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越来越火，奇葩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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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曾经是一个颇具贬义色彩的词语。
它是超出规范的、不正常的、无法融入的一种存在，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它不再是贬义词了，而是一个中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
综艺节目《奇葩说》干脆就以“奇葩”命名，并且广受欢迎；电影等文艺作品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怪咖”出现，从早期的《剪刀手爱德华》，到新近的《X战警》，主角们也都是“怪咖”和“奇葩”；在流行音乐里，陈奕迅的一句“你若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更是让万千听众产生无限共鸣——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怪咖”，都是怪人。
研究“现代性”的学者汪民安是个很难定义的学者，他最为著名的研究对象，就是福柯其人及其思想，他和福柯一样，关注那些平时被忽视的“奇葩”和“怪咖”。
我们和汪民安聊了聊“奇葩”“怪咖”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 第582期，作者 赵景宜

都市容易将人的个性抹平，现代社会的分工制度则容易将人吞噬，反抗这种同质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怪，就是一种反抗方式。
学者汪民安的二十多年学术生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研究法国思想家福柯。这些年，他一直在写关于福柯的文章，组织、编辑和翻译福柯的文选，参与和主持关于福柯的讨论、纪念活动。2016年，他还导演了纪录片《米歇尔·福柯》。
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
在福柯留下的众多遗产中，最耀眼的成果之一，便是探讨“失序的人”如何在社会中形成。汪民安认为，当我们谈到怪咖时，福柯的思考有参照作用。“他一直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区分机制是怎么形成的？疯子和理性、罪犯和法律、正常和变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某种程度来说，汪民安是个不太常规的大学老师。他既研究复杂的批评理论，也研究各种当代艺术，参与艺术界的活动，还拍了两部片子（《米歇尔·福柯》以及还未放映过的《现代性》）；他还写了很多非学院性的主题论文，比如《论家用电器》这样有点怪的书。
《文化研究关键词》，汪民安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7
现在，他表示年龄大了，和学生的交流变少了。课堂上，他既不怎么表扬学生，也不会批评学生。
我们和汪民安聊了聊什么是怪，怪咖又是如何产生的，这背后现代化与城市所起的作用，等等。
三十多年前，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忍不住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我：'你真是个自由散漫的家伙。’”
“或许艺术家生来就应该是是怪咖”
硬核读书会：听到怪咖、奇葩这些词，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汪民安：怪咖？我很少听说这样的词，这好像是年轻人说的网络语言吧。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词的确切意义，尤其是怪咖，奇葩我大概能明白。不过，怪人在每个时代都有，或许是指不合时宜的人？
怪咖，应该有不同层面、不同意义的“怪”吧。有一些怪，非常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有强烈的批判性。这样的怪人，乃至怪本身，一直是文学和哲学关注的对象。
怪是对规范的偏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规范的质疑和挑衅。正是这种怪，会让人质疑：规范是如何形成的？规范成为规范的机制是什么？规范不正是在奠定自己建制的时候对偏离它的东西进行压制吗？
福柯的老师乔治·康吉莱姆写过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正常与病态》，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不过，他更多是从医学和科学规范的角度去讨论何谓正常、何谓病态的。
《正常与病态》
[法] 乔治·康吉莱姆 著，李春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福柯受康吉莱姆影响很大，他讨论疯子、犯人、各种“声名狼藉的人”，还讨论各种“不正常的人”，这些人在规范的框架外，都是所谓“畸怪”。不过，福柯不是讨论他们的本性如何、畸怪是什么，而是讨论他们为什么成为这样的畸怪、为什么被规范排斥、为什么被各种各样的权力机制所驯服。
如果把这个思路放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那就是：对于今天的怪咖而言，我们关注的不是他们到底怎样怪，而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怪、为什么这一类人被视为“怪咖”。这是康吉莱姆和福柯带给我们的启发。
不过，福柯讲的这些人，可能还不是你们所说的典型“怪咖”。也许你们更强调的是生活方式或者个性上的怪，并没有触及法律制度的怪。这样的怪咖可能就更普遍了。我瞬间能想起来的是王尔德，他的打扮、举止、言谈，太夸张也太搞笑了。
奥斯卡·王尔德 1882年在纽约时的照片。图 / Napoleon Sarony

还有本雅明笔下的浪荡者、在街头牵着乌龟闲逛的闲人、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些“怪咖”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剩余者”，是完全溢出一般社会节奏和规范之外的人。
当然，还有大量艺术家，20世纪上半期的先锋派好像全是怪咖。或许艺术家天生就应该是怪咖。达达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直至情境主义者，他们就是以颠倒社会规范、习俗为要旨的人。

某种意义上，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怪咖，大概很难成为有意思的艺术家。
硬核读书会：本雅明谈及的浪荡者，背景是19世纪的巴黎——现代化城市的雏形，街头拾荒者也从这里而来。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现代化和大城市带来了更多怪咖，或者提供了一种方便？
汪民安：大城市当然容易激发怪咖的形成。因为都市容易将人的个性抹平，现代社会的分工制度则容易将人吞噬，反抗这种同质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怪，就是一种反抗方式。
不过，追求个性化、追求特立独行的怪，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并不是现代都市的特有产物。
竹林七贤，狩野探信绘。
中国也非常多，魏晋时期的名士全是怪咖；中国有隐士传统，隐士大概也能算怪咖。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很多年前一个人搬到河北农村，跟谁都不来往。这些人不是在大城市，怪和大都市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现在在大都市，你要做一个怪咖反而很难。比如，在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谁也不会觉得你特殊，你就是真的很怪，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谁也不会关注一个和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硬核读书会：怪咖的反面是什么？
汪民安：我们这些普通的、过日子的芸芸众生吧。”
2020年10月18日，东莞，依然热衷于杀马特文化的小镇青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酷、有群体认同感的生活方式。（图/ 郭嘉亮）“
每个人可能是潜在的声名狼藉者
硬核读书会：我们可以理解为，怪咖是一种异质性吗？
汪民安：这要看是哪一种怪咖了。我把异质性理解为一种很酷的东西，或者是不妥协的、对抗性的东西。我刚才说的这些怪咖，是真正对规范进行质疑和挑衅的人。你可以说他们有异质性，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古怪。
但还有一种单纯的、没什么意义的怪咖，就是拧巴而已，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拧巴。这些人大概接近你说的奇葩。
我理解的奇葩，更谈不上什么异质性。早年网红像罗玉凤、芙蓉姐姐，跟异质性、同质性没什么关系，我觉得那只是愚蠢和聪明的问题。
有些奇葩就是愚蠢的表现。怪咖知道自己很怪，奇葩通常不知道自己很奇葩。

