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弹指一挥间——采访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杜伟生先生手记
庚子岁末，于蓉城龙泉驿区洛带古镇“中国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现场，幸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导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杜伟生先生。观其古籍修复及金镶玉装裱示范教学，闻其古籍破损定级及修复技艺课堂教学，对大师技艺的精湛、为人的谦和、敬业的风范肃然起敬，课间对其进行现场采访，略以记之。
工龄近半百，46年弹指一挥间
择一业钟一生。杜伟生先生1952年出生于北京，17岁参军入伍，1972年退伍后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工作，也从此开启了他的古籍修复生涯。1990年曾赴英修复整理敦煌遗书，整理5000余册古籍。1996年，提出制作“纸浆补书机”的设计思想，并与同行合作试验，制造出纸浆补书机样机并投入古籍修复工作。2001年，主要执笔《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的制定，同年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那时没有喷壶，就用刷子往书页上打水。老师傅们打得特别均匀，我很难做到。我就每天午休时，拿着刷子对着地砖练习。”杜伟生先生饶有兴致地回忆说，“老师傅们的规矩很多，净手、净口、焚香，氛围和情绪都要安静下来，才开始修书。”当年的那些老规矩，有些已演变成操作规范，被一代代严格执行，已成为被实践证明的好方法。
今年已68岁的杜伟生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46年，是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他深谙中国古籍各种装帧形式的修复技术和中国传统字画的装裱技术，包括卷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线装、毛装等装帧以及用衬纸、“挖衬”、“镶衬”以及“金镶玉”等方式修复古籍的技术，并能处理在古籍修复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他阅卷无数，经手修复的古籍，有从南北朝到唐末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有命途辗转的《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等珍贵古籍。
耐得住寂寞的坚守。修书这个行业要耐着清贫和寂寞，要坐着住冷板凳，当然也会有感到枯燥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邀请杜伟生先生去深圳当翻译，当时的他动过心，还认真地学习了英语，但经过自己的一悉激烈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继续修书。不仅因为骨子里喜欢这项工作，还因为国图有一大批等待修复的好书，他深感那是一份厚重的历史责任。他始终清楚地记得1992年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僧致敬于他的“修书修经是最大的功德”的鼓舞。这件事对杜伟生先生留下长久的感动，也让他重新认知了这份职业的意义。
老骥伏枥退休不退岗。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但退休不退岗，他至今仍忙碌在培养人才、传承技艺的长征路上，孜孜不倦。他先后于2013年、2016年、2020年在四川接收了三批次共11名优秀古籍修复师为亲授弟子，用这种中国式师带徒的传统师承教育模式下，书写和传递着非遗古籍修复技艺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
静心是首要，书比人寿观千年
坚守一份内心宁静。只见他用喷壶在空中轻洒一片水雾，将书页字面向下铺展在修书板上，手持毛笔沾浆糊将书上的破洞边缘打湿，再将皮纸托补上，用镊子将边缘精准移除，连结处不超过2毫米，就这样，一个被虫噬的小破洞在他手下完成了修补的第一道工序。
当被问及“从事古籍修复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杜伟生先生一口回答到，“最重要的是能够静得下心来”。对于自己的这门手艺，他从来不把它神秘化，他说，手工技艺的东西，没有绝活儿，只有窍门，“修复工作虽有几十道繁琐工序，但人人可学，最重要的是静心，要坚守一份不被外界干扰的内心宁静。”
掌握多门相关学科。许多人对古籍修复工作存有误解，甚至包括图书馆行业内部人士。大家认为古籍修复工作很简单，不过就是补补窟窿、托点衬纸。事实上，要做好古籍修复工作，需要具备较为全面扎实的专业素养、综合知识，需要掌握一系列相关学科的知识，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等，对破损严重的善本古籍的修复可谓是难度较大的研究工作和考订之学。目前从国家层面颁布了《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等，杜伟生先生是这些标准的核心参与者和执笔者。在修复过程中，需准确辨识纸张类型及特点，版本年代、版本类型、装帧形式等，对载体形态和内容要相对熟悉，这既需要细致、严谨的专业精神，更需练持贯虱之睛，否则就可能对古籍造成致命的伤害。
保持一种内心纯粹。1990年，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时，见过一台“纸浆补书机”，觉得机器不错，修复率高，不用糨糊，没有接口，但价格太高。回国后跟馆里报备之后，就拉着同事琢磨起来，馆里给的经费，加上他自己的工资，全都搭了进去。
“三伏天，我跟同事张平，买了各种薄厚不同的塑料板，就蹲这后面焊，焊出来一个连模型都算不上的东西，再拿到外面让人给做成机器。那时候很惨，因为经费紧张，到处磕头求人帮忙。”
最终，在第三个年头，一台针对中国宣纸特点的“纸浆补书机”成功出炉。1998年，这台机器通过了文化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会的鉴定，荣获了文化部科学进步奖。
对外来技术充满好奇的杜伟生，也有自己的底线，“新技术绝对不能对纸张造成伤害，且不能违反可逆性原则。”他就是这样一位内心纯粹而简单的人。
修书即修心，人不负书筑匠心
多年来，杜伟生先生始终崇尚古人阅经前焚香净手的仪式，他说：“带着心做事，让自己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修书的过程，也是熏陶修行的过程”。
以敬畏之心给书治病。杜伟生先生说他很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古人把书当做朋友，修书人就是医生，他说做医生最好做名医。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所以杜伟生先生修古书的时候，不说话、不大喘气，避免口水溅落纸张；手臂轻放轻抬，防止汗水黏起书页。有的古书薄如蝉翼，一阵风吹过，都有可能破碎。修书的时候，他让自己进入忘我状态，身边有人说话，充耳不闻，全部的意志只聚焦两件事：书和身体。对于那些已经残毁破损到难以置信程度的珍贵古籍，他总是尽最大力气，以求妙手回春。
以贯虱之睛求精求细。除了从师傅们那里学来技艺，杜伟生先生觉得学到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修书人最该具备的态度和素养，这也是一代代修书人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过去古人把书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所以老师傅对书也是非常尊重，片纸只字不能丢。”看似简单的书衣制作，要将其先粘在书上，再把三面内折，这样做出来的书衣严丝合缝，如果改换次序，先折好三面再粘，就会出现些许误差。
无论是对于传统修复理念的挑战，还是选择每一款古籍修复工具，杜伟生先生一直恪守着细致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以最小干预保留原真。脆弱的古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聚散辗转、天灾兵焚、自然老化，许多遭受损毁，有的甚至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修复古籍不仅要“整旧如旧”，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还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
杜伟生先先在回忆负责敦煌遗书修复项目时说到，敦煌遗书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并称国图四大“镇馆之宝”。动手之前，他首先系统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力求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提出“能不托裱就不托裱，只对书作最小的干预，能补一公分坚决不补一公分半”。“修书不能追求天衣无缝、以假乱真，隔着两米看要协调，看不出来新旧。但放在眼前，必须一眼能看到修复的痕迹。”杜伟生先生说，如果修到看不出痕迹，非但不能表明修复技术高，反而干扰了历史信息。一张张经卷，在杜伟生先生所倡导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被合理修复。
“文物修复，恐怕最重要的培训对象，不是基层修复者，而是那些拥有权力的管理者。修复人员修坏了，影响的只是一件作品；而管理人员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导致一批文物受损。”他在多个场合都会直接对管理者进行这种提示。
“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利国利民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已被确定为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和提升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之一。无论是时代要求，还是国家战略，都在呼唤古籍保护事业的奋斗者和同行者为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做出不懈努力。
来源：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