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处长(东篱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之第一章:处长,主播:宋爱华)

第一章:处长

我跟王长安结婚了。

不知道别的出嫁姑娘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而我在喜悦之外,却更多了一份轻松,一份坦然,一份释怀:那个埋藏在我心头的秘密,那个一直笼罩在我心上并且深深折磨着我的隐忧,终于像乌云一样消散了。我的眼前豁然是一片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我再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和害怕什么了。

婆母安排我和王长安回甘肃老家,并在我们的行装里装进了许多旧衣服和瓶瓶罐罐如茶杯、烟酒盒、糖罐、酒瓶子之类,滴滴溜溜一大堆,说是送给老家人用。衣服本来就很旧,瓶瓶罐罐也没什么稀奇之物,可是婆母还是一件件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

我并不太明白婚礼之后回老家的意义。

但是,只要能跟王长安在一起,其实去哪都无所谓。去甘肃,回老家,也算是旅行结婚吧。

旅行的费用一部分来自我参加工作几年来积攒的钱,一部分来自向我的同学借的钱,王长安没有拿一分钱。

我先后借了两位同学的钱,一位是刘秀秀,她是我的婚姻介绍人,不能不伸出援手。另一位就是到深圳去的那个同学。刘秀秀的爱人何新海和那位去深圳的同学,很不赞同我的做法,并对王长安不出一分钱颇有微词。但她们最后还是爽快地借钱与我。我兴冲冲地拿钱走了,她们的话在我耳边像风一样一掠而过。

所有凑集到的钱交由王长安来掌管。

西去的列车越往前,上来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越是很多,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东倒西歪地挤在车厢的走廊上,有的就靠在车厢厕所的门上,还有的也不用铺什么纸干脆就直接钻到了座位底下躺着。

这跟火车往南走和往东走的情形刚好相反,西部地区的贫穷状况似乎由此可略见一斑。

不过窗外的景色还不是如想象的那般荒凉,那种原始又苍凉的气息,倒也打动人心。

我和王长安不舍得买卧铺车票。我们坐的是最便宜的硬座车。

八十年代,火车还没有提速,相当迟缓,走一站停一停。经过三天三夜的旅程,我们来到了甘肃宁西。天不亮我们就从宁西出发,又坐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汽车到了县城,摸着黑,步行了十几里地终于赶到了老家。

一大群孩子围了上来,仅从他们的衣着上立刻便感受到了老家的贫穷与贫困,说不清楚关系的亲戚朋友们,领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叫做“桨水面”的一种汤面条,也叫“杂面条。”

其做法是将混合着荞面、玉米面、豆面还有少量白面擀成的面条,下到锅中,煮熟了,盛入碗中,然后浇上沤了一个冬天的酸黄菜便是。

临走时,亲戚们拿出家中不舍得吃的鸡蛋,送给我,那种似让非让的样子,令人不忍心厚着脸皮要他们的东西。

我们从甘肃老家没有带回来一根线来。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告诉王长安说他娶到了一个不错的媳妇,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知道王长安的老家还有爷爷奶奶。

奶奶生病了,自从去年冬天奶奶伺候犯了病掉进窖里跌破头的大伯父之后就一直咳嗽不止。爷爷提着麻杆一样细瘦的腿,上山给奶奶采来草药,熬着喝了,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一会轻一会重的。听说有几天还吐了血。

爷爷有两个儿子,除了王长安的父亲就是患了疯病的大伯父。

爷爷奶奶虽然年高,还要照顾大伯父。大伯母嫌弃大伯父,对于大伯父的死活不闻不问。

大伯父的女儿远嫁,三个儿子全都抛弃了他,他其实跟着爷爷他们过。

爷爷沟壑纵横的脸上似乎写满了人世的辛酸,尽管爷爷口口声声地说国家政策好,改革开放好,老邓好,现在比过去不知强多少倍哩。但我却并没有看到他的幸福。

爷爷七十多岁了,他名下的几亩地还要靠自己耕种。我们赶到的那天,他从麦子地里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地赶来招呼我们。以前,王长安的父亲每年要回来替爷爷收割麦子,现在王长安的父亲病了,爷爷打算今年自己收麦子。

