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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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个喜欢风光而又胸襟开阔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时常鼓励我,多交朋友,交好朋友,在家重亲情,在外重友情,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上初中时,有一位同学是我的好朋友。学校离我家很远,而他家就在我上学必经的一个村子的村口。上学或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相遇,风雨里相伴,慢慢就熟悉了。我们不在同一个班,然而,每次下课,我们就会找到对方玩一会,聊一会。日子久了,我们就成了可以分享一切的好朋友,我们不时交换自制的玩具,还有好看的小人书。最感动我的是,去学校的时候,他总是在他家门口等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家门口目送我远去,消失在暮色里。假日里他总是从老远步行到我家来看我。
初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们都十分伤感的事。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在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因为学不会,他不想上学了,想到新疆姐姐那里为维族人放羊。我力劝他现在正是上学的时候,再努力一把也许就会迈过这个坎,但最后无效,就由他去了。那时才十四岁的我,没有什么能送他,就在他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斗胆向母亲要了十元钱,送他作路费。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母亲没有一点犹豫,很开心地从里屋箱子里给我拿出一沓十张一元面值的纸币,并叮嘱我赶紧送去。
这件事发生在 1978 年,我知道那时生产队里每年给我们家八口老少的分红还不到二十元,一个国家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十几元。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实情,那十元钱是我家仅有的钱。而我为了友情和风光的一时快意却那么大方地送出了我们全家的活命钱。
朋友去了,各奔东西,星河万里,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写信,他也没有回来过。后来,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上了高中,考取了大学,而后参加工作,朋友结束放羊娃的生活后,他在乌鲁木齐做起了小买卖,很快成了暴发户,承包了农场的几千亩地种棉花,再后来,竟然包了高速公路的工程。人飞黄腾达了,衣锦还乡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他每次从新疆回来,不管我在老家或不在老家,他都会衣着光鲜,开着豪车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八十多岁的父母,但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样地两手空空,而嘴上会说那么老一套话:杨建勇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几十年前,家里那么困难,我去新疆时却送我十元钱的路费。那十元钱放到今天,就值上千上万元。听着朋友重复了好多次的话,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不知道是后悔,或是恨自己根本不应交这样的朋友。说真的,我不是全在乎他是不是为我父母拿些礼物来表达我当年义举的感谢,而是想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礼尚往来的做人的礼法,我的朋友让这个精神在我们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光华。
朋友走后,母亲从我迷茫的目光里看到我多少有些不开心,就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告诉我:“孩子,这不重要。你当年做过的事也没有错。重要的是,他这么多年还记着你,还高看着你。”
我还有一个弟弟,小我三岁。他不像我,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文质彬彬,拘泥于传统。弟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江湖侠客,年纪轻轻就好朋好友,好像一个能呼风唤雨号令天下诸候的人中之王,上小学时就有了一批同生共死的难兄难弟。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南的一个国家级著名铜矿,一年只回家一到二次,虽然每年都会给父母拿回几千元的养老金,但他二三十个朋友的应酬也是父母不小的经济负担。朋友结婚生子,娶媳妇,再生孙子,女儿出嫁,再生外孙,父母生病或举办丧事,每年至少有五百甚至上千的花销。弟弟又不在家,我们家有事我们又不好意思向执事人开口,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只是输出,从来也没有一点收入的回报。为了此事,我和姐妹常在私下埋怨弟弟,给父母带来麻烦,让老人们也不得安生。每遇到我们心生怨气发牢骚时,母亲就会语重心长地安慰我们:“你弟弟上大学时,他的一帮朋友也都是些没成家的孩子,每个人都从做农民的父母那里拿出五块钱为你弟弟很排场地演场电影,这多么不容易呀!吃点亏算啥呀,反正咱不能忘记人家。”听了母亲的话,我们添堵的心就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渐渐就把吃亏的事看淡了,也能触类旁通地明白了别的事理。
细细想来,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难忘的事,如果你只记着坏事,你就永远走不出黑暗的牢笼,如果你总记着好事,你就会幸福一生,平安一生。
主编:
张宝树
执行主编:
疏勒河的红柳 毅 然
责任编辑:
晓轩 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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