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②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

（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徐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

（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

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麹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

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

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杂糅于粗恶材料中而湮没，而且凡与彼同性质之书，亦往往被同视而俱湮没。（三）其书愈精要者，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专门家无此兴味；一般人对于此类书籍，辄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种种原因，故此类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尽，势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岂人生精力所能遍读？于是乎在史学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实为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国宝书为资料而作《国语》，司马迁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为资料而作《史记》。《国语》《史记》之成立，与其书中所叙史迹发生时代之距离，或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见之直接史料为蓝本，今则彼所见者吾侪已大半不复得见，故谓之间接。譬诸纺绩，直接史料则其原料之棉团，间接史料则其粗制品之纱线也。吾侪无论为读史为作史，其所接触者多属间接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

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此最简单之鉴别标准也。

虽然，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何谓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与俄皇尼古拉第二来往私函数十通，研究十九世纪末外交史之极好史料也；然一九二○年以前之人不及见，以后之人乃得见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岂非时代极早？然吾侪宁信任五百年后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旧《元史》。何则？吾侪所认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亲征录》……等书，魏柯辈得见，而明初史馆诸人不得见也。何谓再现者？例如罗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没土中二千年，近乃发现；故十九世纪末人所著罗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过于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侪因此得知殷代有两古王为《史记·三代·世表》所失载者，盖此史料为吾侪所见，而为司马迁所不得见也。

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书》，虽时代极近，然吾侪对于彼之信任，断不能如信任司马迁、班固也。所谓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代不能尽情宣布，在远时代乃能之。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所谓史识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刘知几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寿令狐德棻辈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为在异族之朝编前代之史，然以万斯同史稿作蓝本所成之《明史》，决非脱脱辈监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论之，吾侪读史作史，既不能不乞灵于间接的史料，则对于某时代某部门之史料，自应先择定一两种价值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选择之法，合上列数种标准以衡之，庶无大过。至于书中所叙史实，则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质言之，则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吾侪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上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
  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也。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现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涂径，大起混乱也。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鹖冠子》等。莽晋两期，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一）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说详下）。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二）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

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征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剌刺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也。

然而伪书孔多，现所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暖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乱也。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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