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皇帝（下）
正说明朝皇帝（下）
闲话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之子，大明第6位和第8位君主，
年号“正统”“天顺” （1435-1449;1457-1464）在位，两次临朝在位共计21年，于37岁那年驾崩。朱祁镇也是明朝历史上经历较为奇特，评价较为矛盾的一位君主。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裕陵。
关于朱祁镇，我在之前很多的文章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写过很多，比如王振，比如“土木之变”，比如“夺门之变”。但回过来一想，似乎还从来没有站在朱祁镇的立场和角度，去解读那一桩桩影响王朝国运的人事。
一位9岁登基的少年天子，一位想要追随父辈们荣光的朱家后人，抛开功过是非不谈，他应该也像历史上的其他君主一样想要成就一番惊天伟业，青史留名吧。
幼主继位的踉跄
主少国疑，这就是朱祁镇登基时最恰当的形容。
宣德十年，36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这位缔造了“仁宣之治”的君主为大明留下了一位不到十岁的太子。帝国继承人的年幼，也就代表着无法独立行使治国理政的权力。而相对的，宣德朝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经验，资历极深的累朝老臣，比如著名的“三杨”，比如军界的张辅。
这是大明建国以来第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各种猜测开始出现在朝堂与坊间，很多的推测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比如襄王朱瞻墡（朱瞻基同母胞弟）很可能“兄终弟及”入继大统。
好在，大明王朝对待类似的情况勉强有先例可循，明太祖朱元璋在太子朱标逝世后直接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好在，老祖宗除了给我们一个先例的同时也立了一部家法，《皇族明训》就明确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好在，我们还有一位令人尊敬且一言九鼎的老太太，大明诚孝昭皇后张氏——明仁宗朱高炽之后，明宣宗朱瞻基之母，朱祁镇之祖母，也是大明第一位太皇太后。
老祖母是经历过“靖难”的人，没有人比她更明白朱棣那套“清君侧”说辞的空泛与胡扯。既然儿子朱瞻基已经做了皇帝，也明确立了太子，那么不论太子是否年幼，大明的皇位终归是要传给朱瞻基这一脉的。
老祖母拍板承认了朱祁镇的帝位，整个帝国都松了一口气，所有的风言风语都瞬间飘散。9岁的朱祁镇牵着生母孙太后的手，跌跌撞撞，懵懵懂懂地完成了登基大典。此时的他只明白一件事情：皇祖母保护我做上了皇帝。
年幼的朱祁镇，可以说是在老祖母严格的管教下学习成长的，而朱祁镇也始终保持着对老祖母的敬爱与畏惧。皇家那点事情，一旦牵扯到朝堂，亲情总是要变味一些。
老祖母告诉他，你还小不到做事情的时候，现在要好好学习治国，你的学习对象就是内阁的“三杨”；老祖母还说，作为天子你要勤学勉政，一些容易玩物丧志的爱好都不该有，要时刻约束自己；朱祁镇努力的点点头，似懂非懂却又异常坚定，因为年幼的他一直相信：皇祖母说的话都是对的。
正统初年的日子，就在一派君臣融洽的气氛中渡过了。小皇帝每日规规矩矩地上朝下朝，有模有样地按着手里提前预备好的各种“小抄”发布政令；以“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按部就班地处理着政务，延续着宣德朝的执政风格与理念；以太皇太后张氏为首的皇族勋贵集团，隐隐地藏在大幕之后冷眼看着朝堂前的一切，老祖母保护着年幼的孙子，也保护着这个干活的执政团队，更保护着大明局势的稳定。
但所有的一切终将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小皇帝的长大。
少主夺权的成长
正统五年，杨荣去世；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薨；正统九年，杨士奇离世；正统十一年，杨溥逝世。我们再以正统七年为时间节点，这一年老太后与杨荣已经去世，杨士奇马上就要因为儿子杀人而告老还乡，即使后来仍在内阁身居首辅的杨溥，此时也已经70岁高龄了。
正统七年，我们口中的小皇帝朱祁镇，已经长到16岁了。皇家子弟在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当小孩子看待了，后来康熙除鳌拜的时候，也大体在这个年龄。
一方面，八年的时间让朱祁镇开始变得成熟，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经验；另一方面，原先束缚他的诸多人事开始瓦解。这一切最后就导向了一个结果：朱祁镇开始要收回权力。
于是，在正统七年左右的时间点，原先一直谨小慎微，做事战战兢兢的王振，忽然换了一副嘴脸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位从东宫就开始伺候朱祁镇的老宦官，这位教导过很多宫女太监识字的老先生，一改往日的和善有礼，开始结党，开始揽权，开始染指朝局。
很多人骂王振误国，遗憾当初老太后为什么没有在那次著名的“宫廷会面”中除掉王振。以“三杨”的老道和老太后的见识，难道不知道王振的真实品性如何吗？不是的，王振的存在，是老太后刻意默许的，而“三杨”对于王振之前的人品，也是给予足够尊重的。
所以，王振的转变只有一个原因：王振在帮朱祁镇抓权。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平时看起来越乖巧的孩子，长大后反而可能做出很出格的事情。整整近10年的时间里，朱祁镇在老祖母的权威下做乖孙子，在朝中老臣的规劝下做“批阅机器”，他活得很充实，也活得很累，甚至不敢提丝毫过分的要求。直到所有的枷锁都被打破，直到他发现在自己上面已经没有人能够压制自己了。
王振在朝中揽权的吃相有多难看，朱祁镇想要自立自强的愿望就有多急迫。
于是，文官们开始反弹。这些已经适应了宣德年间执政风格的朝臣们，这些权力和地位已经被大幅提升的文人们，根本无法马上适应朱祁镇的变化。
但皇帝不能骂，特别是当朝皇帝，更何况是他们眼中只会点头称是的小皇帝。骂王振，变成了他们唯一的发泄途径，但不知不觉中他们发现，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骂骂而已。
艰难国事的应对
尽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祁镇重用扶持王振，把王振一党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推向了白热化，但毕竟开始实质性地掌权了。朱祁镇此时放眼大明，心中不免有些悲苦之感。
大明走到这个时候，已经危机重重。
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全盘的战略收缩，洪武，建文，永乐时期建立的北部防御开始糜烂崩溃；边军将士懈怠防务，指挥系统上下不通，战力急剧下滑；西南麓川土司叛乱的问题从立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屡剿不止；浙江、福建、广东诸地流民暴动此起彼伏。
从局势来看，朱祁镇加强皇权是没有问题，因为封建王朝一旦要动用国家机器行军国之事，一个强势高度集权的朝廷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朝廷的核心就应该是帝国的君主。
正统年间，一共有四次对麓川的军事平叛。分别在正统四年，正统六年，正统七年和正统十三年。这四次被统称为正统年的“麓川之役”。
很多人把“麓川之役”与后来大明国运的衰弱联系起来，因为朝廷在麓川用兵，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陆陆续续持续就近十年的时间，动员兵力数十万，所耗银两几乎用掉了大半个国库，致使大明国库亏空，战事所及诸地民生凋零，也造成了北方防线的空虚。
这个说法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要问一句，“麓川之役”到底要不要打？答案是肯定的。明宣宗时期彻底放弃安南，其实就是引发麓川地区叛乱的重要诱因之一。安南我们没能彻底消化掉，那么麓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放弃安南那样丢弃掉？打，必须要打！
还有正统年间在北方有过三次大规模对蒙古的军事行动。正统三年的“亦乃集之战”，正统六年的“丰州之战”，正统九年的“以克列苏之战”。
此三战皆是大明边军主动出击，与宣宗时期相比斩获颇丰，所获战俘牲畜皆以万计，甚至影响了草原的局势。
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书里却描述甚少，甚至正统六年的“丰州之战”因为有石亨的参与，后世史家所述更是寥寥数语。但这是三次非常必要且及时的军事行动，一则在正统年对边军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变革，尤其在情报和指挥系统上一改宣宗时期的颓势；二则，偶尔适时的北伐，对保持大明边军的战力与士气，威慑蒙古诸部族，都起到了巨大的提升作用；三则，几次的主动出击，意在打乱了蒙古逐渐侵蚀大明的计划，特别是在河套地区，虽然最后没有达成这一战略目标。
