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 王 茜: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1]
对于古代月氏人西迁之前的故乡“敦煌、祁连间”的区位，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在河西走廊西部。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匈奴的进军目标、路线、过程和结果的再次探讨，结合对出土文献资料、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今祁连山并非汉祁连山，汉代的祁连山应为东天山，月氏故乡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应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对于古代月氏人西迁之前的活动地域，《史记·大宛列传》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2]《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3]。
月氏人曾生活的“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4]可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已认为月氏人的故地在河西走廊西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5]也认为月氏人故地在河西走廊西部，并将《史记》《汉书》所说的祁连视为今祁连山。这样的说法流传甚广。
但从汉代的文献来看，汉代的祁连山应指天山，应与今天的祁连山无关。这一点，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匈奴之战及其结果就可明确。关于霍去病元狩二年两次攻匈奴之战和进军的路线，《史记》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的《匈奴传》《卫青霍去病传》[6]都有记载。
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第一次攻匈奴，出陇西郡，进入河西走廊，主要打击的是盘踞在河西走廊东部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应该没有异议。但对元狩二年夏秋之际霍去病第二次攻匈奴的目的地和路线，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对这次作战的出发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说：“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说：“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一说为“出陇西、北地”，一说为“俱出北地，异道”，两说看似不同，其实没有矛盾。前者说的是霍去病和公孙敖分别从陇西郡和北地郡出发；后者说的是二人在北地郡集合，然后分兵异道，分别出发。从其后的进军路线所经地点看，霍去病应从北地郡出发。《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明确说：“而骠骑将军出北地”。《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明确说：“而去病出北地。”
对霍去病从北地出发后的进军目标和路线，《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说：“过居延，攻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逾居延至祁连山”，又引汉武帝说：“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说：“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
上述地名中，“钧耆”历代无考。王宗维先生认为“钧耆”指居延以北的浚稽山沙地或沙地中的沼泽，[7]甚是。但不少学者认为王宗维先生所说浚稽山距居延以北太远，如果按“涉钧耆，济居延”的顺序行军绕道太远，而不愿采纳这一观点，这其实是个误解。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史记·李将军列传》有“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8]的记载，《汉书·李广苏建传》也有“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9]的记载，因而判断浚稽山在居延北千里之外。
但认真研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对李陵此战的记载就会明白，《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说“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并非居延至浚稽山的距离，因为《史记·李将军列传》说的很清楚：“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10]这说明浚稽山已处于李陵率军从居延北千余里返回的途中。《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说“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也不是说的从居延到浚稽山需要行走三十日。《史记·李将军列传》说“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11]。《汉书·李广苏建传》也说：“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12]李陵所率步兵从浚稽山开始在匈奴的重重包围之下，且战且退，经过约八天时间到了离居延百余里之外的地方，如果不是在敌军重围之下而是步兵正常行军的话，这一时间还会大大少于八天。这说明浚稽山并非在居延北千里之外。那么，浚稽山究竟在哪里呢？上引《汉书·李广苏建传》说：“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表明了浚稽山的地貌特征。在距今居延泽（苏泊淖尔）北约140公里处的今蒙古国境内，有两座南北并列的东西向的小山脉及两山之间形成的山谷，横贯于通往大漠北部的交通要道上。其中北山略长，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山稍短，东西长约250公里；两山之间的山谷宽约30公里。无论是从距离、位置来看还是从山川形势来看，这里应该就是浚稽山，应该就是当年李陵与匈奴开始接战之处。
另外，《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所说“涉钧耆”，应该指的是浚稽山南的河流、湖泊、沼泽或沙地，而非浚稽山。而前引《汉书·李广苏建传》说到，李陵从浚稽山开始与匈奴接战，且战且退地“南行数日”后，“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说明在浚稽山东南确实有“大泽”。在上述浚稽山东南方向、今居延泽（苏泊淖尔）正东约120公里处中蒙边境附近的蒙古国境内，有一处面积较大的低洼地，东北—西南向长约40公里，留下了周边高地包括浚稽山方向流水汇入的痕迹，应为现已干涸的古代湖泊或沼泽遗迹。这应该就是霍去病在元狩二年夏进军途中所涉之“钧耆（浚稽）”，李陵兵败之处也应该在附近。其位置在居延正东，霍去病“涉钧耆，济居延”正好顺路而行，根本不存在绕道。
