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元一支雪糕，“你爱要不要！”
昨天和大家聊了聊民族主义的问题。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的今天，商品、信息的全球化都势不可挡。
反与支持只是政治方面的概念，可有的时候政治会失败，时代一样会进步。二战的两大阵营对决、二战后的冷战较量都说明了这一点，希特勒的自杀、日本的投降、苏联的解体都代表着政治上的失败，但并不影响时代的进步。
现在的反全球化只是反过去的全球化模式，而不是反全球化本身。
这个模式就是富人的资本可以无限地进行全球扩张、收割，而穷人却没有了走出家门的能力。英美为首的反全球化，反的是当下模式下的全球化使贫富分化加剧。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虚情假意。可问题是，提出反全球化的并不是英美的穷人，而是富人，这就更像鳄鱼的眼泪。
但你不能不说，英美的富人们有更长远的眼光，他们知道，当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革命即会到来，他们不但好日子没了，也许会上断头台。历史的教训没过去多少年，他们时时用法国大革命的惨剧警示自己。
防止暴力革命的出现，是这些年西方政治界的共识，也是人类科技进步到今天的一种担心，更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要全球化，就不能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很少说他们是美企，以至于我们也不习惯叫美企。你更不会看到美国企业在全世界挂美国国旗，这就是避免给人以区分你我的错误印象。
不过，在华的外资企业相对喜欢挂外资国的国旗。这是因为，在华外资企业都是中外合资，并且是中资控股，两国国旗一齐挂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证明这是一家有外资的企业，有高人一等的意思。
不过，我们经济发展到总量全球第二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头，怎么还能让外国人在中国牛，民族主义的情感就受了刺激，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要知道的是，当年是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把人家请来的，高人一等的条件也是我们自己给的。那么，怎么面对这种落差呢？
现在老子是爷了，当爷就一定得找个孙子收拾一下才行。
这就是当下民族主义的病根。
一方面觉得以往有屈辱。中国人的这种屈辱感是从1840年开始，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我们甚至把生意上的我赔他赚当屈辱。
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强了，不服了。这种不服是因为我们没有服输的心态，服输也是为了以后的报复，我们认为忍辱是为了负重。其不知，生意做亏了并不是啥屈辱的事儿，可以向人家学习，从头再来。
因为，我们不是商业文明，我们对商业又有着先天的仇视，现在也一样。把马云骂成狗的、把演员叫戏子的人都是商业的仇视者，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留下的。
传统的就有民族性，过头了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往往是仇恨的载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完全失去理智。老胡急得天天要造原子弹，就是民族主义上头的结果。
2
商业是个好东西，因为商业谋利。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谋利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古代朝廷的管理能力弱，皇权统治阶层怕民间社会通过皇权以外的形式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就难以控制了，而表面上讲的就是重农抑商。
随着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重农抑商变成了重公抑私、重计划轻市场。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人啥都能想得到，啥都能计划得好，还得是所有计划都是公平，那就一定有一个好人来主导、来管。这就要有全能型的人物，但谁都知道全知全觉是上帝视角，神就出现了。
中国古代商人分两种，一种叫奸商，另一种叫儒商。
中国古代商人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家读书人的模样以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商家本来是最真实的，图利嘛！可非要披上一层儒家为仁、为义的虚假外衣。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谋利会计算成本，一般图财不图命；但求仁、为义就不一样了，那就会为了观点、地位、权力而要命。
也就是说，商业解决问题的途径一定比政治要宽，也就是商业在谋利的同时，会让整个社会更宽松。
3
中国人有了现代的商业思想是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放弃了民族主义、计划经济，自然就孕育出了商业土壤。
中国人接受最早的商业观念是：顾客就是上帝。
“顾客就是上帝”是美国人的商业思想，是美国内战期间创立的马歇尔百货公司创始人马歇尔·菲尔德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提出的营销理念。
但在美国不能这样说，英语的说法是“顾客总是对的”（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美国是一个非常讲宗教的国家，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所以上帝就是上帝，不能由别人当。这种商业经营理念慢慢地被全世界接受，这个理念也定义了商业的本质——服务。