所以，正统年间朝廷的诸多行事，不说其结局影响几何，很多都是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就行动本身而言是没有大争议的。
而朱祁镇在掌权之后，也并没有为了单纯所谓的“政绩“好大喜功。比如正统八年，朱祁镇想效仿成祖朱棣，派海船下西洋。这多少有点追慕先祖的味道在里面。只是后来由于朝臣的反对和东南沿海的民变而作罢，朱祁镇之后也不再提及。
做皇帝其实不容易，很多事情都是事赶事逼出来的，其中的战略考量并不是我们后人读几行史料就能妄自揣摩的，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把古人当傻子。
苦难磨练的成熟
终于还是要进入“土木之变”的话题了，这注定是朱祁镇一生逃不过的梦魇。
“土木之变”的本身，我在这里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以前的文章。我们主要聊聊朱祁镇。
正统十四年，也先的朝贡队伍刚走，朝廷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王振发现礼部在上报的也先进贡的马匹数量、质量以及随从人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朝廷是根据这些对蒙古朝贡进行“恩赐”的，所以在王振看来礼部的失职会造成朝廷财政损失。
王振说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定要拿这点说礼部的不是，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大明与蒙古的朝贡关系中是一直存在的。说白来，当时的大明朝不差这点钱，给了也就给了，可王振这次偏偏不依不饶。
端坐在龙椅上的朱祁镇嘴角泛着一丝冷笑。他知道王振这次的小题大做，不是单纯向礼部问责，而是针对那位执掌礼部数十年，门生遍及朝野的文官集团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胡濙。胡濙，就是那个为朱棣寻访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王振的问责在慢慢发酵，文官集团处于道德下风，一时难以施为。照这样下去，朱祁镇应该可以给胡濙一个很大的下马威，搞不好直接逼他致仕回乡也未可知。本质上，这又是一次基于夺权的人事斗争。
可紧接着，大同那边传来消息，也先领兵进犯，大同守军全军覆没。事情的性质一下就变了，这下是王振误国了。
朱祁镇并没有多少惊慌，也先犯边也不是一次两次，只是这次声响大了些，但终究也只是一次犯边而已，与此相比，王振因为这件事而被文官们反过来压在地上“摩擦”更让他觉得头疼。
怎么办？必须马上解决边患，然后才能找机会让王振翻身，接着修理大臣。这件事情，不单是王振急，朱祁镇也急。
可文官集团在平边这件事情上，似乎取得了默契，不是部队调动需要时间，就是一时难以筹措粮草。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可从这些官员们的嘴里说出来，听在耳的朱祁镇怎么都觉得是在故意推诿拖延，就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坐等时局发展。
王振想了个“馊主意”，让皇帝御驾亲征。朱祁镇稍稍地想了想，同意了。只有皇帝御驾亲征才能最大化地协调资源配给；只有皇帝御驾亲征，才能给王振撑起丢掉的场子；也只有皇帝御驾亲征，大明的”三大营“才能绕过文官集团掣肘直接出击。
还有埋藏在朱祁镇心里更深的一层考量：他太希望自己能像父亲和爷爷一样，在草原上策马扬鞭，驱逐北虏，彰显英主气象了。
只是被内斗搞得头昏脑涨的君臣们没有想到，此去一役，几成永别。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当大明军队发生溃败，很多与朱祁镇同辈的将士放下武器坐在地上不再抵抗时，同样坐在石头上的朱祁镇会不会感慨自己这代人已经丧失了先祖的热血与不屈？当他仍然尽力昂着头，保持着一位帝王应有的自持而刻意控制自己说话的声音与语速，询问蒙古来将也先何在时，他会不会为自己的举止感到可笑与无奈？
所有人都在笑话他，包括他自己。
草原凛冽的寒风，吹落了他高不可攀的君王外衣，为了一壶温酒和一条羊毯，他必须与蒙古人搞好关系；也先屡屡抛出的放回许诺，扒下了他最后的执念与尊严，一次次地站在大明边城可笑地冲守城明军骗关；北京城外隆隆声中，那一颗颗射向自己与蒙古骑兵的炮火；南宫院内吱吱作响，是锈了的铁锁与斑驳门钉的碰撞。
如果我们把朱祁镇当做一个普通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权，他在敌方阵营的所作所为还值得理解同情；如果我们还认他作为大明的君主，那么那一系列近乎于“汉奸”的行径，又无疑是给老朱家的血脉抹黑。
但又何必过分苛责他什么？生于深宫，长于大苑，先有父亲粉饰出的太平盛世，后有祖母和“三杨”等人登基后的保驾护航，太祖的杀伐征战他只在书本里听过，永乐年的文治武功也不过是他心中的一份倾慕。
朱祁镇栽了一个大跟头，因为他不够成熟；但也是这个跟头，开始让他成熟起来。
结言
因为篇幅的问题，刻意避开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也正如前文说的，这两件事情之前也专门写过，故而在此不再赘述。
朱祁镇被骂得太多了，包括我本人也对他诸多行径非常不屑。骂归骂，骂完之后站在朱祁镇的角度想想，正统年间很多的事情，看似充满偶然性，实则又有其必然因素。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对皇帝同样适用。
重新复辟二次登基后的朱祁镇，表现出了与正统年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他缓和了尖锐的君臣矛盾，更加注重国内的经济民生，也尽量去争取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天顺年间，大明虽然停止了初年的上升，却也相对进入了一个平缓的阶段，而这与朱祁镇政治上的成熟密切相关。
最后他庙号的“英宗”，应该与”道德应物“的说法有关，大家见仁见智吧。
闲话明神宗——朱翊钧
幽默爆笑大师姐 11月8日
大明“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翊yì），明代第十三位君主，明穆宗庶出第三子，年号万历，10岁登基，在位48年，终年58岁。
朱翊钧 像
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明代君主“怠政”的典型，前后算起来近30年时间不上朝，不见朝臣。同时万历年又是明代中后期最折腾的时期，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国本之争，萨尔浒之败，矿监税使，党争兴起，任何一件都对晚明局势影响深远。
后世贴在朱翊钧身上的标签已经足够多了，暂且不下定论，不妨跟着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位临朝近50年的帝皇，看看能不能品出不一样的滋味。
学霸非得是“好孩子”？
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因为两个哥哥都早逝，朱翊钧按序当立，成为了太子。虽然爷爷嘉靖并不喜欢朱翊钧这个孙子，但是父亲和母亲给予了他足够的宠爱。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隆庆六年父亲的驾崩，提前宣告了他童年生活的结束。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当时的朱翊钧虚龄只有10岁，刚刚出阁读书不足三个月。10岁的他，被推上了皇帝大位，要去统治一个帝国，所谓的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大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当朱翊钧牵着两宫太后的手，亦步亦趋地走进大殿，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缓缓坐到龙椅上时，他一直在努力克制因为紧张而颤抖的小手。
故宫 一景
他鼓起勇气迎视着朝臣的目光，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慌张。他也从人群中看到了一些异样的神色，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种异样叫做担忧与轻蔑。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这期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朱翊钧都在学习。的确，让一个10岁的孩子自主地在朝堂发号施令是不现实的。所幸，有生母李太后在照顾着他，有司礼监的冯保在帮扶着他，还有张居正在外朝统摄全局，朱翊钧要做的就是学习怎么做皇帝。
说朱翊钧是明代中期以来，文化素养最高的君主，这点应该没人会反驳。我们可以看看这十年，朱翊钧是怎么度过的。
张居正 像