爷爷瘦得令人吃惊和恐惧。爷爷抽着旱烟和说话的时候,脖子底下那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肌肉的薄薄的紫红色肉皮,拉动着一条条青筋,轻轻颤动,让我不免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我总是不敢去看爷爷的脖子,我担心暴跳的青筋里黑红的血会随时从薄如蝉翼的肉皮里喷射出来。我还担心软弱无力的脖子无法支撑爷爷的脑袋,爷爷的脑袋在那肉皮和着青筋的一上一下之中,会随时歪倒在一边,搭拉下来。

爷爷屋里一样正经电器都没有,唯一的一样东西还是多年前王长安的父亲买给他的昆仑牌收音机。傍晚爷爷收工回来,就坐在院子门口听他的收音机。收音机又旧又破,声音滋滋啦啦,急忙听不清,爷爷倒也不在乎,把收音机贴到耳朵上听。忽然又没声了,爷爷就用手拍拍收音机,一边拍,一边说,你这头老犟驴,不打你还不走,得是?

一直没有见到大伯父,我们走的那天才见到他。

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大伯父,经常跑得不在家,他的脚上没有穿鞋子,三月的天却光着个脚丫子,像是枯树皮一样的铁红色,令他的脚看起来不像是人的脚,却像是一个假脚一般,上面闪耀着一层紧绷绷的可怖的光亮。

大伯母是个没有笑脸的女人,像我的婆母一样看起来脾气也不太好。

王长安对我说,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他跟母亲一起生活在老家,大伯母经常打他,还欺负他的母亲。

他憎恨他的大伯母。

自然,大伯母对我们的到来是冷冷的。她只跟我照了一回面,就再也没见着她。

我们住在王长安爷爷的家里。

爷爷家里的房子也很破旧。又低又矮的草房只开了一个极小的窗户。这个极小的窗户好像几百年也不曾打开过。上面被一层层的旧报纸糊着。那报纸也绝对有历史了。因为,我看到有一层报纸露出的一角,脆黄的纸上居然写着: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爷爷看来总喜欢把一些属于“纸”的东西往什么地方贴。

土炕上面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贴得很乱,东倒西歪的。

那奖状的内容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

“王中华同志,在XX年荣获'大庆式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王中华就是王长安的父亲,这样的“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有好多张。

有一张还是文革时期的。

奖状背景图案是典型文革时期的套路。中央是个大红的“心”型。心的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忠”字。背后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心的下方及四周围拢着盛开而饱满的向日葵。向日葵上叠放着毛主席的语录本,上写毛主席著名的语录:为人民服务。奖状的左上角印着两行字: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右上角印着: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所有的字都是红色的。烁烁一片。

王长安的奖状也有好几张。不过,王长安的小学毕业证居然也在墙上贴着。那上面还被蒙上了一层塑料布。

不知为什么,我被这些发黄的奖状深深地触动,在土炕前站了很久。

“长安,你过来。”我把王长安叫了过来 。

“看来,你爷对你爸和你是很疼爱的。他对你和父亲的期望很高。”我指着墙上的奖状说。

“我爷就这点烦人,啥都往上贴!……黑麻咕咚的屋子能看清个啥嘛?”王长安朝墙上连看也不看。

他的态度令我感到有些奇怪。

晚上,我跟王长安就睡在爷爷、奶奶的土炕上,爷爷、奶奶也在上面睡。王长安跟爷爷盖一床被子,奶奶跟我盖一床被子。

被子实在太脏了,根本看不出什么颜色。用奶奶的话说,叫“努”的很。屁股底下也没有软和东西,一条破席子上是一个铺不到头的又薄又烂的所谓褥子。

最不能忍受的是土炕上无处不在的跳蚤,它们好像不咬爷爷、奶奶,也不咬王长安,专叮着我一个人咬。令我彻夜难眠,四处抓挠。

奶奶显然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她不时地咳嗽,把痰一口口地吐在手心里,又顺手抹在被子上。

王长安倒是不嫌弃奶奶,他天天用卫生纸给奶奶擦嘴接痰,他还专意跑到县城请来了大夫给奶奶开药挂吊针。

那一天,他用一辆红色轿车把大夫从县城里接过来,惊得村里人全都出来看,加上那大夫也很神气,居然是个女大夫,女大夫风度真是惊人,穿了一件村里人没见过的旗袍,手提医药箱,从小车里翩然钻出,相跟着王长安,一路向爷爷家迤逦而去。

爷爷奶奶的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样?是自然条件的制约还是社会与制度的深层次原因。我一时说不清楚。