有学者根据居延所出《里程简》记载：“……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䚢里九十里，䚢里至
次九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
池五十里……”[13]认为距删丹（山丹）不远的钧著置的“钧著”，应为“钧耆”之误，亦为水名，指山丹河下游，[14]还认为，居延《里程简》中所记的“居延置”，应即霍去病进军所过之“居延”。[15]但文献所记霍去病由东向西进军，先过钧耆，后过居延。而居延出土《里程简》所列“居延置”在东，“钧著置”在西，与霍去病进军方向和路线相反。所以，将“钧著置”比对为“钧耆”，将“居延置”比对为“居延”，都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元狩二年夏霍去病率军所过（济）之“居延”，应即位于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的汉代居延泽，学界并无大的争议。但许多学者都囿于从《后汉书》开始的说法，将今祁连当作了汉祁连，将霍去病进军的目标设定在今张掖附近的祁连山。[16]这样一来，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就被设定为先从北地郡向西北至居延，再从居延南下至张掖，绕了一个近曲尺形的大圈。被这样设定的进军路线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史记》的《匈奴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的《匈奴传》和《卫青霍去病传》都明确记载，霍去病元狩二年春第一次攻匈奴时“过焉支山千余里”。焉支山位于张掖以东的今山丹县南，未见学界对此有异议。但对“过焉支山千余里”是指从陇西郡至焉支山的距离，还是指霍去病追击敌军过焉支山以后的行程？却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得很清楚，是在霍去病率军“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之后，为了追击逃跑的单于子，甚至“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又“转战六日”，才“过焉支山千余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有同样的记述。这说明霍去病是为了追击逃跑的单于子才“过焉支山千余里”，并非指陇西郡至焉支山的距离。过焉支山向西千余里，按汉里计约350公里，已过了张掖，到达了今酒泉以西的地方。霍去病追击的匈奴单于子向这一方向逃跑，应该是奔往东天山（汉祁连山）。霍去病应该是看到了酒泉以西大面积戈壁的地貌，了解到如果向东天山方向继续追击路途艰难，所以才决定撤军，准备这一年夏秋之际对匈奴的第二次作战。而霍去病元狩二年对匈奴的第二战以祁连山（东天山）为目标，显然与当年春霍去病追击的单于子逃往东天山有关联。霍去病在元狩二年春与匈奴作战时就已经过张掖，没有迹象表明张掖附近是匈奴的重镇。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霍去病第二次对匈奴作战的进攻目标假定为张掖附近的今祁连山是毫无道理的。
其次，这不符合霍去病对匈奴作战惯用的战术。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群，其游牧经济无法维持常备的军队，因而其军事组织采用全民皆兵的方式。[17]作战时所有男性青壮年都加入军队，不作战时他们就回去放牧。即使为了保卫王庭、单于庭等首脑部，也只能保留人数不多的亲军卫队。汉初高祖刘邦不了解匈奴这样的军事组织特征，率领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反被冒顿单于动员起来的四十万匈奴骑兵包围。在西汉前期的汉匈战争中，匈奴总是集中兵力突然进攻，迅速取胜，迅速撤军。汉军想反击匈奴时，连匈奴军队在哪里都找不到。因此，汉王朝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的局面直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优秀将领才被改变。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军事组织状况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在对匈奴作战时，并不组织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打堂堂之阵，而是组织人数不多的数万骑兵长途奔袭，直捣王庭（单于庭）。这样的战法，使匈奴来不及召集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军队，保卫王庭或单于庭的人数不多的亲军卫队也无法抵抗数万骑兵的进攻，而王庭、单于庭等首脑部一旦被打散，匈奴也无法再组织有效的反击。所以，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作战中总能取胜。这样的战法实际上是在用游牧人的作战方式打游牧人，在进军的过程中快速而隐秘，在敌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直击敌方要害，是这样的战法取胜的关键。对这样战术的运用，霍去病更为突出，在他年轻而短暂的对匈奴作战的军事生涯中，我们看到他每次作战都是这样的战法，无一例外。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在对盘踞在河西走廊东部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作战时，也是采用这样的突然袭击、直捣王庭的战术。如果元狩二年夏秋之际霍去病进攻目标的祁连山是在张掖附近的话，按照他惯用的战法，他应该出陇西郡，经河西走廊东部直抵张掖。因为这是最近且可以最迅速到达的进军路线。而且河西走廊东部的匈奴才经过沉重的打击，也难以对霍去病的第二次进攻造成障碍。但如果像许多学者设定的那样，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经居延再南下张掖，霍去病的军队来了个绕大圈子的军事大游行，所经过的区域又属匈奴的势力范围或距匈奴很近，进军的消息很容易被敌方得知而提前做好准备。这会使霍去病的进攻失去隐秘性和突袭性，根本不符合霍去病的风格和惯用战术。
再次，如果本次作战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北地→居延→张掖的话，那么与他分兵异道的合骑侯公孙敖又是走的哪条进军路线？他为什么会因失道而失期呢？如果本次作战的目标是在张掖附近的话，霍去病从居延南下张掖，公孙敖的进军路线只能是陇西→河西走廊东部→张掖。这样的进军路线，距离要比霍去病近得多，地形地貌标识明显，而且当年春霍去病刚刚率军走过一个来回，道路状况熟悉。遭受沉重打击不久的河西走廊东部的残余匈奴也难以形成障碍，事实上历史文献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孙敖不应该失期，更没有理由失道，这是将霍去病本次作战目标的祁连山假定在张掖附近所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不少学者在讨论霍去病进军路线时，似乎忘记了讨论与霍去病分兵异道的公孙敖的进军路线和失期、失道原因。
显然，霍去病本次作战进军的目标祁连山不应是河西走廊的今祁连山，而应是今新疆哈密的东天山，这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北地→居延→小月氏→东天山；公孙敖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北地→陇西→河西走廊→东天山。霍去病走的是草原之路，沿途水草丰美，气候凉爽，有利于快速行军，所以霍去病能率先到达目的地。而公孙敖走的是河西走廊，从河西走廊西部至哈密东天山之间，是大面积的戈壁，在敦煌以东沿途尚有绿洲可以休息补给，敦煌以西经星星峡至哈密之间，是荒无人烟的数百里黑戈壁，沿途没有大的绿洲和水源。再加之夏秋之际气候炎热，可知公孙敖的进军过程十分艰难，最后无奈导致失道、失期。