张居正为了让朱翊钧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把上朝的规制改成了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朱翊钧主要的学习方式是日讲和经筵。日讲你可以理解为平时的授课，经筵是规格更高的政治性学习。
朱翊钧一般是天不亮就起床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要开始一天的功课了。先是复习之前的内容，朗诵默背儒家的经典文籍；接着学习批阅奏章，一般是几个阁臣或者侍讲臣子陪着进行。
每天的书法课也躲不掉，朱翊钧因为李太后的启蒙教育，对书法尤感兴趣。最后看看时间，差不多到中午了，那就聊聊历史，说说古今兴亡更迭。这是日讲的大致流程。
明代官员
如果是经筵的话，每次都会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大的课题，找在这方面领域的资深专家，可以是朝臣也可以是民间大儒。讲课的老师必须提前准备好备课资料，当着皇帝，皇室宗亲子弟，皇帝侍讲甚至是内阁大臣，开始讲课。然后大家要各抒己见，展开激烈的讨论。
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编写各种针对性的教材。有专门讲古代君主得失的，有专门挑选出来用以临摹的字帖，还刻意造了一副大明地图在上面标注行政划分和各地官员资料，甚至还有类似“错题集” 的集册。
朱翊钧的教材《帝鉴图说》
虽说张居正是帝师，但皇帝尊贵的身份毕竟摆在那里，多少有别于民间普通学生。但张居正的做法还是很夸张的。有时候天气太热或者太潮，朱翊钧想要休息几天，张居正便会出面干预，意思是让小皇帝乖乖读书。
朱翊钧背书的时候，有一次读了一个别字错音，张居正便毫不客气地立刻指正出来，估计态度不怎么好，语气也不怎么善，史书形容当时的场景是“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
除此之外，母亲李太后也对朱翊钧严格管教。在朱翊钧大婚之前，李太后搬到了皇帝寝宫亲自照料儿子。确切的说是一边照料，一边监督。
李太后 像
李太后每天亲自叫醒朱翊钧，亲自送他去上课，亲自在下课后抽查他的作业。朱翊钧稍有犯错，就是一顿严厉的教训。对了，还有太监冯保布满宫中的眼线，时不时的各种小报告，朱翊钧这十年可以算是“如履薄冰”了。
整整十年如此勤勉的学习，如此高规格的教学，如此严格的监督，朱翊钧的文化素养怎会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初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朱翊钧是一派英主气象。因为他是接受了系统的文官式教育，是文官集团费尽苦心培养出来的“自己人”。
但就是这么一位勤学勉政的“儒式”帝皇，一位在13岁便能因为月食为自己写省身警言的少年君主，为何之后却几十年不上朝，连大臣的面都不愿意见？甚至有“明实亡于万历”的说辞？
朱翊钧 剧照
这一切都是因为朱翊钧的叛逆？只是因为年少时种种的压抑，而导致他亲政之后报复式地“怠政”？
没这么简单。
怠政只因为找乐子？
朱翊钧所谓的怠政，其实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曾经我也觉得他是小时候被调教得太狠，长大后要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一找补就找补过头了，一发不可收拾。但慢慢地我发现，朱翊钧之后的贪财好色，虚荣尚气，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天性所为。
有一次朱翊钧偷偷和近侍们饮酒作乐。酒兴来的时候，便想找点其他的节目，比如让太监唱唱歌，比如调戏调戏宫女。这种事情在明代皇帝这，真算不上什么大事。即便朱翊钧因为宫女太监驳了他的兴致，没让他满意，他要斩下对方发束以示惩戒，其实也带有孩童的玩闹意味在。
李太后与冯保 剧照
这件事情后来被李太后知道了，引来了一场雷霆之怒。夸张的是，李太后居然说要废了朱翊钧，并找来几位大臣要当场写诏书。朱翊钧是吓坏了，一个劲地认错，最后被逼得还下了一份罪己诏。
你看这个故事，是觉得朱翊钧被管束得严格，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是吧？但我告诉你，在此之前，朱翊钧已经犯过好几次同样性质的错误，并且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依然在犯。
同时，每一次被李太后教训，朱翊钧最后往往把怨气撒在两个人身上：冯保和张居正。冯保是告密者，宫中眼线具是他属；张居正身为帝师，又是他最难堪时的“见证者”，甚至是李太后用来吓唬他的“狼外婆”。
明代官员
我们从遗传的角度再看，仅仅看他的爷爷嘉靖帝，父亲隆庆帝，哪个不是酒色之徒？嘉靖帝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女色，可能已经得道成仙了。隆庆帝更不用说，算是死在后妃身上的。
所以我们凭什么认为，因为朱翊钧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能够抑制自己的遗传天性？说到底他和祖先都是一个样子，无非是吃相好看与难看的区别。
于是，亲政后的朱翊钧，大把的光阴花在与美女们饮酒作乐上，留给朝臣们的时间自然就不多了。
同时，朱翊钧常年躲在深宫也与万历时期的理政方式有关。
皇帝出巡图
我们上文说过，张居正简化精简了朱翊钧的朝会，为的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前十年的时间里，朱翊钧已经习惯了学习为主，理政为辅。而这十年的理政，朱翊钧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演员，在朝上所有的发号施令，都是照着手里的“小抄”来完成的。
也因为皇帝年纪小，万历初年朝会上很少有“召对”形式，基本上都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拟了大致意见，通过司礼监的冯保照会李太后，最后由朱翊钧的名义发出。
这也养成了朱翊钧日后的一个习惯，朝中大事，内阁给出方案，他直接通过就行，其他的事情再由内阁转交给六部具体实行，反正从嘉靖年开始，很多内阁阁臣都兼着六部主官的头衔。
明代官员
所以为什么要每次见这么多的朝臣？很多事情朱翊钧加内阁，再勉强算上司礼监，这个三方小团体就能定夺，商量的人越多，反而声音越杂，事情越不好办。
还有言官的碎嘴。
朱翊钧亲政后为了迅速立威，也为了在政治上去张居正化，对冯保，张居正等人进行了政治清算。这件事对错不谈，但却有一个意外的结果：文官们上疏言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本来朱翊钧只是想挑唆言官们给自己提供对付张居正的材料，故意放水纵容，谁知道闸口开大了便很难关紧，在斗完张居正之后文官们就开始找皇帝麻烦。
明代奏疏
从贪杯好色到不及时批阅奏章，从见这个儿子次数太多到那个娘娘吃穿用度不合规，文官们不仅管得宽，还骂得凶。
朱翊钧是真的烦，特别是在“国本之争”这段时间，朱翊钧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几乎降到冰点，于是干脆躲起来就不和朝臣们接触，完全不理会他们的声音。
对了，还有几点也与此相关。
一个是申时行给朱翊钧出了“奏章留中”的馊主意，还有一个就是中止经筵日讲，让老师们把备课资料交上来，皇帝只看资料就行。当然，最后的情况是奏章也不阅，备课资料也不读。
申时行 像
再者，明代官员的上疏，到了万历时期，已经变得像大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满篇华丽的辞藻，各种引经据典，动不动就十议九论，明明几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偏偏要洋洋洒洒上万言，换了谁都受不了。
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原因，朱翊钧的身体状况的确不佳。
万历十四年的时候，史料里已经有朱翊钧说自己身体差的记述。大致症状就是头晕眼花，全身乏力。万历十四年，朱翊钧才二十四五，这个症状已经和明穆宗隆庆晚期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相像了。
万历三十年的时候，朱翊钧生了一场大病。常年身体羸弱的朱翊钧一度以为自己大限将至，把皇子，母后，阁臣都招到了宫中准备托孤了。当然最后朱翊钧又缓过来了。
皇帝托孤 场景
朱翊钧的腿脚应该真的不方便，据传为了完成从自己寝宫到太后寝宫这段距离，让人专门为他做了一种辇。这种辇有点像现在的轮椅，能扶着走，也能坐着推行。
他的定陵经过挖掘之后，我们从朱翊钧的遗骸中发现，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也就是说，朱翊钧腿有残疾，是瘸子。再加上体型肥胖，行动不雅，这也减少了朱翊钧在公共场合曝光的次数。这点，我表示理解。
所以，朱翊钧的几十年不上朝，既有他天性上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原因，也有常年的理政习惯和厌恶群臣言事的考量，还逐年恶化的健康，行动不便有失帝威的顾虑，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叛逆”就能涵盖之。
