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沈醉从重庆被送到北京的第二天...

1956年，沈醉从重庆被送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到操场去做广播体操。等他做转体动作时，发现身后有一个人在弯腰捡什么东西。

而他捡时又不是大大方方地捡，捡了以后，迅速向一个信封里一放，赶紧把信封塞进口袋。到再捡时，还向四面先看一下，这就引起了沈醉的好奇心。

等那人再准备去捡时，沈醉便故意做一个弯腰运动用头贴在膝盖上，实际上是想通过小腿的缝隙仔细看看那人究竟在捡什么。这回完全看清楚了，那人竟是在捡拾昨天夜晚别人在散步时丢下来的烟头，的确使沈醉感到十分惊异!

这次各地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国民党中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这些人被得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金额巨大的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身上带的钱搜出后，虽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而这些人中，又有不少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绝不吝啬的，绝不会对别人一点不接济。

重庆战犯改造所有个别人，因害怕“匹夫无罪，怀壁其罪”，临逃走时把身上的钱财和手表等全部抛弃，一是为了避免被人从这些东西上能证实自己的高贵身份，二免坏人图财害命。

但到了战犯所准许犯人抽烟时，有烟帮助无烟的，君子互通有无者大有其人，也不会穷到拾烟头而无人接济的地步。怎么北京战犯管理所反而出现这种现象?

沈醉正想着时，那人越走越近，沈醉便急忙转过身子去一看，四只眼睛一接触，便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是你!”

原来这位是沈醉在军统局多年的老同事，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提起此人，军统局4000多名电讯人员中，没有一个不知道。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除掉得罪他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就开始培养董益三，把他送美国学习电讯管理工作。

沈醉一见这人是董益三，刚才的疑团尽释，对北京战犯所“太吝啬”的想法完全不存在了，因为董益三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是“穷且益坚”，不好听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俩人聊完后，沈醉回到自己房间后，把自己从重庆解送北京时，在武汉买的几条“大前门”香烟拿出一条准备送给董益三。

过去他们都是吸惯了“三五牌”、“茄力克”以及土耳其名贵扁圆香烟的人，那时如果送人一条“大前门”，送的拿不出手，受的将会认为是侮辱嘲笑他。今天却完全不同了，能吸上“大前门”就是一种享受。

当沈醉兴致勃物地夹着香烟找到董益三的房间，见他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沈醉把烟递过去，董益三却一个劲地摇手不要，并且连连说:“买来不容易，留着自己吸吧，要再去找你。”

沈醉以为董益三是觉得一次拿多了，别人会向他要，便取出一包给他，没想到董益三还是把沈醉的手一推。这一意外的举动，使沈醉感到十分难堪，脸色马上变了。

董益三这才把那包香烟接过去，打开来取出一支，其余的扔了回去。沈醉二话不说，夹起那条烟就赶快往回走，心想，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沈醉离开房间还没有走出胡同，就听到后面有人追上来。沈醉还以为是董益三赶来解释，便放慢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他俩以前在昆明被俘时就一同坐过牢，沈醉深知汤尧爱讲点“哥们儿义气”，也知道他爱吸烟又没有钱。因为汤尧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丢得精光，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

沈醉立刻把那条烟递给汤尧，谁知汤尧也把手轻轻一摇，说:“一包就行了!”

“要时随时来取。”

“那还用得着你说，不说我也会来喽。”

果然，第四天沈醉一人正在房内写日记，汤尧悄悄走了进来，沈醉赶忙取出一包烟给汤尧。汤尧取出一支向嘴巴上一插，其余的便装入口袋。

沈醉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

汤尧用轻蔑的口吻回答:：“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

听了这句话，沈醉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沈醉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汤尧接着说他有时也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瘾来了也和老董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汤尧还很风趣地埋怨同学们抽烟太吝啬，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地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了，还要很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所以捡起来的烟头，重拆开再卷成烟去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

汤尧和董益三两人常常偷偷地捡了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乒兵球时，在乒兵球台上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慢慢去抽。

汤尧边说边抽完一支烟，顺手就把熄掉了火的烟头放入一个随身的信封。沈醉见了禁不住长叹一声:“战犯所什么都发给我们，为什么香烟不发呢?”

汤尧说：“过去供给制时连士兵都发烟，现在改成薪给制，早不发烟了。”

从那以后，沈醉再没有送过烟给董益三，董益三也再没向沈醉要过。每天清晨，董益三还是在放风场和胡同里去弯腰拾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