的城市,就以此作为吴淞江游记的第一篇。

这天下午,天气炎热,上海天文台的黄色高温警报处于将挂未挂之间,大概一点钟左右,我们出发了。出发之前,我们不太清楚广富林遗址究竟在什么位置,地图上只是标了一个大概的位置,我们也不清楚到了那儿会不会进不了现场,就像考古人员在开始挖掘之前也不清楚能从地下挖出什么,带着很多的期待和些许的迷茫,我们出发了。

从中春路拐上莘松路,一路向西,过了上海康城之后变成了莘砖公路,再往前开一阵,成了沈砖公路,其实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化,想来当年砖桥镇或砖桥村就在这个位置,两条县级公路在这个会合,把那个郊区的小村庄和外界沟通起来,不过现在这儿已经成了大片的别墅区,住着的是上海的富人阶层。

2015年7月19日,骑行邗沟泗水前的拉练,路过砖桥

在沈砖公路上找到嘉松公路向南,然后可能是转到辰花或花辰公路再向西,穿过轻轨9号线,由人民北路拐到了广富林路,这一带的道路跟google地图上标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估计和2008年版的上海市地图也会有出入。广富林路的南边就是松江大学城,大学一座接着一座,像东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某工程技术学院,一座比一座气派,像这儿的华东政法大学比起苏州河边的本校就华丽了不止一个量级。我心中纳闷的是:学校的好坏跟气不气派有关系吗?

而广富林路的北边是大片的农田,有些农田看着好像是闲赋的,还看到有一些围墙和铁丝网,把什么地方围了起来,我们就猜那会不会是广富林遗址啊。一边猜一边看,突然发现广富林路已经到头了,只好调过车头往回开,到了万源路,试着转往北开,很快来到一座桥边。路边的围墙上写着开发广富林文化之类的标语,而桥下有一个大牌子,是广富林项目首期工程的规划图,想来这就是余秋雨老爷子在电视里提到的那个伪文化工程了,看起来余老爷子是强烈反对这种借着文化之名搭建的游乐场所。应该说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看看这张宏大的规划图,还只是首期,那是先民生活的地方?干脆就建一个迪斯尼乐园算了,何必拿广富林说事呢!

广富林项目首期工程规划图,换电池的时候又忘了调日期

不过现在好像还什么也没有,桥下的河水挺清澈的,有几个小伙子在里面游泳,老婆下去问路,看来他们压根没听说过广富林遗址这回事,显得很茫然。而我把车停好,尝试着劝说儿子等一会跟我一起下河游泳,被儿子坚决地拒绝了。这倒是跟我那个年纪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那时候到普陀山旅游,就怎么也不肯下海游泳,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可能是觉得只有游泳池才是可以游泳的地方,而其他地方则是万万不可的。

不管怎样,这儿就应该就是广富林遗址的大概区域了,我带着老婆儿子沿着河向里面(西面)走去。据说广富林遗址的范围达到15万平方米,大概有220亩的巨大空间,而至今揭示的面积只有8千平方米,不到百分之六。我们现在走的地方应该属于那15万平方米之内的一块,但那8千平方米在哪里呢?

离停车的地方不远有一道看似围墙的垃圾堆,跨过去的时候我发现一把刷子,逗儿子说这就是考古专家用过的刷子,儿子一下子来了劲,拿着刷子边走边研究。穿过一片荒地的时候向儿子简单介绍了洛阳铲,其实我是个外行,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为什么考古专家能大致确定广富林遗址的范围是15万平方米呢?他们用的是一种叫洛阳铲的工具,这是一种半圆柱形的铁铲,一端有柄,可以接很长的白蜡杆(可达20米),这样就可以插到深达20米的地下,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上来,职业的盗墓贼和考古专家可以根据带上来的泥土判断出地下的情况,盗墓贼感兴趣的是地下有没有古代墓葬,而考古专家的兴趣主要在地下的文化堆积,当然古代墓葬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堆积形式之一。洛阳铲是盗墓贼发明的工具,跟中国古代大部分的发明一样,简单、实用而且很廉价,1928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亲眼目睹了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大受启发,把它运用到考古钻探,在当时的殷墟和偃师商城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在解放初,中国考古界曾经推动一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活动,可能发动了成千上万的人拿着洛阳铲在野地里钻探,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旧画报上我还看到过这样的场面。

