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中的祈雨祭祀文化
农事活动是古代人民重要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十分大，每当有灾害发生时。为了农业的丰收农事禳灾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农事禳灾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农事祭祀活动。所谓农事禳灾，是指在农事遇到灾害时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手段，借助对神灵的祈求或对某种超自然的控制和施法。来预防或驱除产生于自然界的各种农业灾害。比如干旱、暴雨、水涝、虫灾等。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干旱就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今日干旱还是时有发生的。古代人民对干旱这种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出于低级阶段，尤其是远古先民认为世间万物有灵，认为雨水由神灵掌管，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人们只能向冥冥之中的某些神灵进行祭祀朝拜。
随着社会进步、统治阶级推崇、人们的功利心理等因素，以及受佛教传入影响，中国以龙求雨习俗发生了很多变化：龙形道具变化多样，由蚌朔龙发展为土龙、草龙、画龙，甚至与龙相似的蜥蜴、壁虎也成为旱时人们祭拜的对象。人们认为舞龙容易感应真龙，带来雨水。于是，人们舞龙求雨。后来，人们把龙当作神灵。于是，形成了祀龙求雨习俗。在此过程中，龙升格为王，龙王庙遍布全国各地。为避免旱灾发生，人们还进行前期感情投资。于是，形成了农历二月二日、五月二十日祀龙神的节俗。以龙求雨习俗变迁呈现出多样化、祭祀化、娱乐化等特点。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祭祀天地星辰、五岳四海的传统，并且历代都制定了相应的礼仪，但是直到清代雍正时期才正式出现祭祀的四海之神是四海龙王的记载，而这之前，祭祀的对象一直是含糊不清的。
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龙王庙体现着中国传统的祈雨祭祀文化。龙王庙名广润灵雨祠。广润的名称起于唐朝，玄宗皇帝李隆基召封四海龙王，其中西海龙王被封为广润王。昆明湖旧有西海之称，所以龙王庙名为广润祠，庙中龙神封号“安佑普济”。广润祠建成后，清宫将每年在万寿山后黑龙潭举行的求雨祭祀活动挪到清漪园。依照玉泉山静明园中龙王庙的祭祀规制，每年夏季按照惯例指派大臣到广润祠拈香行礼。
1.祭祀
祭祀是一种宗教活动。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的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①
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也是儒教礼仪中主要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
万物有灵形成多神崇拜，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礼记·礼运》称：“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周礼·春官》记载，周代最高神职“大宗伯”就“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祭祀神灵，是以献出礼品为代价的。人们对神灵的归顺，可以跪拜叩头，可以焚香燃纸，但对神灵来说最实惠的祭祀方式还是献上祭品。人有七情六欲，神灵也是如此。人们既然对神灵有所祈求，理应舍得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祭献，以博得神灵的欢心。
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被称为吉礼。“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原始时代，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最初的祭祀活动比较简单，也比较野蛮。人们用竹木或泥土塑造神灵偶像，或在石岩上画出日月星辰野兽等神灵形象，作为崇拜对象的附体。然后在偶像面前陈列献给神灵的食物和其它礼物，并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则对着神灵唱歌、跳舞。祭祀礼节祭品有一定的规范。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神灵的产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有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感激这些神灵，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对这众多的神灵顶礼膜拜，求其降福免灾。人类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幻觉梦境，也是难以理解的。古代先民相信，人死后其灵魂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人的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2.祈雨
2.1 驱旱魃祈雨
