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在望」“容城三贤”——雄安新区不能不同时雄起的文化根基
4月1日，注定将会成为永久被载入史册的一天。雄安新区在这个日子，被正式宣布成立，以前未曾被大家所特别关注的三个区域——雄县、容城、安新，瞬间在全世界叫响，引来亿万人的心仪和瞩目。随着雄安新区名字的被传遍，大家的脑海里可能立刻会浮现出一簇簇挺拔入云的楼群、一列列飞速疾奔的高速列车，那可能就是这一片土地马上就将要呈现出的图景。但是，我要说一个新区的建立，绝不应仅仅是一座座高楼简单地从北向南进行平移，同时伴随而来的也应该有文化的构建与雄起，这其中很重要地就是对其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重塑。
容城是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地自汉置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所谓的“容城三贤”是指元初著名诗人、理学家刘因、明朝嘉靖年间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反被其害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和清初大儒孙奇逢。此三位古圣先贤虽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们在思想、学术、精神品格等方面一脉相承，所以，后世即有“容城三贤”之称。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他的父祖皆为金朝人，早年他曾隐居不仕，屡作哀宋之文。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以母病辞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再度征召，刘因以病拒绝。至元三十年（1293年），他以病辞逝，朝廷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再传弟子苏天爵（官至吏部尚书），曾撰《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对刘因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作了论述。《元史》卷一七一有《刘因传》内容多据《墓表》。《宋元学案》有《静修学案》。刘因的著作除《静修文集》外，还有《小学》、《四书语录》(门生所录)、《易系辞说》(病中亲笔，已佚)、编选《四书集义精要》。
刘因是元初北方理学大家，元代重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为理学由宋到明的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主，“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户外之履常满，邱园之帛屡来，咸虚往而实归。”以他为首，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学派——静修学派。他初为经学，以朱熹为宗，但又不严守朱熹门户，在天道观方面，将生生不息的变化归之于“气机”，主张专务其静，不与物接，物我两忘。在为学方面，主张读书当先读六经、《语》、《孟》，然后依次读史、诸子，主张读书“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他的“古无经史之分”之说，对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产生过一定影响。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按语中评价：“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草庐（吴澄）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籍以立国者也。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三岁即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六岁便开始作诗，一生所为诗，今存近九百首。其诗既有气势磅沛，奇丽雄峭之作，兼得韩昌黎“其力大，其思雄”的遗风，也有诗想象奇特，意境凄美，有李贺之特色。近代著名评论家况周颐又把刘因看作是元代的苏轼，以为他的作品“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读之如饮醇醪，如鉴古锦。涵咏而玩索之，于性灵怀抱，胥有裨益。备录之，不觉赘也。”他的诗中多有“幽人”、“幽士”的形象，对所生活地区的人文风物多有描写，如他咏保定的《大悲阁》、咏定州的《中山道中》、咏白沟的《渡白沟》、咏安国的《鼓楼龙湫》；咏易县的《黄金台》、还有咏雄县、徐水、满城等许多诗篇，均各具特色。
杨继盛(1516～1555)，明代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登进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后官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典史。其后被起用为诸城知县，迁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有《杨忠愍文集》。《明史·卷二百十九·列传九十七》有杨继盛传。
在历史上，杨继盛是以政治家闻名，并非因诗文著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继盛本以经济气节自许，不屑屑于文字。”在杨继盛的政治生涯中有两件大事，是他一生的两个转折点：一是上疏请罢马市，二是上疏弹劾严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35岁时调升京师，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奸臣严嵩死党大将军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继盛上书《请罢马市疏》，力言仇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谬”。“疏入，帝颇心动”，后来，因为奸臣诬陷，“乃下继盛诏狱，贬狄道典史”。最后，由于仇鸾败露身死，杨继盛才又升为刑部员外郎，“是时严嵩最用事”，他想拉拢杨继盛，“欲骤贵之”，然而，有着疾恶如仇品格、忧国忧民胸怀的杨继盛目睹严氏父子的所作所为，“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奋不顾身，冒死上谏，”疏入，帝已怒”，严嵩又极进谗言，“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折磨，可是他依然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嘉靖三十四年被严嵩害死。
杨继盛一生具有深重的忧国忧民情怀与刚直敢言的磊落品格。因受严嵩陷害，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均是在狱中度过，曾忍受了种种残酷的刑罚与折磨，但其始终未曾折服。在临刑前，杨继盛将自撰年谱交予其子，并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此诗传出，天下士庶相互涕泣。杨继盛还曾撰自挽绝笔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此联后为革命先烈李大钊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激励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重要精神力量。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因十余次拒绝清廷入朝为官的征召，时人尊称其为“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及《清史稿·儒林》本传、魏裔介《孙征君先生奇逢传》、魏象枢《征君孙钟元先生墓表》、方苞《孙征君传》及《孙征君年谱序》、魏一鳌《岁寒居年谱》四卷、汤斌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戴明说《征君孙先生年谱》。
孙奇逢少有奇节，而内行笃修，与定兴鹿善继等同究性命之学，负经世之略；又与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杨涟等多有交谊，名入东林党人之列。魏忠贤乱政，逮东林六君子。孙奇逢力救其友未能免，及左等死难，孙又赎金为之归葬。义声著于遐迩，得“范阳三烈士”之誉。明清之际，面对清军的屠戮，孙奇逢恐国将大难，谋练乡勇，以保乡里。崇祯九年，满洲兵入畿辅，所过无完城，独孙奇逢率众坚守容城不下。后又移家五公山双峰，门人戚友从之者数百家，一以军法勒部，饰武备，定条约，干戈抢攘，不废弦歌。明亡后，由于故园被清军圈占，孙奇逢举家南迁至河南辉县。夏峰村位于辉县苏门山下，紧靠名泉百泉，山清水秀，地僻清幽。工部侍郎马光裕赠以田庐，孙奇逢从此隐居夏峰。此间清廷多次征诏，甚至以国子监祭酒之职相聘，均遭拒绝。
孙奇逢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理学大家，他既是明朝理学的总结者，又是清朝理学的开创者。梁启超这样给孙奇逢定位：“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他的基本学术主张是合会朱王，并以其为基本理学材料建构起庞大的理学体系。孙奇逢把周、程、陆、朱、王合会一家，统一于天理，认为他们都不失为一种有益修养的方式，同时还把文章、经济之学都统一到“天理”之内，将明末的理学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峰。孙奇逢还提倡实学与苦身厉行，他曾说“孔孟之学，以修齐平治为实用”；有人评其“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中的日用伦常正是其实学的核心内容。
孙奇逢是当时的中原第一儒，其门生、弟子不下千人，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思想的影响一直到民国初年。作为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孙奇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如汤斌、魏一鳌、耿介等人。特别是汤斌深得康熙之器重，为朝廷重臣，其以理学为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对理学的理解，在清初理学家中实为佼佼者。
孙奇逢以大隐之身力肩道学，著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日谱》、《读易大旨》、《夏峰集》、《岁寒集》等近三十多部书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对清初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为诗文不事藻绘而胎息深厚，情真意挚。今所存诗，皆随时寓怀，有闲淡自适之趣。然俞陛云喜诵其“一代是非谁共语，百年感慨入孤吟”句，以为“寄慨遥深”，又集中有五古《书感》，亦谓“发挥独善兼善之义，可觇其怀抱矣”（《吟边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