只是很想帮爷爷奶奶做些什么。走的前一天,我把爷爷、奶奶铺的盖的全部拆下来,拿到小河里洗了洗,直到洗到第十遍,才看出了一点布的颜色。

我把爷爷补丁摞补丁的一条破棉裤搭到墙头上去晒,爷爷又把它悄悄收起来,说是叫人看见不好看,人笑话哩。

王长安流连在爷爷奶奶身边不忍离去,但我操心着学校分房子的事情,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学校分房子的事情又拖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了结果,但是没有我的份。

结婚时,王长安单位没有房子,学校里也没有房子,我们就在外面找房子。

我们先后找了三处,第一个地方是在王长安家后面的炉山寨山上,一个农民的小瓦房。说是瓦房,其实跟土坯房差不多,因为除了墙的底部是用砖砌成而外,大部分的墙面都填着土坯。我提着白石灰桶,带上刷子,叫上我大弟,刷了一整天,把房子刷好了。

下午,王长安到了那房子去后,发现晚上回来时路很不好走,要下一个好大的山坡,山坡的边上就是一条大沟,走夜路或者天阴下雨之时很容易就掉到沟里去了。如果天天要上来下去的,极不方便。于是就改变了注意。

后来,又在曾经大塌方的地方找到房子,那儿的房租也很便宜,可是我却又不满意了,我从那地方走过时,想到那里曾经因为山体滑坡,四十多条生命被埋在了土里,便觉毛骨悚然。——这个幽灵出没的场所,怎么能是结婚的地方呢?

最后,终于在山坡下的马路边找到一个做凉皮生意人的一处房子,这家人愿意把闲置的一间房腾出来租给我们。我就又叫上我的大弟把那间房子也重新粉刷了一遍。

我们就在这间房子里结了婚。

床用的是几块旧铺板,沙发,饭桌,衣架,洗衣机,录音机等物是从娘家陪送过来的。

王长安的父亲从医院回来后,买了一个铝壶送给了我们。

不过那个地方也很讨厌,我历来怕狗,那家的主人却养了一条凶悍的狼狗,我每次进门时先要在衣兜里装一些瓜子之类的东西以备狗扑上来时之需。当狼狗汪汪地叫着扑过来时,我就赶紧掏出兜里面特意准备的东西撒向狼狗,然后趁着狗以为得到什么好东西而去寻找之时,“ 咝溜” 一下钻进自己的房间,再也不敢出来。

因为从小被狗追着转圈圈的一次恐怖经历,使我难以忍受和狗在一起的日子。

我和王长安晚上看电影回来,也要先敲开房东的大铁门,才能再进到我们的小房子里去。我深觉不便。

无奈之中,我只好一天天盼望学校盖好的新楼房能给我分上一套。

那一年,学校在校长的多方奔走之下,终于盖起了一座单元楼,学校里的老师哪一个不盼望能住进宽敞明亮的单元房里,—— 住在学校里的老式平房里,吃饭,睡觉,做饭,尿尿全在一个屋子里,早已不堪忍受,谁不想分到一套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的楼房啊。

我也一样,我比住在学校平房里的老师更着急。

就在公布分房名单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上。起落架上上下下的,工人们忙着把起落架上的水泥、沙子卸下来,又抬上去一些东西,起落架很快又升起来了。一个戴着柳条帽的年轻工人,手握起落架四周的缆绳,十分潇洒十分得意地站在起落架上,随着起落架起升。那样子十分动人。一时看得眼热,在起落架再次落下之时,我也站了上去。工人好像也没有反对,我就升上去了,到了顶楼,起落架停了下来,我走出起落架。

楼房的门窗都还没有装上,四面的墙洞开着,我好奇地走进顶楼的楼房中去。地面凸凹不平,横陈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我走着看着,忽然,踩到了一块木板上,木板的另一头翘了起来,又落下去,同时,我踩的这一头又翘起来,我像是坐在翘翘板上一样,一上一下的,非常惬意。这时候,我变成了童年时候的我了,我和小伙伴骑在粗陋的木板上玩翘翘板游戏。

突然,翘翘板的另一头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地板被砸塌了,我从顶楼一下子摔了下来,在我往下堕落的恐惧中我醒来了。