霍去病进军路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途经点是小月氏。论者多认为小月氏这时已“保南山羌”，分布在河西走廊今祁连山沿线，而这是不可能的。月氏被匈奴打败后之所以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从游牧人群生活的规律来看，是因为大月氏是活动于东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夏季牧场放牧的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体的大多数月氏人。这部分月氏人在匈奴老上单于在位期间（前174～前160年）的某一年夏季被匈奴突袭，月氏王被杀，只得向西逃避，首先到达了伊犁河流域，被称为大月氏。而小月氏是留守在东天山南麓冬季营地的人数不多的老人、病人、幼儿、孕妇和负责照顾他们的妇女，以女性居多。匈奴袭来时，他们没有能力迅速逃避，被袭的月氏人的主力也来不及救援他们。这小部分月氏人，即《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18]，只能留在原地，被称为小月氏，接受匈奴人的统治。所以，史称小月氏为“羸弱者”[19]。以女性居多以老弱病残妇儒为主体的小月氏，要重新获得游动放牧和机动作战的能力，需要使男性青壮年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至少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对于当时的小月氏来说，要达到这一目标绝非容易。特别是在最初的若干年中，由于缺少男性青壮年，人口繁衍的速度会很慢。这样计算，至少经过三代即六十年以后，小月氏才有可能恢复游动放牧和机动作战的能力。元狩二年霍去病攻匈奴之时，距大月氏西迁不过四十年左右，小月氏还不可能恢复游动放牧和机动作战的能力，所以也不可能南迁河西走廊的今祁连山。从地理环境和考古发现的遗存分布来看，小月氏这时大致应居住在东天山东南侧的今甘肃肃北县马鬃山区以西、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东北部的区域。霍去病从居延进军东天山，这里是必经之地。
小月氏何时南迁的？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史记》《汉书》在记述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与匈奴右贤王部会战于天山之事时，已未提及小月氏。史书中再次出现对小月氏的记述，是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所记，“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20]此段记述说明小月氏在汉武帝征和年间（前92～前89年）已存在于罗布泊以南的今祁连山、阿尔金山一带，与羌人连成一气。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时，活动在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的狼何向匈奴借兵欲袭击鄯善、敦煌。这些都说明，小月氏南迁后最初阶段的活动区域，应该在今甘肃敦煌至新疆若羌一带，远在张掖以西。这样，即使假定元狩二年时霍去病攻打的祁连山在张掖附近，也根本不可能经过小月氏。
另外，《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说：“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21]其中提到“鱳得”的地名。《汉书·地理志》记张掖郡属县有“觻得”；悬泉置遗址所出《里程简》中也记“觻得”在张掖附近：“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22]有学者据此认为霍去病元狩二年所至祁连山应在张掖附近。[23]
但从上述《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所说的“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来看，这是在讲霍去病元狩二年夏第二次攻匈奴的进攻目标和过程。从“扬武乎鱳得”开始，讲的是汉武帝对霍去病及部下战绩的褒奖。先叙作战经过，再褒奖作战功绩，这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说话共同的叙事方式。而褒奖的内容，不仅有霍去病元狩二年第二次攻匈奴的功绩，而且也包括了当年春霍去病及部下第一次攻匈奴的战绩。如“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也有同样的表述，应为当年霍去病第一次攻匈奴的战绩。因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引汉武帝说霍去病元狩二年春攻匈奴的过程有“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的记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有同样的表述。说明霍去病在当年第一次作战中正是因为俘获了这五王国的王、王母、王子和单于阏氏，才会了解单于子的行踪。为了迅速追踪抓获单于子，甚至可以放弃收取战利品。对霍去病部下的褒奖，也包括了当年第一次和第二次攻匈奴的战绩。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说：“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封破奴为从票侯。”[24]《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也记有同样的内容。“斩遬濮王”毫无疑问是赵破奴当年春攻匈奴的战绩，而“前行捕虏千四百人”更毫无疑问是当年第一次攻匈奴的战绩。由此可见，“扬武乎鱳得”并非一定是汉武帝对霍去病第二次攻匈奴战绩的表彰，而可能是对霍去病第一次攻匈奴战绩的追述。这样，“鱳得”在河西走廊张掖附近，并不能证明霍去病元狩二年第二次攻匈奴所至祁连山也在张掖附近。
位于河西走廊南侧的今祁连山脉，在汉代的文献中毫无例外的都称为南山或汉南山。《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有：“（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5]小月氏退保之南山应为今祁连山，可能还要加上昆仑山脉东段和与祁连山之间的阿尔金山，应该没有疑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都记有，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归途中，为躲避匈奴，“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26]这里所说的南山，应该包括今昆仑山脉和祁连山脉。《汉书·西域传》记：“西域……南北有大山……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27]毫无疑问，此处所说的西域南山即今昆仑山脉，汉南山即今祁连山脉，被称为西域南山的昆仑山脉与“东出金城（今兰州）”的祁连山脉相连，为示与西域南山的区别，今祁连山脉又被称为汉南山。