不上朝，更不代表不理政。
黑锅只能够一人背？
朱翊钧是不是一个昏君？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没有人是抱着主观恶意去生活的。“明实亡于万历”这个说法有其客观合理性，但也不代表能够一棒子打死朱翊钧。
张居正十年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开花，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的小高潮。但随着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政治清算，改革的进程戛然而止。朱翊钧到底有没有必要打掉张居正？有。
十年辅政，满朝文武皆是张居正的门生故吏，即使张居正病逝后，这种影响力依然存在。存在的不是张居正的个人影响，而是张居正式的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好坏不说，但却带有强烈的弱化皇权意味。
故宫 一景
朱翊钧要想真正亲政，想有一番作为，必须要集权。事实上他最后做到了，内阁阁臣换了一波又一波，满朝臣子骂骂咧咧几十年，但朱翊钧依旧我行我素，说不立太子就能硬抗几十年，朝臣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万历三大征，虽说每一场战役爆发原因各不相同，但每一仗都是非打不可。而王朝机构的臃肿，军队战力的下降，伴随着的必定是后勤保障和物力人力的巨大消耗。这是一个长寿王朝无法避免的规律。
再说国本之争和晚明的党争，这套东西其实并不陌生。他的爷爷嘉靖帝就这么玩，而且玩得很溜，玩得风生水起。只是到了朱翊钧这，政治生态又发生了变化，在张居正之后，朱翊钧没有再扶持权臣上位，只是通过内阁首辅的方式来传达政令。
明军图卷
而万历后期的内阁阁臣们，明显在资历和能力上与嘉靖，隆庆年间的牛人们不在一个高度，自然也就导致了文官集团的内部分化，形成了党争的局面。
还有被后世诟病的矿监税使。朱翊钧把太监们派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摊派，确实和他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有关，也确实对帝国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重创。但还是那个实际的问题，没钱啊。常年的用兵和赈灾，朝廷是真没钱了。朝廷没钱皇帝也没钱。
于是朱翊钧只能自己想办法，吃相也确实难看。但有一个细节还是要注意的，万历后期朱翊钧屡次从自己的私库里拿出银子补贴军费开支。这个举措到了明光宗时期，开始被朝臣们理解。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救急的法子，只是用猛了，但纵观整个晚明，哪项举措不是拆东墙补西墙？
白银
所以对于朱翊钧的评价，骂归骂，骂完了之后我也表示部分的理解。
第一，明代就没有傻子皇帝；第二，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时也，命也。
做皇帝难。封建王朝的君主，短寿不行，政务得不到长期规划施行；高寿亦不行，在位时间越久，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幺蛾子。
闲话明光宗——朱常洛
幽默爆笑大师姐 11月8日
大明“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明神宗庶出长子，明代第十四位君主，年号泰昌，万历四十八年继位，同年驾崩，在位一月，享年三十九岁。
朱常洛 像
对我来说这是明代最难写的帝王，因为朱常洛的临朝时间过短，朝堂刚刚颁布了明神宗的遗诏和朱常洛自己的登基诏书，这哥们就驾崩了。而史料中围绕着朱常洛的描述，基本上停留在他做皇子的时期，比如“国本之争”，“妖书案”，“梃击案”，勉强算上他逝世前的“红丸案”。
在我的印象中，朱常洛一直是一个懦弱自卑得让人心疼的人。生活以痛吻他，他总是微笑着去承受。
懦弱传于母亲的悲苦
万历九年，明神宗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恰逢太后不在，偶遇宫女王氏。19岁的皇帝血气方刚，又见王氏美貌，遂临幸之。大婚数年的明神宗一直没有子女，却不料这次一击即中，让王氏有了身孕。
王氏就是后来的王恭妃，也就是朱常洛的生母。关于朱常洛的这段身世，我相信诸君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但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朱常洛后来如此懦弱的性格，除了因为父亲的不待见和忧惧的成长生活环境，是否也与遗传王氏有关？
王恭妃 像
王氏的父亲是锦衣卫百户，中下级军官。13岁那年因为明神宗大婚选后妃，王氏也入了宫参加选美。皇帝的大婚，一般选择一后二妃，也就是最后只要前三甲。王氏落选，却被留在了慈宁宫当差，这也说明王氏几乎杀进了最后的决赛圈。所以王氏的素养和容貌是不用怀疑的。
但王氏在万历九年被明神宗临幸后，却始终不敢出声。直到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被太后发觉，查了起居录和皇帝临幸后给予的赏赐，才把怀孕的事情挑明了，逼得明神宗承认了这件事。那么我们逆推过来，说明王氏是一个逆来顺受，容易被他人所左右的女子。
故宫一景
虽然明神宗不喜欢王氏，但毕竟是生了皇长子。几年后进宫的郑贵妃，敢仗着明神宗的宠爱，处处在言语上侮辱王氏，可我们从没有听说过王氏有任何的反抗。
母凭子贵在封建帝王家不是随口说说的，王氏可以找太后告状，甚至拉拢皇后，摆出反抗的姿态，可我们听到的，却是王氏一点一点被排斥出后宫的核心圈子，用度配属一点一点被消减，几乎沦落到了冷宫。甚至最后临死前因为担心郑贵妃的耳目在窗外偷听，硬是不敢与朱常洛作最后的诀别。
明神宗 像
朱常洛就是继承了王氏这种性情。
做事情永远都是想着会不会惹到父皇不悦，从不敢僭越“雷池”一步。朝臣为了他“争国本”，他始终大气不敢出一声，怯怯地躲在一旁看父亲的颜色；“梃击案”他遇刺遭袭，所有的舆论都站在他的这边，明明鼓足勇气去和郑贵妃摊牌，却因为父亲几句话，便主动充当和事老，搞得所有的错都是朝臣在挑唆父子不合。
最夸张的是，明神宗奄奄一息之时，身为太子的他居然站在皇帝寝宫前来回踱步不敢进入，要不是杨涟提醒他并出了个探望理由，朱常洛很可能连自己太子之位被废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故宫一景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是明神宗，见到自己的儿子如此“窝囊”，也真心很难喜欢得起来。天家贵胄，堂堂皇长子，做事畏畏缩缩，战战兢兢，如何把权柄安心交给他？
朱常洛也许是明代十六帝中，我唯一没有看到老朱家血性与胆气的一位君主了。
短寿源于性格的缺陷
懦弱不是最可怕的，懦弱可能只是成不了事；可懦弱的同时又有讨好型的人格，那就会坏大事了。
朱常洛就有这种人格缺陷。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神宗驾崩前的最后一晚，明神宗给朱常洛说了句遗言，意思为了保证自己死后郑贵妃不会被清算，要求马上让朝臣商议晋封郑贵妃为皇后。
郑贵妃 剧照
其实是郑贵妃多虑了，朱常洛哪敢清算她，根本想都没想过。朱常洛老老实实地告诉朝臣们父皇的要求，让大家赶紧办了。但朝臣们有脑子啊，礼部的官员就说，郑贵妃又不是你生母，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应该先紧着亲生母亲来办的吗？
一句话把朱常洛给说懵了。但这还没完。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朱常洛已经登基。八月下旬，上个月刚料理了父皇后事，现在就要给自己立遗嘱的朱常洛，在病重的时候仍然不忘记给郑贵妃进封皇后的事情，还是要让朝臣们商议此事。
明代官员
杨涟听不下去了，说郑贵妃既不是前任皇帝的皇后，也不是现任皇帝（朱常洛）的生母，怎么给他封皇后？这女人以前怎么害你们母子俩的，你都忘记了？
听听，连朝臣们都觉得郑贵妃封后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反而是苦主朱常洛念念不忘，你就说这是不是讨好型人格？看来幼年时期郑贵妃给朱常洛带去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了，连自己做了皇帝都不知道怎么去拒绝。
朱常洛最后病重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纵欲。而纵欲又和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的有关。不得不说，朱常洛的心是真的大。
明代仕女图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郑贵妃真的晋封皇后，那么朱常洛登基后郑贵妃就是皇太后。朱常洛一个月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幼子朱由校（明熹宗）。这个时候郑贵妃就是太皇太后，主少国疑之际，太皇太后在法理上能够有多大的权力，我想不用多说吧。以郑贵妃的野心和手段，用不了等到清末，我们在晚明就能见到“垂帘听政”了。
