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友人话“出书”

我跟友人话“出书”

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小小的朋友圈，是年龄相仿的六个老头。我们是浩口老乡，初中毕业后又一起下乡当过“知青”。几十年来我们交往不断，退休后来往愈加密切：张家有事了，大伙去帮个忙；李家的谁病了，大伙买点水果去探个病。谁家的孩子上初中了，总要在一起议议学校的优劣；谁家的孙子高考了，总会打听打听他的分数。近几年来，隔三岔五地总要找家小餐馆聚一聚。有句话总响在我耳边：“我们这大年纪了，聚一回就少一回呀！”

前不久，我的散文集《闲窗絮语》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就想找家餐馆让大家聚一聚，也好把书赠给大家。不巧的是元生兄和嫂子在武汉带孙子，且孙子今年参加高考，他们忙，老不能回来。为了六兄弟凑齐，我等啦等啦，一直等了二十多天。几天前我跟元生兄打电话，他说本月26号回来，我立马联系了妇保院旁边的春风餐馆。

26号下午两点半，元生兄和嫂子回来了，我们六人在春风餐馆会面。疫情的影响，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面、没聚餐了，见面后大家互致问候。吴元生、胡锡前、阮忠新和何安桂（杨忠海的爱人）搓起了麻将，王文君、杨忠海和我在一旁闲聊，董嫂子站在麻将桌边观战。这时，我老伴尚芳领着孙子小宝走了进来，我忙指着吳元生笑着对小宝说：“这就是你天天看'微信运动’，常占据封面的那个吳爷爷呢！”小宝跑到吳元生跟前喊了一声'吳爷爷’，元生兄摸着他的头开怀大笑。

下午六点，酒、菜端上桌来。我作东，我剪彩：“今天聚会，一是把拙著《闲窗絮语》赠送给大家，二是为元生兄和嫂子接风，请大家举杯，为我们的聚会畅饮！”

接下来的话题自然是有关书的事了。我告诉大家：本书稿2019年底就写好了，原打算送武汉出版社的，但因疫情，武汉封城进不去，才由朋友介绍了成都xx文化传播公司。从2019年底到今年三月初，等书号等了一年多。现如今上面对书号管得真紧！先前是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下发书号，现在权力收归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这书号本来就让人等得心焦，哪晓得又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公司负责跟我联系的晓阳，5月12号突然失联，发微信不回，打电话关机，不知对方出了什么情况，我一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连几夜难以入眠。老伴对我说：“该不是遇上了骗子吧？一万八的书款汇去了一万四，人跑了，书没了，那咋办？” 我怀着焦虑和不安足足等了一周，5月19号下午到市公安局信访办去咨询，工作人员答复说：“你本人要到成都去跑一趟，找当地工商局核实一下该文化传播公司是否注册，若注过册，此事便是个合同纠纷案；若不曾注册，就是个经济诈骗案了。”并嘱咐我准备好相关材料。事后，我把此情况讲给一个朋友听，他说：“您找错了衙门，您应该到园林派出所去报案。”5月24号上午，我来到园林派出所报案大厅，三个台位都有人在那里报案，我只好等候，当轮到我时，那个台位的警官要上厕所了，我只好坐在那里等他。这时，手机响了，对方问：“您是杨老师吗？”我回答：“是。”对方说：“我是成都ⅩⅩ文化传播公司的员工，晓阳的同事。”我十分恼火地说：“晓阳是咋回事？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我等了十二天，真是心急如焚！”对方说：“杨老师，别急，别急！晓阳出了点特殊情况。公司派我来接替她把您的事办完。”我问什么特殊情况，对方不愿意讲，就只好作罢。接手的这个人还算负责，不多几天，书就寄出了。5月31号下午，当快递小哥把三百本书送到我家的那一刻，我暗自庆幸：“老天保佑，有惊无险，悬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胡锡前说：“你讲的这些真可以写一部中篇小说了。”王文君接过话茬打趣地说：“我本想写本书的，听了你讲的这些，只好放弃了。”安桂和董嫂子不无感慨地说：“出这本书真是不容易呀！”阮忠新接着说：“他出书好啊，人家只得一本书，我们还多喝一餐酒呢！这次说好，如果他出第三本书，酒宴我来埋单。”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听着，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一桌子菜和烤饼、黢米菜也差不多吃完了，宴席进入尾声。这时大家举杯，杨忠海高声说：“感谢锡垒赠书，我等认真拜读！”我接过话茬：“我们年纪都大了，视力不好，精力也不济了，建议大家看看'自序’和'后记’，若有兴趣再看看'真情永恒’这个单元。”

聚会结束离开春风餐馆时，我托元生兄带三本书到武汉去，替我转赠给三位初中时的同窗。

餐聚了，书送了，搁在心中的一桩事也了了。浑身轻松！

202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