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石：匪夷所思的质疑带来深深的无奈与无力
前几天，一则新闻令我啼笑皆非，同时，也很困惑，不明白现在的世界，到底怎么了，更不清楚，以后会是怎么样。
新闻里说，美国青年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的诗歌“我们攀越的山岭”（The Hill We Climb）以及第一本诗集在被荷兰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Meulenhoff）引进时，该公司选定的翻译，玛丽··卢卡斯·里内维尔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因为“肤色”不正确，遭到抵制。
阿曼达·戈尔曼，就是今年1月20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的那个女孩，一个称自己为“a skinny black girl （一个纤瘦的黑人女孩）”的年轻诗人。
如果你读过她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那首诗，或许会记得其中的这几句话：
在我看来，戈尔曼的这一段，表达了她希望所有人，无论文化、肤色或其它外在形象，都能被平等相待的心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诗被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引进荷兰时，其选定的译者里内维尔德，正是因为肤色，被人质疑，最终，出版商迫于压力，不得不另觅人选。
那么，这位里内维尔德，又是谁呢？她是一位年轻的荷兰作家、诗人，出生于1991年。2015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两本诗集。
她的诗集处女作Kalfsvlies 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当年度荷兰C. Buddingh Prize（布丁格奖），这是以荷兰诗人C. Buddingh命名的奖项，在每年的国际诗歌节（Poetry International Festival）期间，由“国际诗歌”组织（Poetry International）颁发，用以奖励年度最杰出的诗坛新秀。
2018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De avond is ongemak （荷兰语版《傍晚的烦恼》），并于次年荣获了ANV Debutanten Prijs，这是荷兰国内为年度最佳新手小说作品设立的奖项。2020年8月，她更是和《傍晚的烦恼》（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英文版译者一起，荣获了布克奖（International Booker Award），也因此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除此之外，里内维尔德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身份是，她一直表明自己，并非“二元”性，也就是说，她不支持人类性别仅为男或女。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难看出，里内维尔德和戈尔曼一样，才华横溢。我相信，她完全具备翻译戈尔曼诗歌的资格，凭着她优厚的文学素养，诗歌的荷兰文版本，一定也会大放异彩。事实上，在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公布了翻译人选后，戈尔曼本人及其团队也表示了认可，并第一时间转推了这个消息。
然而，有人认为，翻译戈尔曼的诗歌，要考虑的因素，不能局限于文学素养。而且，其它方面的考量，似乎还必须占比更重。
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荷兰的两位语言艺术家。
首先提出质疑的，是赛尔·克雷格（Zaire Krieger），她有很多头衔——法律专业人士、记者、主持人、荷英双语语言艺术家等等。去年，在当地举办的首届酷儿及女权主义诗歌大奖赛中，她担任评委。
可能你会以为，既然愿意担任“酷儿”、“女权主义”诗歌大奖赛的评委，那，应该会支持里内维尔德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缪伦霍夫公司选定里内维尔德，她直言，很生气：“如果我说，有许多有色人种的女性语言艺术家，比如巴布斯·冈斯（Babs Gons）、莉赛特·马内扎（Lisette Maneza），都会翻译得更好，那么你们觉得，我到底有多愤懑？”
缪伦霍夫公司随即回应，选择里内维尔德，是因为她和戈尔曼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很年轻，都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而且，里内维尔德在性别和精神健康领域的专注，使她和戈尔曼一样，清楚地意识到建立一个“非二元”社会的不易。
其后，围绕此话题的争议持续发酵。2月24日，随着另一位时尚界人士兼文化活动家的发声 ，整件事情达到了顶峰。
这位仍然是女性，叫珍妮丝·杜尔（Janice Deul），她在推特上发问，为什么出版商会选择一位“白人”作家来翻译一个“黑人”诗人的作品。
