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化视野审视魏晋书法走向高峰的基础
从历史文化视野审视魏晋书法走向高峰的基础
（作者：寿洪，绍兴文理学院）
内容提要：魏晋时期书法艺术成就之高、名家名篇之多,与其延续时间之短暂,显然是矛盾的;仅从魏晋时代本身去寻找其中的基础和原因,其答案缺乏深度,也是片面的。因此,必须立足于历史文化视野,从社会文化、文字规范、艺术内涵等多方面审视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走向高峰的基础。
关 键 词：历史文化 魏晋书法 艺术高峰 基础
《天发神谶碑》局部
魏晋是书体演变、技法变革的突飞猛进时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成就之高、名家名作之多,与其延续时间之短暂,显然是矛盾的。仅从魏晋时代本身去寻找基础和原因,其答案不仅缺乏深度,也是片面的。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必须把观察点落实到魏晋以前的秦汉时代。西周至秦汉华夏诸国的民族意识、哲学思想、社会道德、文化艺术等,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而秦汉时代正是构建大国家、大政权和大文化的时期,后世的诸多优秀传统在此时已初具规模,为魏晋书法走向艺术高峰奠定了基础,书法艺术也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发展。
皇象章草《急就章》局部
一
秦汉时期,文化艺术教育发展迅速。西周以来,以文字为桥梁的思想文化传播,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西周王朝把识字和书写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作为“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大事。“养国子以道,教之众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教,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确立了文字之学,造字之法,即“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六书。“书”包括“字学”和“书写”双重含义,教化是从识字习书开始,“书”以“字学”为根本。汉朝人更明确提出,文字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2]。文字书写技巧因长期依附于“字学”,秦汉王朝又把文字之学定名为“小学”。
秦灭六国之后所采取的“书同文,行同伦”,就是共同推行文字、促进共同文化和共同习俗形成的政策,达到“黔首教化,远迩同度”之目的,加速了汉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其间,文字的贡献不言而喻。两汉时期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发展。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宣讲礼乐,推广教化;私学起着补充教育的作用。私学的童蒙教育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蒙学,一般称“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学习的是字书,目的在识字。
由于汉代重视文字教育,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制度,太学、郡学、私学乃至家学构建了从上至下的教育体系,拓宽了文字教育和书法教育的受众面,从而使文字的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好书善书者日多。两汉时代,帝王、后妃、诸侯将相、官宦子女,从小都要读字书,学识字和书写,更不必说官吏、儒生和一些谋求功名之士人。由于汉字具有天然艺术的象形因素,加上书写技巧渐渐趋向艺术化,汉字书写水平日益提高,形式渐趋多样,无论是碑刻摩崖,还是帛书竹简,甚至蒙学字书,都充分体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
《瘗鹤铭》局部
此外,文字书写和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的制度,更刺激了人们对文字学、书法艺术的重视,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汉律九章之《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3]东汉时,能通《仓颉》史篇,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
两汉时出现的众多学富五车的经学大师,尤其是古文经学大师,往往又是文字学家和书法家。经学大师累世治经,家学渊源,广收弟子,世不替业,已成传统风范,这种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书法,书法开始有了家庭教育,父子兄弟皆为书法家即是明证。东汉中后期的书法家,如曹喜、杜操、班固、师宜官、罗晖、赵袭、张毡、刘德升、梁鹄等,皆各有擅长,为世所称,而崔瑗、崔寔父子,张艺、张昶兄弟,蔡邕、蔡琰父女,更是私相授受,一门相传。如此风气,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钟、卫、王、谢、郗、庾、崔、卢等世家大族的书法门风和世不替业的传统。
总之,秦汉时期文化教育的功效,不仅直接促进了秦汉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更重要的是为魏晋书法艺术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钟繇《宜示表》局部
二
汉文字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创新演变和规范统一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备天然的艺术气质;没有哪一个民族对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技巧,能像对汉字那样不断地进行创新变革,不断进行着书体的演变发展;没有哪个王朝像秦汉那样不断进行规范文字运动,努力地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之间进行辩证地选择。