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战匈奴的结果，使西部地区汉匈对抗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记·大宛列传》对这一变化的描述是：“是岁（元狩二年）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8]《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描述是：“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9]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述大同小异。这两段记述中，河西走廊的南山毫无疑问应即今祁连山脉，而同一段内容中先述的霍去病所攻祁连山与后述之南山，显然并非一处。今祁连山在汉代称为南山，不是汉代的祁连山（天山），在这里已非常明确。
《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所记元狩二年霍去病攻匈奴的过程和结局都告诉我们，不能把今祁连当作汉祁连，汉代的祁连山应指天山，唐代学者颜师古给《汉书》作注时就在多处指出这一点。在给《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说“去病至祁连山”作注时，颜师古说：“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30]颜师古所说“匈奴呼天为祁连”应该是有根据的，他在为《汉书·武帝纪》所记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作注时又进一步指出：“（天山）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今鲜卑语尚然。”[31]古代匈奴与鲜卑的祖先东胡地域相连，接触频繁，文化相近。而且鲜卑人兴起之后，占据了匈奴的故地，并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因此，匈奴语与鲜卑语相通不足为怪。在颜师古的时代，鲜卑人尚存，其语言也尚未消亡，颜师古还能够亲耳听到鲜卑语的发音，因而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所以，轻易地用我们现在只是根据古代文献推测出来的古代语音否定颜师古的正确意见是不可取的。由此可知，祁连山是汉代从匈奴语（也可能包括月氏语）而来的音译的天山的名称。
此外，汉代文献中还有祁连天山的说法。《史记·匈奴列传》记：“其明年（即天汉二年——引者注），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32]《汉书·武帝纪》也说“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33]对同一事件，《史记·李将军列传》记为：“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34]显然，这里所说的天山与祁连天山已出酒泉，不可能与张掖附近的今祁连山有关，都是指的天山。另外，对前述元狩二年霍去病攻匈奴至祁连山之役，《盐铁论·诛秦》也记述说：“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浑邪率其众以降。”[35]将霍去病所攻至祁连山同样称为祁连天山。这说明汉代祁连山、天山、祁连天山都是同一山名，只不过天山是意译的名称，祁连山是音译的名称，而祁连天山则是音译加意译的复合名称。
《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36]位于东天山北麓的今巴里坤湖古称蒲类海，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蒲类国应在今巴里坤湖附近。《汉书·西域传》说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应是在巴里坤湖西南侧山谷中。这里是天山山脉最低、最窄的地段，天山在这里的高度最低，不到海拔2500米，宽度不足8公里。与东边海拔4000米以上的今巴里坤县境内的巴里坤山和哈密市与伊吾县之间的喀尔里克山相比，这里似乎已到了大山的西侧。所以，《汉书·西域传》说这里在“天山西”。这表明，汉代的天山应专指这里以东的东天山部分，未包括这里以西的天山山脉其他部分。霍去病元狩二年攻匈奴所至祁连山和李广利天汉二年与匈奴右贤王会战的天山（祁连天山），应该是指从喀尔里克山到巴里坤山的天山山脉东端区域。汉代天山山脉整体的名称，据《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37]，应称“北山”，而天山（祁连山）只是汉代西域北山山脉中的一个局部的山名。
天山之名，应来源于今哈密市与伊吾县之间的喀尔里克山。喀尔里克山最高处海拔达到4800米以上，山顶山势平缓，没有突兀的高峰。在有云的晴天从山南的哈密市向北望去，山顶平缓，常年积雪的高山、白云与天空连成一气，犹如山在天上。这应该就是天山名称的来历。
汉代的祁连山应即东天山，那么月氏故地“敦煌、祁连间”的敦煌又是何处呢？关于敦煌地望，据《汉书·地理志》载：“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38]然据《汉书·武帝纪》应为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39]武帝时期所设河西四郡中，酒泉、武威等郡名称均有汉语本意，而敦煌郡的名称并无汉语本意，[40]显然应出自原有地名的音译。《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多来自张骞出使西域的见闻，还记有张骞死后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宛之事。其中无论是张骞所述月氏故地，还是李广利两次攻打大宛的基地，均涉及敦煌，[41]且均见于司马迁笔下的《大宛列传》，并未示任何区别。因此，在此处怀疑司马迁的判断能力是缺乏依据的。汉敦煌郡即今敦煌作为古代月氏故地的界定之一，不应怀疑。
汉代河西走廊的南山后改称祁连山，可能与小月氏南迁将地名带来有关，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班固撰《汉书》时，对古今祁连山的区别还很清楚。至范晔撰《后汉书》时，已搞不清这一区别，误把今祁连当作汉祁连，以至将古代月氏活动的“敦煌、祁连间”，放在了河西走廊西部的“张掖、酒泉地”[42]。范晔身处南朝刘宋，未能去北方实地考察，加之信息来源有误，犯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此后唐人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时，延续了范晔的错误，认为“敦煌、祁连间”在“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43]。这样的误解流传甚广，以至后代许多学者受其影响。一些学者在河西走廊寻找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然不可能有结果。
河西走廊以张掖为中心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东部和西部的地形地貌环境完全不同。河西走廊东部包括今张掖、武威、金昌、永昌、山丹、民乐、民勤等市县，为山间草原地貌，适于游牧生活。西汉初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曾占据此地，南连羌人，并卡住了汉王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元狩二年春，霍去病首先攻打的就是河西走廊东部的匈奴，被匈奴视为风水宝地之一的焉支山即在这一带。在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沙井文化遗存，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44]应该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及其先祖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浑邪王、休屠王等部并非匈奴本部，他们应该是早已生活于河西走廊东部的游牧部落。秦末汉初匈奴崛起后，他们才被统合进入匈奴建立的草原帝国。所以，在经过元狩二年霍去病的打击后，他们才会很快就脱离匈奴，投靠汉王朝。