不过那时候的全国文物普查活动可能没有包括上海地区,和中原大地、关中平原、四川盆地这些地方不同,上海是相对很年轻的土地,所以广富林遗址最早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1958年,当时流行平地开河,以利灌溉(不像后来是到处填河,以扩大耕地),村民们在开挖河道的时候偶然挖出一堆陶器碎片,于是上报给文物部门。一直到1961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来广富林试掘,结果发现了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以及东周时期的印纹陶等。这样,广富林遗址才被确定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地点,但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良渚文化的又一个遗址,而这样的遗址在江、浙、沪的环太湖流域地区并不太稀奇,所以没有继续发掘,这一停就是将近40年。

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广富林村的村民不时能从地下挖出陶纺轮、石刀石斧、黑衣陶罐陶鼎之类的东西,估计挖出来后也没当回事,扔了?上交了?就不得而知了,说实在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把历史、考古或者文化当回事。一直到1999年,一个村民在开挖池塘时,发现了一些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随葬品,当然这显然是文物部门鉴定后得出的结论。在进一步发掘之后,发现广富林村一带保存了一种既非良渚文化又非崧泽文化的新文化遗存,而这种新文化的遗存此前并无记载。到这时候,广富林遗址才引起上海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视。此后,广富林遗址不再被纳入良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认定为一种新文化遗址。2006年,开始有人把广富林遗址提升为广富林文化,于是身价倍增。到今年,因为松江新城北区需要开发,广富林遗址刚好位于这一区域。这才有了这样一次在近6000平方米左右的大规模范围内田野考古、抢救式的发掘,加上之前几年断断续续发掘的2000平方米,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约8000平方米。当然“文化”这一说,当不得真的。

从一大片的荒地或者撂荒地中间走过,可以看到挖掘机挖出的烂泥堆得到处都是,心想应该快找到了,在一些稀稀拉拉的绿树后面,是红瓦或青瓦的农舍,这一带的农民应该挺有钱的。远处,南面可以看到松江大学城成片的屋顶,而北面就是佘山。上海基本上是平地,几十米高的土堆就让人觉得是挺高的山了。不知道这些个土堆会不会像长沙的马王堆一样,也是哪位贵胄的封土堆。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事实上这些土堆应该有年代了,至少在良渚、崧泽的时候就有了,先民们选择栖息地不是乱选的,最基本的要满足依山傍水这个条件,所以即便这些不同的文化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先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一带生活。

今年挖掘的荒地,环境不错,能看到一只白鹭

那么何为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呢?

据考古发掘的成果,距今大约7千年前,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出现了河姆渡文化,相当于黄河流域中游的半坡文化时期,很多历史学家推断这个文化时期可能是传说中炎帝神农氏的年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河姆渡的先民们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他们居住的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半地穴房屋就是先在地上挖个坑,再在上面搭上树枝、茅草什么的,比较利于保暖,而干栏式建筑主要是为了防潮防湿。河姆渡位于浙江余姚。

和河姆渡文化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是马家浜文化,马家浜位于浙江的嘉兴。从位置上看河姆渡位于钱塘江之南,马家浜位于钱塘江之北,这可能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唯一的差别。同样的,马家浜人主要从事稻作农业,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有原始的纺织品出土,发现了多处房屋残迹,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但不知道是否干栏式的,陶器以红陶为主。

承接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就是崧泽文化,该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是新石器时期晚期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了。崧泽位于青浦,崧泽人可能是上海最早的祖先。比前两种文化先进的地方是农业工具的改进,马家浜人和河姆渡人主要采用耒耜(lěi sì),而崧泽人已经开始使用犁耕了,犁耕显然要比耒耜的工作效率高。崧泽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我们这个地区不出产玉石,所以大量玉器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南北方的先民已经开始交往,一般来说,玉器是作为礼器之用的,这也说明原始宗教已经开始出现。崧泽文化的不少墓地陪葬品质量非常好,数量也很大,丰富多彩,这都表示6千年前的崧泽人生产、生活、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阶段,而且有可能和北方的龙山文化甚至更北方的红山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如果一定要和历史挂上钩,我们姑且认为崧泽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黄帝轩辕氏时期。

再接下来就是良渚文化,这个文化是环太湖流域一支非常重要的古文明,已经进入铜石并用的时期,距今约5250-4150年。相比较于崧泽文化,在文明程度上良渚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以及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所以开始的时候,有人把良渚文明归为龙山文化的一支。良渚文化的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这些可能后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例如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但也有可能良渚文化也受到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影响。这个文化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后来在整个环太湖流域都有发现。