这个概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传入中国，成了一句时髦的话。
这句话是日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译的，他传播的就是服务业的概念，娱乐业也是服务业。不过，他最先译的是“顾客就是神”。这个"神"对应日本神道教的多神。此言一出，即惹来争议，媒体将这句话列为"暴发户的拜金主义"的典型。为此三波春夫曾多次解释，说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自己对观众唱歌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对神明祈祷一般。但不管本意如何，这句话迅速被服务业追捧成为口号，而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中国式意译，"顾客就是上帝"这个说法就产生了。
不过，出现网红经济之后，或者是进入互联网商业之后，顾客不再是上帝了。
上帝就是上帝，谁是上帝呢？当然是网红。
虽然一些网红公司也打出了为粉丝服务的口号，但在实际场景里，粉丝更像是抬轿子的，而轿子上坐着一个个大神。
那么为什么进入网红时代，中国人的商业精神反而没有了呢？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强了，不需要服务了，民族主义兴起，爷就是爷。
你比如，这些天一个炒得很热的一个雪糕品牌叫“钟薛高”。“钟薛高”是三个姓放一起谐音“中雪糕”，意思是地地道道的中式雪糕品牌，糕采用独特的中式瓦片型设计，辅以顶部“回”字花纹，意为“回归”本味。
4
这就一个非常民族化的产品，回到哪儿呢？
我们要知道，传统中国是没有奶牛和牛奶的，奶牛和牛奶是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中国的，做雪糕还不能用牛奶，要用奶粉，奶粉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才进入中国上海的。最早是美国商人海宁生（A.P．Henningsen）在上海沙泾港路250号（今虹口区贯中路51号或香烟桥路13号）创立海宁生洋行（Henningsen Produce Co.），生产冰棒、雪糕、冰激凌，海宁生洋行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
这种产品强调民族化是没意义的，也就是说，对于现代社会，能走的路一定是国际化，而不是民族化。
对于民族化、国际化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也来自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句话说的不是商品，是艺术。与众不同才叫艺术，大家都一样叫生活，艺术服务生活的时候它就是商品，成了商品都能全世界卖。也就是说这类的商品叫艺术品。
普通商品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还有挺多禁忌，一件商品想打入世界市场，那么就一定要去民族化。
你比如，原来的中国电器海尔、格力、格兰仕，不但没有民族色彩，还有点西方化，这就是去民族化，为了走向国际化。因为这些产品查到根都是西方人发明的，讲民族性说不过去。不过，格力打出世界第一的旗号后就变味了，民族工业的大旗一拉起来，产品也就没戏了。
这几年格力都是在走下坡路，董大妈也无心恋战，只想往口袋里装钱退休。格力的成功不是中国空调的成功，是中国房地产的疯狂所致，房地产死了，格力也就死了。
相对于海尔、格力、联想这样的商品名，中兴、华为就有非常强的民族性，并带有强烈的目的指向，用商品传达了政治目的——中华复兴，有所作为。
可不可以有这个目的，当然可以有了，但要通过市场占有率、利益收获、企业的持久性来体现，而不是直说，你一直说人家就要防了。
“钟薛高”还不光是在名称、设计上体现了民族主义，霸道劲也是足足的不怕死的民族主义。
这些天将“钟薛高”送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是钟薛高创始人林盛接受《艾问人物》的一段采访视频。针对66块一根的雪糕，林老板说：“它就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
这就完全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上帝姿态，而顾客就都是孙子。
说到雪糕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记忆，那时东北有一种两根棒的雪糕，一个棒是没奶油白色的，另一个棒是有奶油黄色的叫鸳鸯糕，五毛一根，当时是挺贵的。不过可以用粮票换，每年放寒暑假时学校不发助学金，但发粮票，发了粮票就换鸳鸯糕吃。现在东北不错的雪糕也就两块钱，一块钱的都挺好。觉得真是便宜。
但是，在南方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有网红色彩的雪糕都十几块一支，有人说“雪糕自由”也没有。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商业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因为你把顾客、消费者都当傻子的时候，企业自然就变傻了。除了喝点民族主义的口号，啥也不会了。
2016年，一款日本冰棍涨价，公司全体高管公开电视道歉的新闻在中国热传。
广告中伴随着日本歌手高田渡在1971年发表的昭和时代歌曲《涨价》，棒冰公司赤城乳业的董事长井上秀树及公司百名员工集体鞠躬道歉。广告最后打出字幕：“我们坚持了25年，坚持不住了。”
这款叫「ガリガリ君」的冰棍1981年开始发售时售价为50日元，1991年涨价10日元至60日元（约3.5元人民币）。
此后的25年，一直维持这一价格直到今年，这次宣传再涨价10日元（0.58人民币），向全体消费者道歉。
你可把它看成是炒作，但这种炒作要比“你爱要不要”好得多。
我的意思是，民族主义不但能影响政治、外交、军事，同样也深深地影响商业，你既要挣人家的钱，又在骂人家的娘，当然就没有和你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