河西走廊西部包括今酒泉、嘉峪关、玉门、瓜州、敦煌、肃北、阿克塞等市县，为戈壁间有绿洲的地貌。广袤的戈壁是这一区域的地质基盘，其间的绿洲沿今祁连山融雪下流的水源呈点、线分布，这样的地貌环境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沙漠间有绿洲的地貌有异曲同工之处。范围有限的绿洲只适于农业或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而不具备大范围游牧经济活动的环境条件。
近代活动于新疆北部的哈萨克人，是典型的游牧人群。20世纪40年代曾遭受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不断打压，1950年在新疆东部又发生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乌斯满裹挟哈萨克人参与的叛乱，被解放军平定。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不少哈萨克人为避战乱拖家带口赶着牛羊从新疆东部南下，经过敦煌一带绿洲并未停留。其中大多数哈萨克人翻越祁连山进入了青海，少部分哈萨克人留在祁连山北麓的今阿克塞县一带生活。当时河西走廊西部敦煌等绿洲，并没有生活大量的人口，空置土地很多。但哈萨克人在迁徙过程中不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等绿洲停留，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那里不适合游牧生活。
月氏人在遭受匈奴打击后分为大小月氏，大月氏西迁后，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遭到在匈奴支持下的乌孙人的打击，又有一些月氏人留在了伊犁河、楚河流域。[45]即便如此，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时，大月氏尚有“控弦者可一二十万”[46]。按正常的性别和老幼比例推算，一二十万男性青壮年应有五十万至一百万的总人口。即使考虑到大月氏的人口中男性居多，但已经过了30多年，他们通过大量与外族女性通婚繁衍人口，虽然还不能完全达到人口中正常的性别和老幼比例，但已在逐渐恢复。以“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男性青壮年人数为基础推算，当时大月氏的总人口还应约有六七十万。可知，月氏人未西迁前人口应更多。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古代游牧人群，不可能生息于不适于游牧经济的河西走廊西部。
从河西走廊西部已有的考古发现看，从距今4000多年前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47]到距今约4000至3000年的四坝文化，[48]及公元前1千纪的
马类型文化[49]等史前时期文化，都不具备游牧文化的特征，均属以定居农业和牧业为主的文化遗存。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后直至近代，河西走廊西部绿洲的居民均以定居农业的生活为主。因此，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西部从来就没有大规模的游牧人群存在过。所以，张骞所述月氏故地的“敦煌、祁连间”根本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而应在敦煌、天山间，即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指出过将今祁连误为古祁连的错误。[50]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学者余太山[51]、林梅村[52]和笔者[53]都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月氏故地不应在河西走廊而应在东天山地区的观点，问题本来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但近年整理发表的悬泉置遗址所出汉简中的里程简，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悬泉汉简中的里程简，记有河西走廊由东向西的地名和其间的里程。其简文为：“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以上为第一栏)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以上为第二栏）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以上为第三栏）。”[54]其中的“祁连置”的位置，从方位和里程推算，应在今张掖附近无疑。有学者据此认为，这证明了汉代的祁连山就在河西走廊。[55]但是，祁连置是否就一定设在祁连呢？汉代的置，有的以所在地名为置名，如悬泉置在悬泉，但也有同样名称的置和地却不在一处。如前述居延汉简中的里程简，其中记有“居延置”。如前所述，由此认为霍去病元狩二年攻匈奴路过的“浚耆”和“居延”在河西走廊是不能成立的。汉代居延的位置，无论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已明确在今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而居延里程简中“居延置”的位置，根据方位和距离推算，应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今武威以东。“居延置”与“居延”不在一处，“祁连置”与“祁连”也不在一处，都相距数百里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代的“置”，不仅是后代的驿站，有的还有兵站的功能，为前线军队储存和转运军事物资，经过考古发掘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就是如此。[56]西汉王朝在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首先占据了河西走廊，并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是时位于河西走廊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居延和祁连（天山），尚处于与匈奴不断争夺的作战前沿，在距离较近且较安全稳定的河西走廊为这两个方向的作战军队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很有必要也很合适。居延置应为赴居延方向作战汉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祁连置则应为赴祁连（天山）方向作战汉军的后勤补给基地。因此，居延置不在居延，祁连置不在祁连，均设在河西走廊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所以，“居延置”设在武威附近并不能证明汉代的“居延”在河西走廊；同样，“祁连置”设在张掖附近也不能证明汉代的“祁连（天山）”在河西走廊。