性格懦弱加上不懂拒绝，在古代帝皇中这样的人已经不算多了，可朱常洛还要再加上两条，即没主意和瞎固执。
看起来这是很矛盾的两点，其实一点都不违和。
龙椅
因为没有主意，所有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不了主，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可越是自己没拿过什么大主意的人，反而在某些事情上越较真，毫无逻辑地固执。
虽然在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朱常洛已经表现出了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屡次要求朝廷扩大宫廷采办。有一次因为边疆军费实在捉急，有官员就建议从朱常洛宫廷采办的预算中拿出点钱来救个急，朱常洛断然拒绝，还狠狠教训了这个官员。
朱常洛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好，做皇子的时候就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这点朱常洛自己和其子朱由校都亲口承认过。也是因为以前压抑得太久，好不容易熬出头，还不可劲造。
明代官员
在女色上，他更是毫无自制力。在“红丸案”中，他明明知道身体不行，仍然服用“秘药”强行房事。后来病重的时候，先是服用了内侍官崔文升的药。崔文升是针对朱常洛壮阳药吃多了，故而下了一剂泻药去火，药劲刚猛。
果然，药吃下去之后身体吃不消，更虚了。接着又服用了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吃下一粒之后，效果良好，精神和食欲都恢复了，紧接着马上在傍晚时又吃了一粒红丸。第二日暴毙。
有没有发现，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到太医的身影？
“红丸案”托孤场景
从崔文升的用药，到李可灼的红丸，都是朱常洛自己拿的主意，完全不和太医院商量，药拿来就吃。直至打算服用第二粒红丸的时候，太医院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可朱常洛呢？固执的代价就是驭龙宾天。
所以有一句话真的非常适合朱常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被捧得于朝堂的争斗
但有一种人是非常喜欢朱常洛这种性格的，文官集团。
他的懦弱，他的没主意，甚至他的讨好型人格，在文官集团眼里就代表着好控制。
朱常洛的父亲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也是文官嘴里怠政的典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明神宗临朝的48年时间里，除了前十年时间张居正把持外朝，之后的时间明神宗都牢牢把控着权力。
故宫一景
而也正是因为张居正的事情，明神宗对文官集团是抱着极大不信任感的。所以他没有再扶持任何一位强臣崛起，内阁慢慢变成了他发号施令的工具与躲避言官攻击的挡箭牌。
朝臣们如此拥戴朱常洛，要明神宗及早立其为太子，除了真的怕明神宗废长立幼之外，也有和皇权进行较量，争夺朝堂话语权的考虑。明神宗不傻，他看得很明白，但是他的儿子朱常洛是不是明白自己可能沦为了斗争的棋子，我们就不知道了。
现在想来，郑贵妃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打压甚至迫害朱常洛，且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次比一次歹毒，会不会就是因为郑贵妃看穿了皇权与朝臣斗争的本质，利用了明神宗的这种心理顾虑？
明代官员
而对比起朱常洛几十年皇子生涯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明神宗的顾虑可能真的会变成现实。一个毫无主见且对文官集团充满好感的皇帝，最后的结局只有一种——大权旁落。
这也是为什么“国本之争”中，明明已经开始内部分化的朝臣，在帮朱常洛当太子这件事情上始终能够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调，并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地斗争这么多年。
朝臣们的坚持得到了成功，朱常洛被封为太子，虽然磕磕绊绊，但终于继位登基。可他们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几十年的努力便付之东流。但这会不会是大明的一种幸运？
朱常洛 像
我在上文说过，朱常洛只在位一个月时间，刚刚颁布了自己的登基诏书便撒手人寰。大明走到朱常洛这，其实已经有了摇摇欲坠之势。就从以文官集团主导的朱常洛登基诏书，与大明之前君王相比，都少了很多长治久安和宏图伟业的霸气，多了一份虚弱与不实。
而朱常洛在政绩上唯一能够被后世称道的内容，大概也就是平反因言获罪的官员，取消矿监税使和补发边军粮饷了。就这几样，还因为执政时间短，没有彻底被贯彻。
闲话明熹宗——朱由校
幽默爆笑大师姐 11月8日
大明“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明光宗（朱常洛）庶出长子，明思宗（朱由检）同父异母兄，明代第十五位君主，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年。
朱由校 像
朱由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移宫案，东林党争，阉党乱政，后金崛起，天启大爆炸等等标签，无一不在向世人诉说着这是一位昏庸之极的君主。但同时，我们却常常能听到说朱由校不死，大明不至于亡国的论调。
任何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中间会犯错却也有成绩，做皇帝同样如此。朱由校的毁誉参半，反而让我们意识到了天启年政局的复杂和人心的混乱。大明走到天启，内忧外患已呈末世之象，却不知朱由校在这个既定的结局到来之前，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丝惊喜和意外？
幸与不幸
万历三十三年，海南发生7.5级地震，周边数省震感强烈，琼州海峡多处村庄没入大海。同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太子朱常洛的长子，明神宗（朱翊钧）的皇长孙——朱由校，出生。
朱由校的童年过得并不如意。
爷爷不喜欢父亲，虽然父亲在朱由校出生的四年前便被立为了太子，但父亲的太子之位依旧朝不保夕。朱由校应该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因为经年累月战战兢兢的压抑生活，一直让父亲长期保持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朱常洛 像
母亲王氏亦不幸福。虽然因为生育了朱由校，母亲在太子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太子妃。但父亲并不怎么关心母亲，甚至已经夸张到了不顾母亲死活的程度。在朱由校15岁的时候，母亲因为与父亲另一个宠妃李氏发生口角，被李氏殴打凌辱，不久便悲愤而死。
幼年的朱由校，看着父亲一次次违心地扮演着好儿子的角色，听着母亲一次次幽怨地长吁短叹，朱由校并不快乐。这种常年被“负能量”包裹着成长的孩子，很多在以后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
王氏 像
所幸，我们在历史中并没有看到一个心理扭曲的朱由校，我们只是看到他会聚精会神地做木工活，发现他会毫不犹豫地信任客氏。（客：qiě)
一个是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爱好，一个是自小哺育陪伴他的乳娘。
现在不妨让我们先收起自己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朱由校作为皇帝，身上这两个遭人诟病的要素。也许正是他幼时聚精会神地做木活，才保持了他相对纯真的孩子天性；也许正是客氏对他投以的关怀温暖，才没有出现一个暴戾嗜血的君主。
故宫一景
崇祯在处理哥哥朱由校大殓时，无意间看到了哥哥所做的木器，曾感慨：亦一时精神之所寄也；明光宗在发现了儿子朱由校与客氏存在“不伦之事”时，也曾想过将客氏逐出，却终因为朱由校绝望的神情而作罢。
这是来自弟弟和父亲的理解，也是朱由校人生的两大执念。了解这点以后，我们再重新看朱由校临政时诸多荒诞的行径，是否可以在情理上给予他一丝谅解？
朱由校并没有接受过长期系统的儒家教育，起码可以说朱由校学习成绩并不好。但这并表示朱由校是一个文盲。
儒家精义
有人经常拿魏忠贤给朱由校看《东林点将录》说事，说二人经常遇到不会念的生字；又说魏忠贤后来给朱由校口述《水浒传》，朱由校从未听过此书，二人聊得乐此不疲。
以上说法过于夸张。
虽然朱由校有时候批阅奏章的时候，的确会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但他同时也能在一些文章中一眼就发现问题所在。