《奇葩说》是近几年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一，第一季的豆瓣评分高达9.0分。
硬核读书会：你是福柯文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一书的编者。可以解说一下“声名狼藉者”吗？
汪民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是福柯为他编的一部同名文选所写的序言。这部文选是从各种各样的犯罪档案中挑选出来的，文章都很短，几行或者几页纸，寥寥数语，就把一个罪犯的生活勾勒出来。
福柯看了很多这样的档案资料，把它们编辑成书，然后写了序言。这是福柯最抒情也最令人感动的文章之一。
你能感受到福柯巨大的悲悯和愤慨。福柯对各种各样、被记录下来的罪犯抱有巨大的同情。
《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法] 米歇尔·福柯  著，汪民安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确实是声名狼藉者，比如背教者、杀人狂、奸淫犯等，但你真的会惊叹他们的命运。这命运不是神来安排的，而是历史诡计的捕捉。这是作为谱系学家的福柯的一个基本观点：所有的怪人或者罪犯，我们不应该抛弃历史去寻找他们的成因。
德勒兹有一次谈到福柯。德勒兹猜想，福柯在内心深处就是想做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他不想成为所谓楷模、典范，不想成为人们口中的伟大哲学家。
硬核读书会：听起来，声名狼藉者是很极端的人。作为普通读者，为什么要关注这些人？
汪民安：你不觉得这些人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吗？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时代都有所谓声名狼藉者，当然，与之对立，也有所谓时代楷模。我们把注意力和光亮过多地放在时代楷模身上了，但是，社会的秘密更多是由这些声名狼藉者揭示的。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声名狼藉者，而每一个声名狼藉者也可能是潜在的楷模。你看看多少人前一刻在台上光芒四射，后一刻就被万众唾骂。反过来也一样。声名狼藉者和时代楷模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转换机制。这同样是社会的无数秘密中的一个，我们当然应该对它感兴趣。
杀马特是唯一一个农村青年文化击败城市青年文化的范例”
硬核读书会：导演李一凡谈到过，“杀马特”过去一直被城市人恶搞、嘲笑。相较于杀马特，城市的流行文化是一种反击的文化。这一点你怎么看？
汪民安：我不太能准确理解杀马特的意思，所以真的说不出什么。不过，我大致的感觉是，一直有一种流行的乡镇青年文化，而它也在模仿城市青年文化。我小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武汉乡镇的青年，一直在模仿武汉城市青年的文化。

流行文化的特征就是模仿。乡镇青年模仿得比较慢，属于模仿的最后端，他们开始模仿的时候，这种文化在城市已经过时了。你知道，在流行文化中，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过时。所以，被城市青年嘲笑的，远远不止在乡镇青年中还流行的杀马特。
但杀马特的情况有点特殊。杀马特不是过时的问题，它是一个挪用的问题，它被农村和小镇青年戏剧性地挪用和占领了，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城市青年并不理解它的意义。
在我看来，杀马特是唯一一个农村青年文化击败城市青年文化的范例。城市青年对他们的嘲弄，恰恰是他们一直想主导的流行文化意义的失败的表现。小镇的杀马特青年看上去乐观、开朗，他们在愉快地玩一种自己的景观游戏。
至于城市中的流行文化是不是反击的文化，这个太抽象了。你可以说任何一种新的文化的流行都有反击的意味，关键是反击什么？有些流行文化反击的是另一种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的种类太多，范围也差异很大，在不同的青年群体中流行完全相反的文化。在我们的年轻时代，崔健很流行，香港“四大天王”也很流行。
有激进的流行文化，也有保守的流行文化。在今天，如果非要找出流行文化的共同特征，我觉得各种流行文化越来越商业化了。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海报。
硬核读书会：具体到你教的学生，你了解他们吗？他们和你年轻的时候差别大吗？从你的角度看，他们当中有怪咖吗？
汪民安：我现在对学生越来越不了解了。十几年前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我和他们年龄相差不大，也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障碍，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轻松地聊天吃饭。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
现在的学生，或许是年龄的原因吧，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有些拘谨，除了一些专门化的读书、学习之类的必须沟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以前我偶尔会批评学生，但现在不了。
至于学生中有没有怪咖，我接触到的学生基本上都很理性，你甚至可以说，他们都太不怪了。他们目标清晰，规划合理，全力避免错误，几乎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异质性的怪咖。
我倒是想在学生中找到一些有趣的怪人，但真的很难，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实际。实际的人对规范的游戏都了如指掌。

《现代性》，汪民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5
硬核读书会：有一种观点是，怪咖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汪民安：资本主义的趋势是制造一个没有畸怪的单面人的合理化社会，但是，这个趋势本身已经很畸怪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作为个体的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本身越来越怪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怪人，这个社会不是很怪吗？

*感谢硬核读书会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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