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其地理环境以天山山脉东端为核心，包括今新疆哈密、巴里坤、伊吾、木垒等市县和甘肃西北部的肃北马鬃山区；在天山北麓有巴里坤—伊吾草原，东北可进入蒙古草原，西北为准格尔盆地东侧、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荒漠草原地带；天山以南为哈密盆地，西与吐鲁番—鄯善盆地相接，西南与塔里木盆地相通，南与罗布泊相连，东南与敦煌相望。这应该才是张骞所说的月氏故地“敦煌、祁连间”，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概念。
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采用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的考古工作方式，在东天山地区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天山南北两麓的山前地带发现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六七百处，其中还有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57]、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58]、哈密西山遗址、乌拉台遗址、伊吾阔拉遗址等大型聚落遗址若干处，并在石人子沟遗址群等处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东天山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来自北亚阿尔泰山以北地区、东亚黄河上游地区、西亚伊朗高原—高加索一带的人群先后进入东天山地区，共同创造了东天山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时代遗址，主要是分布在各盆地河湖旁的以定居农业为主的聚落，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代表性遗址有哈密天山北路（林雅办）[59]、巴里坤南湾[60]、伊吾卡尔桑[61]等处。
约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开始，在东天山南北两麓的山前地带出现了具有鲜明季节性的游牧聚落遗址，表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经济已经出现，游牧人群和游牧文化已经形成。这一时期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以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第一期文化为代表，年代约从公元前1200年至前500年。同一时期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以焉布拉克[62]、五堡[63]、艾斯克霞尔[64]等遗址为代表的以定居农业为主的聚落遗址，仍然分布在河湖旁，但遗址的数量有所增多，规模有所扩大。这一时期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关系密切，都流行地表无封堆或低封堆的竖穴墓和屈肢葬，陶器的种类和形式也大致相同。
约公元前500年前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发生了变化。以石人子沟遗址群第二期文化为代表，墓葬的地表出现了石块垒砌的圆形封堆；小型墓流行竖穴石棺墓；大中型墓流行竖穴墓道右侧偏室的形式，并有木椁。葬式流行直肢葬，大中型墓多见在封堆下和墓坑填土内埋葬肢解人骨和殉葬马、羊、骆驼等现象。随葬品中有羊、虎、格里芬等动物形金饰件和动物纹金、银、铜牌饰，与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山地区同时期的文化关系密切。该期文化的年代下限可以进入公元前2世纪。从该期文化的特征、年代和分布区域看，很可能是古代月氏人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最终确认还需要完善系统的证据，但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的所在，是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重要前提。
[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0页。
[3]《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页。
[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
[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引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1页。
[6]《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492页；《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524～3526页；《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8～3769页；《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79～2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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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457页。
[9]《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51页。
[10]《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457页。
[11]《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457页。
[12]《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52～2455页。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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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铭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1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0页；《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
[1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
[20]《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72～2973页。
[21]《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0页。