《诗·大雅·云汉》云：“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恢如焚!”人们认为旱灾的发生是女魃在作怪。以要驱逐女魃来达到获雨的目的。旱魃亦作“女妭”，神话中的旱神。明清时期，以僵尸为旱魃的观念十分流行，由此派生出“打旱骨桩”、“焚旱魃”等求雨习俗。《明史》中记载的民俗说，每遇干旱，人们便发掘新葬墓冢，将尸体拖出，残其肢体，称作“打旱骨桩”。虽然明王朝下令禁止此风，但直至清代，此风在民间仍很盛行，且由“打旱骨桩”进而发展为焚烧尸骨。
2.2 雩祭祈雨
古代人们在旱灾发生时除了驱旱魃外，还要进行祭祀求雨。周代祈雨已有定制．并特称为“雩”。雩祭有两种。一种是天子亲祭的常规定时祭祀，这是为了预祝风调雨顺。另一种是遇旱而祭。雩祭一般在孟夏(四月)举行，所谓“四月龙见而雩”，因为此时苍龙(东方七宿)昏见于天，万物开始旺长。需要雨露滋润才能茁壮，所以举行雩祭以求苍天普降甘霖，因此谓为常雩。大旱时举行的雩祭。是指因旱灾而临时增加的雩祭，多在夏、秋两季。
2.3 以龙祈雨
以龙求雨巫术，祀龙求雨。人们认为旱灾除了旱魃在作怪外，还有一种掌管降雨的神，那就是龙。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以龙求雨巫术是指对龙施加“巫术手段”②，以实现降雨的愿望。祀龙求雨则指以祭品等形式取悦于龙，求其降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将巫术与祭祀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以很强的功利心理去对待龙，当祈祷无效便会运用极端、强硬的巫术手段。
对于以龙求雨习俗有明确记载的大约最早是在商代。此时已将名为“珑”的玉器当作旱时求雨的礼器。卜辞中也保存了一些以龙求雨的资料。在原始农业伊始，人们便将龙与雨水联系在一起。当天旱不雨时，人们向龙求雨，形成了以龙祈雨习俗。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但是，中国农业科技一直没有达到能够完全克服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程度，农民始终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处境。因此，人们一边努力进行农业技术革新，一边又将虚妄的求雨观念融入到生产之中，并将其当为生产中重要环节之一。时至今日，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山区，人们面对旱灾无能为力时还常常以龙祈雨。人们面临的难题（旱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是求雨习俗得以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
3.颐和园中的祈雨祭祀
3.1颐和园中的龙王庙
为了便于祭拜，人们还在有龙出没的水潭边修筑祠堂、庙宇，称龙王庙或龙神庙。那么龙王庙源于何时呢？从史籍记载情况来看，当为晋代的“虬塘”。《搜神后记》曰：“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③这是见于文献有关龙祠的最早记载，此处的“虬塘”便是龙神庙的雏形。
颐和园中的龙王庙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在明代西湖东岸龙王庙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其历史年代悠久。明朝人著作的《山行杂记》中记载：“西堤北岸长堤五六里，堤柳多合抱，龙王庙据其中。空灏际天，诸峰在眉睫间，绝无丹青脂粉气。”又“步西堤右小龙王庙，坐门槛望湖，湖修三倍于广，庙当前冲，得湖胜景最全。”明朝时龙王庙踞西堤的中部，是观赏西湖胜景的最佳之地。拓展昆明湖时，西堤上面的小龙王庙被保留，并利用原有地基将其改建成昆明湖中最大的南湖岛。乾隆皇帝在1750年作《广润祠》的诗序中写道：“昆明湖上旧有龙神祠，爰新葺之而名之曰广润云。”④
颐和园中的龙王庙建筑坐北朝南，面积87.7平方米，高3.35米，面阔3间，前后有廊。七檩大木单层硬山黄色琉璃瓦顶，有6吻兽仙人。明造天花，旋子彩画。方砖地，圆柱，青石柱础。前檐金里安装斜方格4隔扇，中间帘架玻璃门。次间斜方格为槛窗，上有横披窗。虎皮石台明石角柱台基，垂带式台阶。明间金柱间匾额“泽普如春”，明间檩柱匾额“灵岩霞蔚”，檐柱楹联“云归大海龙千丈，雪满长空鹤一群”。明间佛龛上端坐金面龙王1尊。祠堂周围有红院墙，正南建有琉璃山门，为歇山式顶，上有10吻兽，安两扇攒边门。门上嵌有嘉庆皇帝题写的“广润灵雨祠”石额。门两侧及祠东北侧各有1座随墙门。
广润灵雨祠山门外，左右各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旗杆，清宫举行祭祀活动时，旗杆上都要悬挂祭神的旗帜。山门外面方形广场上，东、南、西，三面各竖立一座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三座牌楼的造型一致，均为绿色琉璃瓦。斗拱七踩三昂，廉笼花板雀替，绘旋子大点金彩画。青石地面，圆柱。正楼有6块透花雕板，次楼有3块，4根戗柱，6个顶钩。夹杆石长0.79米，高1.62米。青石台基。东牌楼正楼东面石匾“凌霄”，西面“瑛日”。西牌楼正楼东面石匾“镜月”，西面“绮霞”。南牌楼正楼北面“虹彩”，南面“澄霁”。此3座牌楼始建时为二柱三楼，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为四柱三楼。西、南两座木牌楼与门外的旗杆曾于1950年因木构糟朽被拆除，1986年，颐和园管理处按照原样重新复建牌楼及旗杆。
庙内原供西海龙王像，东西两侧还塑有风、雨、雷、电、雪、云6座诸神泥像，山墙上彩绘诸神壁画。1966年“文革时期”，祠堂内所有神像皆被捣毁。现存龙王神像，为1986年颐和园管理处重新塑制。
3.2西海龙王
