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鄂州曾是一个战火越千年,民怨懑沧桑的地方

  一、首先是水患。”高塘县,喷樊湖九十九,天河缺个口,沉了(浮意)起荷叶洲”、“樊湖一水袋,千年脾气怪,饿又饿不得,饱又不自在,若撑便为害。”<span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roman" style="overflow-wrap: break-word; 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style: initial; outline-width: 0px; font-size: 12pt; vertical-align: baseline; background: transparent; font-family: 宋体;">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前清”而言,较大的水灾、旱灾遭遇了四十几次;到了“民国时期”这种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几乎是二三年一次。樊湖地区有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西洋畈,大肚子汉,驮个冲担满湖转,转条鲤鱼二斤半,度命的粉子抓一把,又熬又煮一锣罐,你也怨,他也叹,大人喝得象“冲担”,细伢灌得象“罗汉”。全首歌谣几乎都是“仄”声韵,尤其是末尾两句可谓“大难之中见真情”。尽管灾年灾月无好食,但大人们仍然是忍饥节食,让儿女们多吃一些,所以孩子们个个灌得像“罗汉”.又如道光时期的连年旱灾,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道光道光,十年九荒,走路叹气,坐着抓疮。”,又如“一进XX咀,人人都有“喜”(俗意为怀孕)女的怀十个月,男的驮到底”。旧时,在水灾的肆虐下,有些地区的老百姓容易患上“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一旦患上这种病,女的不用说,男的“驮到底”便无法医治。歌谣用女子怀孕的体态来比喻“大肚子病”既形象、巧妙,同时又给人以十分无奈之感。可见,水旱自然灾害,给樊湖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灾难。

  其次是火灾。火灾对人类的危害也是大的。就火灾而言,一般分“天灾”、“人为”和“意外”这三种,如“森林、草原火灾”、“民居失火”等。有一位学者的文章中介绍说,在宋孝宗时期,古老的鄂州城区附近曾经发生一场特大的火灾,民间有俗语、歌谣云:“这宗(宋朝皇帝的称号)、那宗,最后还是送(宋)终。”语言直白毫无遮掩,“宋宗”、“送终”二词的“谐音移意”运用得十分贴切,不管你哪个皇帝,最后还是要改朝换代。又如“难民潮难民潮,从北向南何时了?”、“兵荒马乱,草市长街,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北宋后,由于宋室“南渡”,朝廷为了容纳大量的难民,在城市周边纷纷建立起“附郭草市”,作为城市沿续的一部分并予以管理,鄂州也有这种“草市”。没想到一场大火,将城区以南的一万多家“草市”烧个精光,让成千上万的难民们“雪上加霜”。又如:“军火库,炸药桶,“轰隆”一声,天颤地动,人肉飞天,江水喷涌,防不胜防,老天捉弄。”据《湖北通志》记载:民国初年,老鄂城江边有一“军火库”,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爆炸,造成当时的库基深陷,江水倒灌,几十名守卫士兵全部遇难,损失惨残酷的战乱。古老的鄂州,是历朝历代军家必争之地。如“西周”时期重。这虽是一次意外事故,但通过铿锵有力的“四字句”歌谣的传唱,向人们警示,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上的不幸和教训。

  二、古老的鄂州,是历朝历代军家必争之地。西周时期的“鄂国”,曾率军大举讨伐南方诸国,侵占了当时扬越的经济中心——“鄂州”,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可谓是“战火越千年,民怨懑沧桑”。此后,三国时期,吴王孙权“以武而昌”,在鄂州称帝建都修城堡,在樊口、燕矶大建军事设施,民间有谣曰:“樊口戌,烽火台,恶梦难解”。这种随时可以爆发战争的不祥之兆,让老百姓昼夜提心吊胆。“三国归晋”以后,更是“烽火连天月”。从晋武帝到晋愍帝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武昌”多次遭到兵匪的攻占、抢掠和焚烧,有的甚至是两年一“抢”,两年一“烧”,如此频仍的战事,老百姓怨声载道:“都非都,城非城,关门闭户少行人,”昔日吴王的“帝都”、“武昌城”不复存在,老百姓在长期的战乱中“年不是年,月不是月,但愿‘大寒’过后早‘立春’”。按节气的规律,“大寒”过后是不能早“立春”的,这种巧妙运用“暗喻”的手法,充分表达老百姓那种“息战宁人”的强烈愿望与要求。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太平军”义旗招展,明室江山摇摇欲坠,烽火四起的战事,老百姓亦深受其害。有歌谣云:“恶月恶日五月五,团风过来一帮虎,守城的武松白喝酒,闻风丧胆无影踪,出樊口,进梁湖,烧杀抢掠民叫苦。”这是一首写实的歌谣,据史料记载,崇祯十六年端午节这天,张献忠的部队从团风过江直逼武昌县,当时武昌县的守军早已逃光,因而张献忠的部队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县城,随即便毁官营烧民房,紧接着出入樊口、梁湖大肆烧杀抢掠”。

  “灾难性”的歌谣、俗语,大多是“脱口而出”有感而发,语言通俗易懂,句式自由,手法精练,通篇虽不有“悲天悯人”之感,但语锋所指十分明显。就其所表达的中心内容来看,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折射,时代的印记。

作者系鄂州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鄂州著名民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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