我总是在重大问题出现之前,做一些非常奇怪的记忆深刻的梦,多数时候,我也会做梦,但都是稀里糊涂地,等到醒来之后,全部都想不起来了。

母亲说过,黎明前做的梦最准。

当你做了一个大梦,你被梦中的情景所警醒,一个激灵醒来,抬头望一望窗外,晨光曦微,夜晚渐渐退去,淡淡的,些微而宁静的白光氤氲着朦胧着,你再看一下钟表,一定是早晨五点半钟左右的样子。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放过你的梦,它一定是预测了一个今天或者不久之后将要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时候,你躺在床上,静静地回味着梦中的情形,揣摩着思考着它的深意,忽然间你悟到了什么,你不由地打一个冷颤,就再也睡不着了。

你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你忐忑不安地过着你的这一天,这一天跟平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你像以往一样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就在你全然忘掉了昨晚那个奇怪的梦的时候,它便应验了。

回头再去想你做过那个梦,真是毫厘不爽。

是的,只要是黎明前的梦,只要你被这个梦中离奇的情节惊醒之后,你能记住这个梦,你忘不掉这个梦,你的心灵对梦中的信息和它所昭示的东西震颤着, 感应着,那么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而且你逃不过你所做的那个奇特的梦的预言。

我的母亲痴迷于梦,迷信于梦,她特别相信梦对于人的命运的预测能力和掌控能力。她常爱给我讲她做过的梦,她说她在一些大事发生之前,都做过一些梦。她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她知道她做的梦是好梦,还是坏梦。她在生我之前梦见偷采了人家花园里的一朵牡丹花,她就知道,我一定是个女孩。她还常常替我圆梦,按照她的理解诠释梦的意义,告诉我是好还是不好。提醒我该注意什么。她圆得梦常常不可思议的准确和灵验。

这一点上,令我对母亲既崇拜又畏惧。有时,她连某人的生死也能够预测。

这一天,我在那不可名状的晨曦中被吓醒,醒来之后,对于梦的意义训练有素的领悟力,使我立刻联想到分房子的事情,我的心“咯噔”一下:我从楼上掉下来了,那么,分房子必定是没有我了。

果真,名单公布以后,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我听副校长说,开始讨论时给你分到了六楼,后来考虑到你的爱人也在市区工作,他们单位也有机会分房子,小秦是农村来的,只有靠咱们学校了,就把房子又调整给了小秦。

我看着学校贴出来的没我名字的分房名单,大怒。 因为,比我结婚还要晚半个月的老师王桂梅,学校分给了她一套房子,却没有分给我。她比我晚两年分到学校,和我在一个语文组里,给她分了房子,却没有给我分,我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那时,我比较年轻,不谙世事,硬要跟王桂梅比,觉得学校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

第二天,刚好是一个星期天,我叫上我大弟,二话没说,砸开了学校一间办公室的锁子,抢占了学校的房子。刘秀秀帮我收拾屋子,我们用报纸费力地糊用苇席编织的顶棚。

雇了一辆车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拉到砸开锁的那间房子里去,按位置摆放好,又把大红的喜字贴上去,把房子四角用彩条重新拉上。婚房的样子立刻就显示出来了。

忙完了这些,我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公路上去等王长安。那天,王长安不在家,他到宜子县去了,我十分焦急地在徘徊在通向宜子县的路口上,盼望在这里截住他,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他。

“我来向校长负荆请罪了,校长批评吧。”

晚上,我叫上王长安跟我一起先到副校长家里告诉副校长说我把房子占了。

副校长说没什么,只是说,学校的房子嘛,当然应该让老师住 ,不过这种做法不太好,最好再去找一找校长 。

我的祸闯大了。

校长停了我的课,宣布什么时候把房子腾出来,什么时候再让我上课。

我和校长都僵到了那里。

校长说:“这还了得,如果不处理殷媛媛,以后谁想干啥就干啥,我这校长还咋当?”

校长还说:“你是不是看王桂梅分了房子,你就占房子,王桂梅跟你一样不一样?人家爱人在天津,你爱人在秦州,你爱人咋不给你找房子,非得让学校给你找房子?”