从明神宗扳倒张居正之后，朝廷奏疏的文风又恢复到以前的“浮华”之风。大概就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事情，非要堆砌各种华丽辞藻，充斥着各种典故。
《帝鉴图说》
朱由校他看白话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看一些夹杂着典故的奏疏，的确会非常吃力，毕竟寒窗苦读十数载的朝臣们，他们的文学功底怎么是一个在16岁才算正式出阁读书，偶尔还在读《帝鉴图说》的孩子可以望其项背的。
于是在万历四十八年，明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便驾崩，朱由校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皇长孙，皇长子，再到皇帝的身份转变。所有人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只是大概地发现，这是一个成绩一般，喜欢干木匠活，且在饮食起居上非常依赖乳娘的君主。
阉党治国
朱由校登基之初，曾短暂出现过“众正盈朝”的气象，就是东林党人开始慢慢在朝堂有了更高的话语权。
我这里用了“引号”，一者，“众正盈朝”四字原有其他出处；二者，我实在不喜欢东林党人。
还记得万历年间的顾宪成吗？
东林书院
一个被革职的中下级官员，因为对政局的不满，回乡后重新修缮了一间书院，聚集了一批士人，以讲学为名大肆评议朝政，并通过“东林党”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形式，染指朝堂政务与人事，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恐怖。
如果朝堂之事需要一个民间组织来定夺，那么还需要什么六部九卿，还需要什么内阁司礼监？
我承认东林党的很多成员有非常高尚的个人品格，但我想问一句，人格高尚就代表了做事的正确性吗？或者说这个所谓品行高洁的团体，凭什么就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对的？
明代官员
朱由校一开始是非常信任东林党人的。在明光宗登基时，在朱由校的“移宫案”中，东林党人都是出了大力的。朱由校登基后，自然投桃报李，给予东林党足够的信任与权力。
但从天启元年到天启三年，朱由校看到了什么？无休无止的党争。
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只要是东林党看不惯的，他们就怼，就会与之战斗到底。东林党凭借着在士林强大的舆论优势及江南各大财团的支持，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对手的任何一次失误，精准地打到对方的“七寸”。
明代官员
朱由校是一点点看着东林党发展壮大的。原以为他们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之后，便能尽心为国做事，但事实证明朱由校还是太天真了。因为斗争似乎成为了东林党人永恒的主题，他们有着严重的“精神洁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其他个体或者群体单独存在于朝堂的程度。
朱由校做皇帝，是没有被好好培训过。但书读得少也有优势，那就是没这么多书生意气。朱由校看着东林党一次次长篇大论抨击时弊，动不动就家国天下，可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故宫一景
辽东怎么办？赈灾怎么办？民变怎么办？财政赤字怎么办？即便如朱由校这么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也知道这些事情必须马上着手处理。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停留在桌面完美无瑕的计划，不如明天就能马上实施的方案。
朱由校终于烦了。
可这个局面终究是他自己造成的。每当文官集团内部陷入激烈的斗争时，往往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仲裁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秩序，保持朝堂的平衡。朱由校没有太祖，成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嘉靖，万历的权谋手腕，东林党的持续壮大也让他感到了自身危机。
龙椅
你看历史上，群臣抱团的时候，往往也是皇帝要倒霉的时候。
那就学明英宗和明武宗的老法子，给文官集团找个对手。客氏吹过的耳旁风也终于起效，一个叫魏忠贤的宦官在天启初年开始出现慢慢走到舞台的中央。
阉党的出现，其实已经给东林党下了“死刑判决书”。我们先不论阉党成员品性，就看围在魏忠贤身边的这些人。他们有的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主动巴结过来的，有的是因为被东林党打败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务实。
明代官员
他们也许不会高谈阔论，也许在士林中口碑极差，但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相比于东林党，他们有更低的做事底线。再加上有魏忠贤在下面托底，甚至可能直接得到了朱由校的默许，东林党这些嘴炮怎能不败？
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的再组利用。这种整合，反而可能是最适合晚明的政治格局的。因为有人愿意出来做事了，因为即便是阉党成员，也不乏一些资历深，能力强，想做事的官员。
只要巴结好魏忠贤，魏公公就会给你提供朝廷能给予的所有政治资源，也不会有人敢偷偷给你下阴招，事情做的好，做的坏，只要魏公公说你没事，你就没事。
魏忠贤 剧照
再者，魏忠贤掌管着司礼监，掌管着东厂，兼着这样那样的头衔，但终归只能算是朱由校的阉奴，所有的权力都依附于朱由校的皇权。你就看后来的崇祯，一上台就搞垮了整个阉党，也侧面证明了宦官集团对皇权依赖性有多高。
不论史家如何把朱由校描绘成一个被魏忠贤操控的玩偶，依旧无法忽略一件事实：朱由校要魏忠贤做的事，魏忠贤都是尽心尽力去完成的。
值此晚明各种内外矛盾爆发的时候，不说这样的模式有多好，但起码比崇祯时皇帝和大臣们的群体混乱要高效得多，更能把已经有限的资源进行集中的整合。
崇祯 像
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所谓的朱由校在世或者阉党不这么快被清洗，大明不一定这么快亡国的依据吧。
一家之言
最近吹捧朱由校的言论似乎多了起来，有些甚至是为朱由校盲目洗白。我们还是要客观地看待天启年间的诸多事情的。
皇帝痴迷木匠活，肯定是不对的。但凡朱由校有时间，多读点书，多上上日讲，多开开经筵，也不至于被人贴上文盲的标签。皇帝和朝臣保持距离，这个没有问题，但过分地生疏又会导致君臣之间矛盾的激化。
朱由校 像
在用魏忠贤这件事情上，朱由校的原始动机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过度纵容阉党，甚至让魏忠贤被尊称为“九千岁”，各地为他修建生祠，即便是英宗朝的王振，武宗朝的刘瑾，也从未有过如此嚣张的行为。
且阉党手段过于残酷，牵连太广，事情做得太绝，以至于后世把很多账都算在了朱由校身上。比如最后熊廷弼的死，就与他纵容阉党不无关系。
这也说明了朱由校政治上还是相对稚嫩，比如嘉靖，比如万历，同样是在整治大臣，就没出现过这么血腥的画面。但朱由校比后来崇祯“一刀切”地清算阉党，又要高出一个段位。
明代太监 形象
但话又两说，朱由校在用人方面，是不是又有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果敢？
朱由校看人也准。袁崇焕的那套应对辽东问题的说辞，对朱由校和崇祯都说过。朱由校听完之后，沉思一会便开始提出许多细节性的问题，比如如何保护耕地，如何避免被切割包围，如何分化女真内部等等。
在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回答后，朱由校便压住了袁崇焕，可崇祯呢？崇祯就一句话：好的，我信你，你上。后来就把袁崇焕凌迟了。
袁崇焕 像
还有关于李选侍的问题。这个李选侍就是“移宫案”中勾结郑贵妃，想挟持朱由校谋求自身政治地位的“西李”，也是那个殴打凌辱朱由校生母的女人。
朱由校登基后，因为李选侍与魏忠贤，客氏关系交好，所以李选侍居然也混了一个康妃的尊号。很多人拿这个事情说朱由校不是东西，连“杀母仇人”都能忍。
但中间似乎别有隐情。
朱由校刚登基的时候，朝廷里曾经就有风言，说朱由校虐待李选侍母女，并且逼迫李选侍跳井自尽。
故宫一景
朱由校马上站出来澄清，说没有这种事情，李选侍好好地被养着。并且亲口公布了一些皇家秘闻，特别是李选侍如何欺负自己生母的事情。
可到了天启四年的时候，朱由校又尊封李选侍为康妃，并同时启用了几个以前李选侍的旧人。
时间节点就在天启四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阉党与东林党决战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之前的“梃击案”，“妖书案”，“红丸案”，“移宫案”，总之没有严格定性的事情都被重新翻了出来，成为阉党与东林党之间斗争的工具。
“红丸案”托孤场景