文字的规范化运动,一般是指一种书体的标准化。书体的标准化,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新书体的出现,必须要符合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必须以成熟的书体为基础,以已经具有的、普遍接受的书写习惯为原则,让新书体和新的艺术发展有据可依、有源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的规范化运动为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又一基础。无论从文字自身演变进程,还是从文字本身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甚至从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而言,魏晋以前的两次文字规范运动,对魏晋书法艺术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般涅盘经》
第一次是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春秋战国500年的大动荡,导致了汉字演变史上的第一次大分化、大简化、大繁化和大变化。大分化是指各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字异形现象;大简化和大繁化是指各地区、各诸侯国为了文字使用上的方便而交替出现简化、繁化现象;大变化指500年间,初期文字和晚期文字差异很大。以上这些现象为古文字向今文字演变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种现象对各地区之间的交流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秦灭六国后,基于政治统治与文化控制的需要,实行了“书同文”的文化政策,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对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改变了长期以来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欲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责令在全国推行。
汉代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文字规范运动。“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文帝时有故秦博士90余岁伏生所传、用隶书写成的《尚书》29篇,开启了今文经学的先河。其他用隶书写成的儒家经籍也陆续被发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采纳董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50人,博士弟子不断补充更替,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5]。鉴于当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6]。搜集抄录古人书籍渐成汉人风尚。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7]。同时,“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俱,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8]。从此,古文经学日渐盛行,于是便有了两汉的经学古今文之争。
《张黑女墓志》局部
东汉蔡邕拜郎中后,校书于东观,发现经籍因辗转传写,文字多谬,俗儒说经,贻误后学,有人甚至私行金货,改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于是蔡邕在“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石单,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9]。凡46石,用隶书一体,刻有《哀氏易》、《欧阳尚书》、《鲁诗》、《大戴仪礼》、《公羊春秋》、《严氏公羊传》、《鲁论语》,共七经。[10]对于东汉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写字随意变乱,向壁虚造,太学郡国学诸生凭主观想象说字解经,俗儒顽固不通文字学,讲解经义穿凿附会;廷尉解释法律,甚至用拆字的方法来解决等现象,《熹平石经》是一项重大的文字规范举措。许慎编撰《说文解字》的意义也在于此。两汉时期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客观上导致了自秦以来的第二次文字规范运动。蔡邕等人书写的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11]。因此,汉碑虽因地域的差异出现个别字写法上的不同,但绝大部分保持了结字、笔法上惊人的一致性。
再来看文字规范和创新、书法实用性和艺术性两对矛盾。实用性强调的是规范和便捷,艺术性则强调创新和变化。一种书体被官方规定为标准的流行书体后,往往成为主导书体,但并不排斥其他书体演变和技法的创新。《熹平石经》确定的标准隶书,并不排斥其它书体继续沿着各自轨迹向前发展。尽管书体规范运动会对后来书体起到约束作用,但它也会对书体演变、发展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并使这种演变、发展根植于规范的基础之上,沿着书法艺术发展固有的轨迹前行。这两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和整理,为魏晋书法诸体的繁荣奠定了文字书体基础。
《兰亭序》
三
文字是艺术的载体,线条是创作的素材,线条的变化、律动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所在,是书法家用来表达艺术情趣的灵魂。高超的线条驾驭技巧,是书法家的毕生追求。秦汉以来的“篆变隶”(简称“变隶”)和“隶变楷、草、行”(简称“隶变”)的两个过程,在完成书体演变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笔法、笔势,演绎了新的书写技法、规则,为书法增加了新的艺术内涵。秦汉以来书体的演变和规范,书风的革新和流行,集中体现在“变隶”和“隶变”两个过程中。这“二变”的实质,可谓是最终完成了书写到书法艺术的“基因突变”,为魏晋书法艺术走向高峰奠定了艺术内涵基础。