这样一个璀璨的远古文明,很可能已经站在了文明的门槛上,看到了文明的曙光,甚至有人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文明古国。良渚文化的墓葬已经明显反映出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的分层,其中的大型墓实际上就是一种贵族墓葬,而大墓在各处的普遍存在,说明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良渚文化中更多的是中小型墓,属于平民墓葬,小型墓的数量最多,说明一般平民阶层是社会中的主要人口。

良渚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是突然消失的,因为在它之后出现的马桥文化,并没有继承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玉文化因子,那么它是怎么消失的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明在到达兴盛顶点后的急速衰弱,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问题。良渚文明对于玉器非常痴迷,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玉器的开采和制作上,玉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不加限制地生产奢侈品,就会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而良渚文明在发展到顶峰时,就陷入了极度奢侈的风气中,他们的贵族头戴玉冠饰、脖上挂着玉项链、腰间佩带各种玉璜和玉坠,以体现玉器带给他们的尊贵。我倒是不这么看,奢侈的风气固然会破坏生产力,让整个社会处在摇摇欲坠的危险之中,但不会在一夜之间颠覆整个文明,所以我同意另外一种说法:水患和北进失利。良渚文明的巅峰时期不巧碰上了席卷全球的大洪水,华北地区的海水内侵到太行山麓,那么地势更低的太湖流域估计大部分到了海底,不要说那个原始的年代,即便是今天哪个国家也抵挡不了这样巨大的自然灾难。于是良渚文化的主体很快就衰落了。而所谓的北进失利大概指的是大洪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良渚部落向中原地区求生存的最后努力,而不是所谓的北伐。这样的北进遭到了中原地区原著民的坚决打击,特别是中原地区此时可能已经进入了大禹的年代,历史的记载可能与此有关的是:禹杀防风氏。就是大禹在治水完成后,在会稽山(在安徽,不是今天绍兴的那个)大会天下诸侯,远在南方的防风氏因为迟到,被大禹诛杀,这大概是良渚文化最后的绝响了。

之后的马桥文化就可以感觉到明显的文化倒退,儿子和我几次去过闵行区博物馆,其中有一个马桥文化展厅,那里面展出的出土文物给我们的感觉实在是很一般,仅仅是可以使用罢了,没有什么精美的、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的展品,陶器和玉器都非常的小,能够想象当年马桥的先民们艰难度日的不易。马桥就在闵行区,离我们家8公里。

在建中的马桥古文化遗址公园

顺着弯弯的小路一直往西走,还是看不到发掘现场的影子,只远远看到有一辆推土机停在那儿。

走到一个看来是打谷场的地方,终于看到两个挑着担的农民,上前打听有没有一个类似施工队的考古现场,两个人马上指着推土机的方向,原来就在推土机的前面不远。我们走到推土机跟前,才发现小路在这儿是断开的,就在那个铲土的斗下面是一个小水坑,因为两边都是水塘,不知道小水坑是推土机挖出来的还是填起来的。跳过这个水坑,再往前走二、三十米,翻过一堆干结的淤土,终于看到了一大片的探方。

这是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古的发掘现场,看着一个个的探方,想到那么多的文物、墓葬、进而是历史、文化就是从类似的探方中被揭示出来的,心中有些许的激动,看来儿子也有相似的感受,好奇、兴奋和迷惑。

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国家考古界目前普遍使用的探方,就是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探方由主体、隔梁、关键柱三部分组成:中间挖下去的那一块是探方的主体部分,面积为4×4米;边上留出来走路的部分是隔梁,面积为4×1 米,除了走路之用,更大的用处是保留地层的信息;探方的方向是采用正方向的,即磁针指向,这样既便于测量,也有利于以后的发掘,每个探方的西南角为探方测量的坐标基点,在这儿的1×1米的柱子就是关键柱。所以一般探方的规格是边长5米,面积为5×5米。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发掘对象的实际情况,探方亦可适当增大或缩小。我们就看到一条长长的探方,好像近、现代的战壕,不知道广富林人是做什么用的;还看到一大片的探方,一看就知道是条河,如果真是4千年前留下来的,那一定是广富林先民“逐水而居”的那个水。

4千年前小河的遗迹,岸上的洞大概是柱洞,那时候先民就是把木桩竖在这些柱洞里,再在上面搭建干栏式建筑

顺着探方边上的台阶,我下到一个探方里,仔细观察那些地层,很快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在大概一半的位置有一个陶器残片伸了出来,轻轻用手一拉,残片就出来了。老婆儿子还在上面茫然地看着,我举起陶片:“嘿!4千年前的陶器。”

据儿子回忆,他妈妈一下子亢奋起来:“啊,宝贝,宝贝!”