李选侍在天启四年被朱由校亲自“洗白”，毫无疑问是在为阉党增加筹码。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还会以为朱由校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丑吗？
天启六年王恭厂的大爆炸，我曾经说是击溃晚明人心的一次“天谴”。这场大爆炸使得深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君臣开始自省，也间接导致了阉党的内部分裂。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大爆炸的冲击波，损毁了大内多处建筑，其中掉落的建筑材料还把朱由校唯一在世的儿子给砸死了。
明代市井图
有时候你看晚明的历史，总是充满着各种巧合和意外，偏偏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可能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客观地讲，朱由校作为大明的君主，在解决女真问题，流民起义，财政赤字，土地兼并等问题上，中间或偶有亮点，却算不上成绩合格。他的确贪玩，也懒政，很多正直的朝臣在天启年受到了迫害与打压。但我也承认，朱由校很多抓大放小的举措，还是很有为君的风范。
他同样有老朱的铁血傲骨，在澳门问题上态度强硬，两次与荷兰人在澎湖作战，且取得胜利。但他在对待后金问题上也失误连连，没有遏制住后金的崛起。
明军图卷
他可以坐看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阉党残酷杀害，却又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对家里人好。可当他的皇后都因为阉党的暗算而流产时，他依旧可以与魏忠贤，客氏一起游湖划船，亲密融洽。
有人说，如果再给朱由校五到十年的时间，吸取了之前各项举措的错误教训，后金问题和民变，总有一个能够解决掉。还是那句话，大势如此，不论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永远不要替当事人下结论。
最后我想说，明代的皇帝似乎都和“落水”特别有缘。
故宫一景
如果你是喜欢阴谋论的朋友，那么我告诉你，正德年朱厚照落水时，江彬负责安保；天启年朱由校落水时，是魏忠贤保护皇帝。不论是江彬还是魏忠贤，对于皇帝的忠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依旧不相信皇帝们的落水是意外？
大明是否真的有第三只手在操控着时局？因为历史的笔，都握在文官手里。
闲话明思宗——朱由检
幽默爆笑大师姐 11月9日
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之庶出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之异母胞弟，明代第十六位君主，年号崇祯，十七岁即位，在位一十七年。
朱由检 像
一直说自己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终究在自己任上结束了大明276年的国运。朱由检用自己在煤山的自缢为后人留下了大明“君王死社稷”的悲歌，亦博得了无数人的惋惜。于是，崇祯年的亡国成为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史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重大课题。为什么一位勤政，节俭，无不良嗜好的君主，却最终无法挽救一个王朝的颓势？
大明为何而亡我不敢乱下定论，但我们可以聊聊朱由检。在我眼中，朱由检的人生悲剧，他所遇到的各种“死结”，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命运安排好了。
悲惨童年
万历三十九年，朱由检出生在慈庆宫内。慈庆宫是明朝太子的居所，但贵为皇孙的朱由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童年生活。
父亲东宫之位并不牢靠，常年生活在爷爷明神宗和郑贵妃要易储的阴影下，心理压力巨大。但同时父亲又需要在外不断扮演一位好儿臣，好太子的角色，压抑着本性。自然地，父亲在自家府邸时往往会因为情绪的发泄而展现出暴戾的一面。
朱常洛 像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朱由检的生母刘氏就是父亲的发泄对象之一。在朱由检五岁那年，刘氏突然亡故。我们只能从史料里找到只字片语：“光宗失意，被遣，薨”。刘氏的死，应该是被父亲的一次暴怒所致，但到底是刘氏自尽还是父亲失手杀之，已不可考。
不论是哪种原因，五岁的朱由检经历了幼年丧母之痛。残忍的是，这种痛苦是亲生父亲给予的。
父亲在事后除了担心这件事情传到爷爷的耳朵里影响不好外，并未觉得有任何亏欠于刘氏，只是命人偷偷地把刘氏以宫女的身份悄悄埋葬了。以致于在此之后很久的时间里，朱由检都不敢亲自去祭奠亡母。
明神宗 像
五岁的孩子毕竟无法自理，父亲便把朱由检交给了康妃抚养。与朱由检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他的哥哥朱由校，也是母亲亡故后由康妃代为抚养。所不同的是，朱由校有着皇长孙的身份，如果父亲日后登基，朱由校就是未来的太子。而朱由检非嫡非长，康妃对待两个孩子的态度自然大为不同。
这一定是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父亲无暇顾及，母亲早逝，朱由检寄人篱下，他慢慢地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看人脸色。随之而来的，是心理的阴冷。一个在幼年时期没有被疼爱过的孩子，你凭什么要求他长大后用爱去回馈这个世界。
故宫一景
好在，当康妃自己的幼女出生之后，没有精力同时照顾三个孩子，朱由检于是被转交给父亲另一位妃子——庄妃来抚养，这一年朱由检10岁。
庄妃对待朱由检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如果不出意外，这位平时沉默寡言却仁义慈爱的女人，能够把朱由检早已冰冻的心一点点融化。可是仅仅四年后，因为魏忠贤和客氏的迫害，一向不与人争的庄妃便抑郁致疾，不久撒手人寰。
也就是从那一天以后，朱由检记住了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也就是从那天以后，朱由检选择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哥哥。这一年，他14岁。
朱由校 像
16岁那年，朱由检生病。太医院的人过来开药，朱由检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服用，硬是生生地扛了过去。为什么不愿意吃宫里的药？朱由检实在太明白宫中人心的险恶了。
这大体上就是朱由检的成长历程。这位明代最后一位大一统的君主，他被人饱受诟病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实则是他自小的生存手段。
性情矛盾
话都是两说的。
哥哥朱由校驾崩后，朱由检入宫继位，一开始连宫中饮食都不敢碰，吃的都是随身从信王府带来的东西。为了防备意外，他借故留下了太监的佩剑，并且以犒赏为名拉来一群卫士饮宴。你们说他这是机智周虑，可他临朝之后疑心朝臣结党谋私，遇事两端不决，便指责他猜忌犹豫，会不会有失公允？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件事情。
故宫一景
从小依靠自己的朱由检，必然要养成独特的主观判断习惯。这些判断，一次次地帮他渡过了宫中的危机。他除了信任自己，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朱由检上台后以灵活雷霆手段迅速肃清阉党，让自己快速掌控朝中话语权，赢得了人心威望，更让他变得更加自信。
这种自信最后发展到自大，变成了时隐时现的固执，也是符合常理逻辑的。
朱由检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具体表现在了他的勤政与节俭上。有责任心的人，一般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我们看到朱由检上台的时候，大江南北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西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东北后金势力已成气候，朱由检怎么会不急？
民变
内心的焦虑表现到政务上，就是会寻求问题最快的解决途径，就是我们常说的急于求成。于是，很多事情他总是会天真地去相信别人，然后发现最后问题没有解决，便又暴躁地杀人。
这里说他“天真”，是真的。之所以会天真，主要还是因为朱由检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帝王的教育，他并不具备一位帝王应有的战略眼光。
在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有些人是自学成才，比如朱元璋；有些人是受过良好培训，比如明神宗；甚至有的人能够另辟蹊径，比如嘉靖帝。但朱由检显然不属于这三类。
朱元璋 像