[22]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68页。
[23]戴春阳：《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96～105页。
[24]《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79～2481页。
[2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0页；《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
[2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07页；《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9页。
[2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页。
[2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7页。
[29]《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1页。
[30]《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1页。
[31]《汉书》卷六《武帝纪》引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
[32]《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502页。
[33]《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
[34]《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457页。
[3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488页。
[36]《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9页。
[3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
[3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4页，注引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显为附会之说。
[39]《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页。
[4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4页，注引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显为附会之说。
[4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05～3836页。
[4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
[4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引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1页。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4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0页。
[47]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0～243页。
[4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49]陈小三：《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以齐家、四坝文化为中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12月。
[50]藤田丰八著；杨炼译：《西域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7～78页。
[51]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36页。
[52]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3～116页。
[53]王建新：《古代月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之三》，《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28日第7版。
[54]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55]戴春阳：《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96～105页。
[56]何双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第4～20页。
[57]王建新等：《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第3～27页。
[58]王建新等：《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调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第3～12页。
[59]常喜恩：《哈密布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古代墓葬》，《中国考古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4～275页。
[60]贺新：《新疆巴里坤南湾M95号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第6～8页；贺新：《巴里坤南湾M16墓葬清理简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16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里坤南湾墓地66号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4页。
[61]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3～341页。
[62]张平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第325～361页。
[6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五堡墓地151、152号墓葬》，《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第1～10页。
[6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管所:《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1年第3～4期，第30～41页。
(作者单位：王建新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
王茜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