之后就是母子二人的寻宝之旅,我们大概找到了五、六块破碎的陶片,有的是在土层里,有的就放在路边上(就是隔梁),这次考古发掘已经持续了4个月,想来考古人员和挖掘的工人早已经把前后左右全部筛了几遍,留下来的一定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文物,我们就带回了家,应该不会触犯什么《文物法》吧。

不像金银玉器那样引人注目,陶器特别是早期的灰陶看上去都不会很起眼,但正是这些灰扑扑的陶器记录了人类早期的文化,陶器本身的形状、大小、色彩、纹路、彩绘甚至是刻画符号,全都能带给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子孙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拿到的就有夹砂的红陶,和相对比较细密的黑陶,纹路以简单的绳纹和水纹为主,而且显然是用轮筑法制成的,说明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在考古人员的眼里没什么价值,但三、四千年的古陶片,对我们来说还真是宝贝。

正好遇到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也在考古工地上转来转去,问她们:“你们是来看考古的还是就是考古的?”

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还正想这样问你呢。”难道她们没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吗?不过这样一问一答倒也有趣,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白天,而是夜黑风高,也是这样地问答,估计是挺恐怖的吧。她们好像上午就来了,据说上午工人们还挖出了一口古井,只是现在井口的围石已经被考古人员拿走了,说话间有些遗憾,大概是觉得只看到一口井有点不过瘾,之后她们又转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我们走到工人们坐着休息的树荫下,听口音是我们苏北人(后来看到网上说是兴化的),他们看看那两个女大学生的背影,又看看我们,困惑地问:“你们怎么都会跑到这儿来的?”我告诉他们是看了前一晚的电视,有位老兄很严肃地摇了摇头:“电视啊,还真是害人。”我只能说这也不叫害人,带孩子来看看,长长见识也没什么不好的。真要说害人,现在的电视节目多了去了。

看起来参加考古的工人要舒服很多了,在大太阳下面他们是不用干活的,也许是因为此次考古已接近尾声的缘故,但肯定比上次我在祁连山路吴淞江大桥工地上看到的市政工人要轻松得多,大概是沾了文化的光,只是不知道收入比较起来哪边好一些。跟工人们聊了一会之后,我们又走回工地上,猜测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尽管我们不知道答案,但也有很多的乐趣。

水井

灰坑

红烧土

树皮

前面我说过广富林遗址最早的时候被认为只是良渚文化的又一个遗址,但1999年的时候有人鉴定其既非良渚文化又非崧泽文化,而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他们推测,约4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批来自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的先民受水灾或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影响,从黄河流域一路往长江流域迁徙,最后定居在广富林地区,可能成了上海地区最早的移民。这次的考古发掘就新发现了一只由三根脚支撑的灰色陶鼎,据说这种陶鼎的造型特征和王油坊遗址发现的陶鼎非常相似,而与良渚文化则明显不同。王油坊遗址位于河南,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代表。不过这批最早的移民并没有带来多少先进的文化,而且在本地生存的时间看来也不过一、二百年,江南地区还需要耐心等待二、三千年,才能慢慢融入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才能厚积薄发,慢慢超过和领先于中原地区。

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上海地区一直要到唐代才出现大规模的城镇,但从广富林遗址的数次考古发现,表明在4千多年前就有了上海先民与中原移民共同生活的痕迹,代表黄河流域文明的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良渚文化在此交融。此次发掘中发现的城镇建筑遗存,也令某些专家提出设想,上海的城镇史或许可以再向前推6百年,即可能是东周-汉代时期。这些专家大概是搞历史的,只有他们会热心于把什么什么还没搞清楚的历史往前推多少年,而考古学不同于历史学,考古人员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重现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仅此而已。

顺着那条古河的遗迹我们转到了整个工地的最西北边,我们准备离开了,太阳已经开始向西而去,大概是下午的3点半,树荫下的工人三三两两地动了起来,看来他们要开工了。不知道4千年前这条小河是否向北流去,最后汇入吴淞江,然后再汇入大海。哦,对了,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吴淞江,太湖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形,但先民们已经在这儿耕种、渔猎、制陶……,艰难地生存了。望着不远处的佘山,也许只有她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而我们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潘越和咪咪一起清理古陶片

今天的广富林遗址公园,还在建设中,广富林人要是穿越回来,肯定不敢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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