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为人消灭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和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龙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四海龙王是奉女娲娘娘之命管理海洋及人间气候风雨的龙神，四海龙王为女娲册封，在神灵中身份崇高特殊，保持着较大的自治性，天宫对其海洋之事，一般任其自治。龙王育有龙子龙孙，安居下界，这在神灵中又是一特权体现。
西海广润王，四海龙王中的第三位，居于西海，为黑龙。他操纵风源对流，司掌气候阴凉和天气变迁。
3.3 颐和园中的祈雨祭祀
颐和园中的祈雨祭祀是雩祭祈雨和以龙祈雨二者的结合。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喜欢用君权神授理论来麻痹人们，将旱灾这些异样的天象与政治得失联系起来，比较害怕出现旱灾，天旱时纷纷下令设坛求雨。应验也是求雨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古人不能理解下雨是自然现象，以为由冥冥之中的神灵控制，将求雨活动之后的降雨理解为神灵显灵。降雨是种自然现象，中国属季风气候，夏季干旱一段时间以后雨水自然会降临。因此，求雨活动之后，偶然遇到降雨，人们便将降雨的事实视为求雨的结果，于是载入史册。
建造清漪园前，原有龙王庙，造园时保留原址，在造园时，首先重修龙神祠，并封龙王为安佑广济龙神。《清会典》载：“吉礼”中“百二十有九目中列有'昆明湖龙神祠’，水旱则祈，乃大雩”。“孟夏，常雩后不雨，致祭天神地祗太岁三坛。如七日不雨，乃请旨致祭社稷坛……如未及常雩……或请旨祭龙潭,龙神祠。”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即亲诣广润祠拈香，尔后各代皇帝均以此为例。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诣广润祠拈香，夜间即获甘霖，次日乾隆帝“上谕”：“朕昨日亲诣广润祠祷雨，夜间即获甘霖，本日亲往虔谢。”并将广润祠增号为广润灵雨祠。嘉庆元年后，乾隆太上皇帝仍多次来祠拈香。嘉庆帝亦每年诣广润灵雨祠拈香，嘉庆十七年（1812）五月初六日嘉庆帝祈雨后，初七日“祈雨灵验”。特加封园内南湖岛龙王庙中龙神为“安佑普济沛泽广生龙神”，并立每年春、秋两祭龙神之例。嘉庆二十二年（1817）六月十三日，嘉庆帝诣广润祠拈香，十四日“甘霖滂沛”，即命皇四子诣祠谢雨。从此，除皇帝常来拈香祈雨外，亦遣官来祭龙神，这种春秋两次遣官祭龙神之例，一直执行。有时亦派皇子亲王代祭，如嘉庆帝曾命皇四子瑞亲王绵忻来祭，道光帝曾命亲王绵恺来祭。道光七年（1827）六月初九日、十三日，绵恺来祭后“甘霖滂沛”。道光二十二年（1842）后，道光帝不再亲诣广润灵雨祠拈香，除按例遣官来祭外，曾命皇四子、五子、七子来祭。咸丰帝除亲诣广润灵雨祠拈香，并按例遣官来祭外，也曾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贝子载华，怡亲王载垣，恭亲王奕訢，惠郡王绵愉，定郡王溥煦来祭。直至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仍遣官来祭龙神。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太常寺以昆明湖龙神祠殿宇、祭器现俱无存，会同奏请本年春季致祭时令清漪园事务处支搭席棚，设立龙神牌位致祭。同治四年，皇帝克勤郡王晋祺4次致祭，六年，睿亲王德长,镇国公奕询2次致祭，八年，定郡王溥煦2次致祭，十年，惠郡王奕详4次致祭。光绪二年，贝勒那尔苏、辅国公载濂、贝勒载治、委散值大臣载瀛、贝勒奕先后致祭10次。四年，贝勒载徵，贝勒奕徵，镇国公那尔苏，贝勒载漪，镇国公奕谟，贝勒载滢致祭9次，五年，贝勒载漪致祭1次。皇帝虽然不再亲诣拈香，但春、秋祭龙神之例直至光绪五年。
光绪十四年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光绪十五年开始，光绪皇帝或亲自来龙王庙拈香，或派遣大臣立山、嵩申、福锟至昆明湖龙神祠行祭礼。光绪二十一年，七、八、九三个月，光绪皇帝于卯刻、午刻多次诣龙王庙拈香。此后直至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光绪皇帝不再亲诣龙王庙拈香，每年祭昆明湖龙神祠，委派崇光、继禄、世续等大臣前来行礼。
清宣统朝，皇帝居住在宫内，仍每年到颐和园祭昆明湖龙神祠。元年二月初六日及二年二月初三日祭昆明湖，派继禄行礼。
中华民国初年，颐和园仍属内务府管理，昆明湖的祭祀活动未有停止。1912年八月初三日祭昆明湖龙神祠，遣管理颐和园大臣一员行礼。1917年八月初二日祭昆明湖，内务府遣散秩大臣一员行礼。
3.4颐和园祈雨祭祀的本质
颐和园祈雨祭祀的本质就是彰显清朝帝王统治的合法性，以“应验说”警策自己的行为。君权神授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它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的制约和平衡。
参考文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反杜林论》，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67页
② 《金枝》，（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页
③ 《搜神后记》卷10《虬塘》，[晋]陶潜，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66 页。
④ 《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颐和园志》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