第一阶段是篆变隶,即“变隶”阶段,汉字逐步完成由篆书系统向隶书系统的转变,隶书成为通行的主要书体。西汉后期,秦代确立的篆书的标准书体地位渐渐名存实亡,隶书渐渐占主导地位,在广泛使用的基础上,隶书在东汉时期最终完成了定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阶段的“变隶”是中国文字最为巨大的解放,既是文字的解放,也是书体的解放,更是用笔的解放,这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书法艺术的能量遂得到巨大释放。
篆体字,不管是古籀大篆,六国奇字,还是颇加省改、简化统一后的小篆,其基本笔画不外乎点、横、竖、弧,其特点是笔画萦纡,线条“圆转”,结体“内裹”,即“抱成一团”,这种字无法“自由”放纵,由于受到字形和笔画的束缚,毛笔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变隶之后,出现了方折、波折、撇、捺,“圆转”变为“方折”,“勾连”变成“分散”,“内裹”变为“外辅”,“纵势”变成“横波”。相对于篆书用笔来说,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波势明显,有蚕头雁尾之称。结构上疏密有致,呼应完整,千变万化,达到了既规整又自由灵动的境界。书体上的重大解放,引起了笔法上的空前解放。变隶时代,毛笔这个“武器”,驰骋在新的领域,新的笔法顺理成章地创造出来了,进而引起了书法艺术在“意度”、“精神”上的空前解放。
北魏石刻《石门铭》局部
“变隶”的三大解放,引发了第二阶段的“隶变”。汉字书体的创制、演变高潮由此出现,可谓是书法艺术的“基因突变”。隶书之后的汉字,进一步开始了新的开创性工作——向楷、行、草发展,这也正说明了汉字书法的无限创造性。
那么,汉字变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笔者以为,仅仅以实用性来解释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这应从文字演变的内在动力方面加以考察——为什么在汉字变体中会是这样的一种逻辑轨迹:篆以后隶,隶以后是楷、行、草,而不是别的书体呢?汉字变体的目标是实用和简捷,表面看是字形结构上的形式变化,其实,汉字变体的真正内容是在笔法和笔势上的,这也是汉字变体的实质。笔法、笔势是艺术性、习惯性和创造性有机结合的产物,由笔法、笔势的变化,产生了构成汉字的新部件,这些文字的新部件在约定成俗并流行之后,便成了构成新书体的基本笔画,新笔画依据汉字的造字原则,构建起新的书体。认识到汉字变体的实质,我们才能明白魏晋书法艺术取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因为它以两汉时期“变隶”、“隶变”为基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的“基因突变”。没有这“二变”过程,魏晋书法艺术便难以取得高的成就。“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12]
总之,魏晋书法能达到艺术高峰,是书法艺术在秦汉以来长期变革、发展、积累的结果。这种蓄势状态到了魏晋时期恰好达到厚积薄发的高度,从而推动书法艺术的各种艺术因素趋向完备和成熟。这样,魏晋书法艺术取得的成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秦汉时期“变隶”和“隶变”过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而且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技巧,为魏晋书法艺术乘势升华,奠定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艺术内涵基础。
《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此外,还有两个重大的基础不可忽视。一是书学理论基础。书法艺术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构建自己的艺术理论,包括美学理论、技法分析和批评鉴赏等艺术理论。秦汉时期,初步构建了以文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理论体系,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启了书学理论从文字观向书法观转变的先河;崔瑗的《草书势》则是今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理论文章,已经完全从文字观升华到书法观的境界;蔡邕的书法理论著作较多,所论亦较全面,有《篆势》、《笔赋》、《四体书势》、《笔论》、《九势》等;赵壹的《非草书》是一篇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书法的文章,结构严密,论说透辟,反证了新兴的草书艺术,在当时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所有这些理论,实现了从文字观到书法观的转变,为魏晋书法的艺术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书法也由此真正迈入线条造型艺术的殿堂:以各种书体为依托,用个性化的线条、技巧和结构、章法来充分展现美感,书法艺术不仅有了丰富变化的躯体,而且有了活的灵魂。
《爨宝子碑》
二是新材料基础,主要是纸的发明、改良和普及。与简牍丝帛、摩崖碑志相比,纸的优秀特性为书家们提供了形式和质地完全不同的书写感觉,更加真实细腻,使书写更具有艺术情趣和艺术表现的空间。我们的祖先曾用过龟甲兽骨、陶器玉片、青铜器皿、摩崖石碑、简牍丝帛等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可分为二类,一是用刀镌刻的,二是用笔书写的。除丝帛以外,这些材料的共同特点是十分坚硬,无论用刀镌刻还是用笔书写,具有特殊质感,提按顿挫不利于书写镌刻过程的发展。因此,在纸出现之前,竹简一直都是作为人们书写的汉字的最主要材料,而其他的仅仅是辅助材料而已。[13]从材料对书法的作用而言,纸的使用就成了书法演变为独立艺术的催化剂,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当它在简牍上书写时,窄小幅面限制了用笔的自由发挥和技巧的深化,竹木材料的质地无论如何也很难表现出精妙的笔法美和墨法美;当它在金石镂刻之时,特殊的用途决定了书写制作的体例,以刀代笔,更无法显示笔法墨韵。因此,纸的发明、改良和普及,引发了一场艺术大革命,使书法在魏晋时代迅速摆脱实用为主的桎梏,成为一门以汉字的题材、线条为情性的独立造型艺术,促成了当时飘逸脱俗的书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高不可攀的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