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澜：找到真正值得你拍的照片

北京西城　1983年

我们每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百日、周岁、从小学到大学、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生命的延续与生活的轮回，都是在镜头前呈现着。现在，我们又用镜头去拍摄人，抓拍人的心态，人的精神，人的处境，人的一切；内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照片里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生活味道，照片就有了灵魂。

刚学摄影的时候，技术对于拍照最重要。我的兴趣是从留影开始的，先给别人拍，或让别人拍自己，要不然就自拍。从印出来的小样里，用放大镜自赏自乐，照片里几乎都是“到此一游”。照片开始时比较容易，相机越自动，摄影越显得容易，器材在某种程度上帮了忙，我们过分依赖它，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的信心。我有一种紧迫感，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推我，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拿相机时间长了，陷入难以自拔的麻木，相机陪伴我到农村、进工厂、去军营。经历是一笔财富，但也会不断的消耗，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放完了电的蓄电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觉得技术对于摄影不是最重要的，关于拍什么有了新的想法。我开始关注新闻事件，被“冲击力”所左右，调动一切营造手段，仿佛摄影就是为了“决定性瞬间”，每一个画面都应该达到完美的艺术素质。

北京西城　1986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艺术对于摄影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刻意追求光线、构图、角度，按快门也成了全天候了，不管室内室外、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原来觉得没意义的，现在也变得有价值，仿佛拍下来就行。

跨入新世纪，我觉得摄影也不是最重要的。生活之广，历史之厚，一个镜头只是一个碎片，我力求给变化的生活留下一些痕迹。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按动快门，摄影早已不是一种仪式，而是随时随地的释放，我想说的也都在这些照片里了。

好照片是来之不易的，用照片说话，说得明白，说得幽默，说得有份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摄影者经常面临的处境，这恰恰是产生好照片的土壤，关键在于取景框后面的头脑，这比手中的相机更重要。

广西玉林　1988年

好照片是千载难逢的，有价值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个世纪回头看，人们可以写，可以画，可以演，唯独摄影过期作废，一不留神，我们只能留下空白。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摄影是门技术，也是一种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间千变万化，在一生拍摄中，好照片只是凤毛麟角。照片好坏之间只差一点，早点儿，晚点儿都会与好照片无缘。我的照片几乎每张都差一点儿，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一点点。

很多摄影人说，我这辈子拍了十万张底片，拍了百万张底片，但是当几十年转过头来去整理的时候才会发现，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照片是非常罕见的。就像我，拍摄了半辈子，但是最终拿出几张代表作，都非常地困难，难得无能为力。

上海光新路　1991年

我希望拥有情感的快门，再加上一些理性。我每次采访拍摄的数量越来越少，可能是业余习惯一直在起作用。小时候，新闻记者在我眼里是一个神话，他们的工作最让我着迷。后来我到了《中国日报》当了摄影记者，真不可思议，可能是缘分。新闻照片既是新闻、有成为艺术，同时显示现代科技成果的工作，圆了我的梦想。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远不是那么浪漫，进了报社，就像拧在机器上的螺钉，永远转个不停。摄影容易使人产生激情，也容易使人灰心，对虚荣心更容易满足，挂一脖子的相机，在场面上应酬、凑热闹，跑来跑去，搞不好拍不成照片，倒成了器材展示的模特。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我每天所面临的局面都是和不好的照片在打交道，拍完了一天回来，党刊底片全都是不满意的，真正能从一个画面里讲得清楚、讲得精彩、讲得有深度，特别难。为什么？就是在平常处理每一张照片的时候，都想把更好的东西留到下一个画面，等下一回再补上，长此以往，就会和好照片无缘。

北京木樨地　2000年

拿相机的人，在不拿相机时要想得更多些，这样在拍摄时就知道拍什么和怎么拍。手脚勤到处跑是必要的，脑勤才是更重要的，否则白跑、白吃苦、白费时间。“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龟兔赛跑”的故事从小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有韧劲，戒浮躁，认准目标走到底。

改个开放的社会进程，最初发生在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的深处，这些细节不太好表现，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犹如地下的岩浆，这些时代的潜影让你无从下手。我记得当时一些外国摄影记者的作品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选取的拍摄对象似乎很普通。但内涵深厚，看似寻常，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摄影师应该放下架子，吧自己真正置于社会生活当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值得你去拍的东西。

西藏纳木错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