她说，“在我、以及其他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表达了痛苦、沮丧、愤怒和失望的人看来，（选择里内维尔德）是一个欠考虑的决定。戈尔曼的生活轨迹、作品一直受她的’黑人’身份、经历所影响，这正是里内维尔德所欠缺的。“她还说，“并没有任何针对里内维尔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缪伦霍夫公司选了这个作者翻译戈尔曼的诗歌，而不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语言艺术家？”
老实说，对于这两位活动家的质疑，我实在觉得匪夷所思。
很简单，照她们的逻辑，如果翻译者应该和原作者有相似的经历，甚至相同的肤色，那么，我想，世界上的许多文学著作，可能都无法翻译成其它文字，广为流传了。
远的不说，就以我平时关注较多的白睿文老师（Michael Berry）为例，他先后翻译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活着》、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台湾作家舞鹤的《余生》等作品，以及去年疫情期间的日记。其中，《余生》获得了NEA翻译大奖，并入围“最佳翻译书籍奖”（BTBA）。
白睿文老师，也是一个“白人”，和这些作者，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更没有任何与他们相似的经历。可是，谁又能否认他的翻译成就呢？而且，许多英语世界的读者，正是通过他的翻译，才了解到，在那遥远的东方，那片土地上，不同时期发生过的不同的故事。
我想，作为一个译者，除了文学素养外，最重要的，应该是对于原著作品的理解能力，以及了解背景的必要功课，而不是苛求其必须和原作者一样的经历。至于要求他们肤色相同，恕我直言，简直就是荒谬可笑。
更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两位活动家的观点。我并不清楚，支持者中，哪些是真正赞同，哪些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是的，在我看来，目前这种“政治正确”，大有矫枉过正的趋势。
我也认为，所有人，无论肤色、种族，应该被平等相待。我也支持BLM运动的初衷，那是为了帮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发声。运动兴起以来，多次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令它的成效卓著——如今，放眼全美，直至全世界，试问有谁敢公开歧视黑人？甚至于，大学录取、工作应聘、文学艺术领域的评奖等方面，黑人身份，几乎已经等同于加分项了。
而如果你对此哪怕提出一丁点儿反对意见，分分钟都可能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被孤立、被“社死”。所以，即使内心不认同，许多人也只能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选边站队。
或许，这就是缪伦霍夫公司在面对这两位黑人活动家的质疑时，只好唯唯诺诺，丝毫不敢据理力争的理由——哪怕这个人选完全符合要求，哪怕她在某方面也是一个“少数派”（性别“非二元”支持者），但，谁叫她不是一个黑人呢？
至于杜尔女士所质疑的译者缺乏黑人身份带来的经历，我不否认，戈尔曼“黑人女孩”的身份，在其成长经历中，一直是她前进的动力。因此，她才在诗中感慨，“一个纤瘦的黑人女孩、奴隶的后裔、单亲妈妈的孩子，也可以梦想成为总统，更没想到，她会在这里，为一位总统吟诵。”
我也知道，文学作品中，都折射着时代的背景，比如，戈尔曼的这首诗，部分段落，正是目睹了总统竞选中的种种乱象，包括史无前例的国会山暴乱后，写下的。有感于此，她在诗中表达了一种各方摒弃成见、拒绝分裂、重建和谐家园的愿望。“我希望这首诗能够代表我们国家团结一致的时刻，也希望能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这个国家新的篇章、新的时代。”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译者因肤色、经历的不同，就无法和戈尔曼共情。相反，我相信，原定的译者里内维尔德，也一定有一个美妙的梦想，并且一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着，所以，年纪尚轻的她，才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
被迫停止了翻译工作的里内维尔德直言，对于网络上的这一轮“骚乱”，非常震惊，但对于人们“觉得受到了伤害”，她也表示理解。我无从得知她是否真心理解那些人的质疑，但我从她的话中，能感受到深深的无奈、无力。
在我心里，戈尔曼的这首诗，非常美好，值得被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读到。但是，如果人们都和两位活动家一样，对译者的经历、肤色如此提出如此苛求，那我想知道，究竟能有多少人符合资格？
原作者戈尔曼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代表“团结一致”的时刻，那么，活动家们以肤色、经历来筛选译者，是不是正和原诗的初心相悖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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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石，70后，客居孤星之州。全职农妇，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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