可是我往哪里搬呢?我既然已经搬进来了,哪还有脸再搬出去?在我抢占的“家”里,我躲了半个月,不敢出门,生怕碰见我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

刘秀秀和几个亲近的老师到我家里来对我和王长安说,这个事情不能僵到这里,要找人跟校长沟通沟通,把事情早点解决了。你是学校的教师,住学校的房子也是应该的。学校不让你住,也说不过去。反正房子已经占了,也得让校长有个台阶下。

几天以后,早晨十点钟,正是校园里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课间操的时候,王长安突然坐着当时机关单位普遍使用的一辆黄色北京吉普来了,他让司机故意地把吉普车停在了校长的门口,然后他从车中下来,看也不看校长,大模大样地走了。

他的本意,是想采用这种办法,让校长知道,他是坐小车的人,他是市政府里的人,从而给校长以威慑,吓唬吓唬校长,然后让校长因惧怕他的权力和地位而向他妥协,恢复我的工作。

哪里想到,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我们的校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工宣队出身,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他一下子就看穿了王长安的用意,并且为他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气恼,更加地不让我上课了。

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王长安有些愚蠢。

至于王桂梅为什么能够分上房子?两年以后,王桂梅和校长不知为什么闹翻了,王桂梅提着校长的裤头到教育处告校长,我才明白,那时候,校长为什么给了王桂梅房子而不给我分房子的原委。

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小房子里,又急又恼,犹如一头困兽,不知这事到底该如何收场。

幸亏那个精瘦的小老头救了我。他算得是我的一个恩人,但又不能不说他是个老色鬼。

他是我们教育处的新任处长,因为房子这件事,我险些遭了他的手。

处长当时已是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了,一个像是能被大风刮倒的一个小老头,眼看着就要退休的样子。他是一个“土著”的陕西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关中话。走起路来也像典型的老陕一样,微微撇些“八”字步。

瘦老头很和善,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当我说到自己因为没有房子住,连孩子也不敢要的时候,哭了。

瘦老头就拿过一个毛巾来,替我擦眼泪。

又当即抓起电话打给校长,他说:“年轻人的困难学校也是应该考虑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年轻人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嘛。……随后我叫她给学校写一份检查,检查深刻了才能叫她上课。”

第二天,处长又专程来到学校找到校长,处长管着校长,处长是校长的直接上级,校长还有什么说的呢?

校长于是就说道:“ 其实,殷媛媛已经认过错了,她占房子的当天晚上,就到副校长家里来过了,那就叫她再写个检查吧。”

处长是我工作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帮助我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安顿下来以后,我就买了一些水果去感谢处长。

处长说,办公室说话不方便,就领我到他的家里来了。我在处长的客厅里坐着,处长又说,客厅里太冷,坐这边来。

“这边”是一间卧室,有一张席梦丝床,处长说凳子太硬了,坐床上吧。

我第一次见这样大的领导,十分胆怯,领导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让我坐哪儿我就坐哪儿。

处长从客厅的天蓝色饮水机里给我倒了一杯水,还放了一块冰糖,用小勺子替我搅了搅。—— 那时候,使用饮水机的人很少,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喝着水,处长问了一些关于“爱人”的情况,问爱人在哪里工作,老家是哪里的等等,又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 。处长把闪着红光的电暖气往我的跟前移了移。说:

“小殷那,你说过要好好谢谢我,怎么谢呢?”

抬起头,看到了处长异样的目光,我紧张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低下了头。我领悟了处长的意思。

处长说,你现在就谢我吧。

我一动不动。

处长把我顺势按在床上,三下两下,扒下了我的裤子。

我觉得没办法拒绝处长,他是我的恩人! 想想我被校长停课的那段日子里,我心里有多么着急,多么难过,又觉得多么丢人。不敢见同事,更不敢见学生。就像贼娃子一样。

想起自己趁着学生放学到王长安的办公室来找王长安之时,王长安在同事的宿舍里呼呼大睡,他好像把这个事早就忘记了一般。

“房子的事到底该咋办?”我问他。

“我咋知道哩?”王长安说。

对于王长安的回答,我心里失望极了。要不是处长帮我,这事还不知道要僵到什么时候呢?这样想着,就只有任凭处长所为了。

处长把他的裤子也脱掉了,在他那个长得像处长一样瘦小的玩意碰触到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委屈,眼泪突然流出来了,我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不害怕我去告你吗?”

我本来以为没办法了,绝望了,才这么说的,没想到我的话一下子把处长的玩意说得缩回去了,跟一个小男孩的一样大小了。

处长说:“没事的,我以后把你调到教育处来,教书太辛苦了。”

我噙着泪躺在那里,可是处长的那个玩意却怎么也起不来了。

“真是怪了,一看见你来 ,这家伙一下子就硬起来了,这半会咋一点不听话哩!……算了,我刚才把你的也看了,跟别的女的也没啥两样。”

我听见处长嘟嘟囔囔地说道。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曾工作于铜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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