他不知道要解决辽东问题，要解决西北民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并不是短期内挤出一定资源放手让某个臣子施力而为就能马上解决的，更何况他连用人不疑都做不到。
崇祯年间，先后一共有过五十余位内阁大学士，由朱由检亲自下令诛杀的大学士就有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监狱里关押的犯官数量巨大，最高峰时，仅三品以上官员就有一百四十余人。
这些都是他缺乏足够战略眼光，导致朝廷政策摇摆不定的结果。
明代官员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看似勤勉却瞎忙，看似自信却刚愎，看似担当却多疑，看似仁义却暴躁，看似聪慧却天真的君主。这就是朱由检自身无法克服的性格缺陷。
党争难消
在我看来，除了性格问题，朱由检还面临着三个“死结”。
第一个，权力。
刚刚登基，朱由检便肃清了阉党。我以前说过，阉党里不全是阿谀奉承的无能之辈，东林党中也不都是品行高洁的治世栋梁。朱由检迅速对阉党进行政治清算，并且是以雷霆之势，几乎到了是阉党就拿下的程度，如此一来大明的官僚队伍必然出现问题。
天启年间最后能在朝堂站住脚的，或多或少都与阉党有关，朱由检如此一刀切，大批官员落马，即使启用复出了一批之前被阉党打压的官员，朝廷仍然面临着无人可用的问题。
明代官员
无人可用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很多能够处理一线问题的官员被朝廷完全无视掉，这也是为什么朱由检后来在执政的时候面对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会进行得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要知道像杨鹤，杨嗣昌父子在天启年间，根本就是很边缘的官员。
通过清算阉党，朱由检也明确地放出了一个信息：皇帝不喜欢党争。但皇帝不喜欢归不喜欢，朝臣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阉党的覆灭无非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强人政治的终结。强人政治的结束就说明群臣失去了自己的靠山，以后要直接面对皇权。
魏忠贤 剧照
朝臣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小，数量越多越多，相互之间的斗争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多和散的局势必定会带来无尽的繁乱。于是朝里没人干活了，因为谁都掌握不了足够的话语权，谁都不敢轻易出来做事，还不如老实地待在后面挑别人的毛病，打打嘴炮更安全。
可朱由检想做事，但自己的能力精力又有限，怎么办？其实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朱由检放权。
曾经有官员上疏言：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
明代官员
意思是让朱由检放权，不要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做。其实就让朱由检再扶持一两个有能力的大臣来主导朝政，结束群臣纷乱内斗的状态。
但朱由检不愿意啊，权力的滋味尝过之后怎么可能放手，更何况他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这些朝臣。讽刺的是，大明因为集权而国阼延绵，却也因为过度集权而分崩离析。
在这种情况下，朱由检最后在北京城破时说出“大臣皆可杀”的话，是真的深有感触啊。
民变难除
第二个，农民军。
很多人说，农民军与后金的问题，朱由检如果先放一个，全力解决另一个，只要不是两面作战，大明还是有能力扭转局势的。
女真的问题我暂且不提，但农民军的问题到朱由检这真的解决不了。
明军图卷
对付农民军，无非两个方案：剿和抚。两个方案朱由检都试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杨鹤，杨嗣昌父子了。
杨鹤主抚，然后就是地方养寇自重；杨嗣昌主剿，然后就是流寇四起。这真的不是单单的财政问题。
杨鹤招安农民军，朝廷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但是空口白牙谁信你啊。于是朝廷答应，只要你们这些农民武装归顺朝廷，接受遣散与收编，朝廷对你们过去的行为既往不咎，并且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头目给编制给赏银，普通士卒给地给粮。
白银
很多人说，这不还是钱的问题吗？如果朝廷有足够的钱粮，所有的农民军都接受招安，自然就解决问题了。别急，听我说完。
为什么有人说崇祯年很多地方和将领都养寇自重？因为这变成了一种生意。比如你是西安的农民军，那么你就得接受当地府衙或者当地明军的招安，因为按照规定你要回原籍地领取赏赐。
有钱拿，地方和明军肯定也眼红啊，朝廷拨下来一万两银子，最后大概到了农民军手里也就六千两。穷怕的农民军还是乐意的，毕竟是皆大欢喜啊。可过一段时间，一万两银子花完了，大家又缺钱了怎么办？
民变
简单。这支农民军再起义，明军再招抚，朝廷再拨款。这就是所谓的“养寇辎重”。所以不论朝廷准备在招抚农民军这件事情上投入多少银子，最后都是一个无底洞。招抚必定失败。
那么杨嗣昌的围剿方案呢？
围剿可行，但是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构建一张防御网，用这张网把一个地方的农民军全都圈在里面。但以当时大明的财政状况，想完成这个战略目标，就要加税。一加税，便会导致更多农民破产，引发更多的民变。
还是那句话，即使有钱这事情也很难达成。因为流寇属性。
李自成
疆域的广阔代表了农民军流串的活动空间也大。流寇一旦出现，便会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农民军会如蝗虫一般劫掠所过之处，破坏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打破所有坛坛罐罐，并以粮食为诱饵裹挟当地无法生存的农民加入起义军。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近300年的时间一直都有农民运动，却偏偏在崇祯年的时候演变成无法收拾的乱局。当初代闯王高迎祥渡过黄河，开始转战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时，大明的丧钟其实已经敲响。
天灾难避
第三，天灾。
这个更好理解，老天爷的喜怒哀乐，真的不是朱由检能够决定的。崇祯年正处于大名鼎鼎的“小冰河时期”，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发生。
陕西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旱灾
也就是说，朱由检上台以来，仅陕西地区就年年有水旱之灾，并伴随蝗灾，饥荒。
还有崇祯六年开始出现的明末大鼠疫。
从崇祯六年西北地区开始出现鼠疫，到崇祯十七年波及江南，这场影响大半个中国的鼠疫，仅陕，晋，冀三省死亡人数便在千万以上。从崇祯十六年到崇祯十七年，北京城就至少有20余万人死于鼠疫。史书的描述是：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明代市井图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的北京城，其实称为“鬼城”也不为过。北京城明军严重减员，应有的数十万明军只剩下五万病残驻守，京军马匹也从近三万匹锐减到一千匹。
很多人只听闻明代灾害频繁，却不知能够严重到这种程度。而面对如此情况，朱由检能够做的，真的不多。
最后一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朱由检爬上煤山远眺，京城彰义门处火光冲天，喊杀不断。朱由检叹了口气，扶着贴身太监王承恩缓缓下山。回到寝宫，他倚躺在龙榻，端着一杯御酒，浅口喝着。
忽然一阵尖锐的哭喊声由远及近。慌张的太监禀报皇帝，北京城破，贼兵已入城。朱由检身边的太监宫女们顿时一阵慌乱，甚至有人说出投降之语。一直眯着眼的朱由检忽然睁大双目，随手拔出一旁宝剑，一剑刺死了要投降的太监。
朱由检 剧照
血从剑尖滴滴滑落，朱由检楞了一愣。只是这点光景，皇帝身边的太监宫女都已不见，各自逃命去了。朱由检自嘲一笑，转身向后宫走去。
他安排了侍卫护送几个儿子分别前往几个外戚那躲藏，又诀别了皇后周氏，命其殉国。同样的命令也一并被传达到了其他后妃与太妃处。之后他喊来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以袖掩面砍向女儿，长平公主昏死过去。接着又刺死了六岁昭仁公主。朱由检的剑很稳，很准，王承恩一言不发地站立在侧。
故宫黄昏
十九日凌晨，朱由检准备做最后的努力。他亲手拿着三眼火铳与几十名太监军骑马向东华门突围，未果。转向朝阳门，欲入成国公府，府门紧闭。朱由检冷笑一声，调转缰绳又向安定门赶去，安定门守军业已溃散，城门锁死，无法出入。
朱由检终于放弃了。东方泛白之时，他重返皇宫。他命人敲响钟声，召集百官上朝，可哪里又会有人来。朱由检再次登上煤山，仅仅一夜光景，北京城已是物是人非。
“诸臣误我”，这是朱由检自缢前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