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德勒兹：欧洲错误的道路
德国政府要求引渡克瓦桑（Croissant）先生，法国上诉法院将于11月2日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审判会成为如此重要的事件？
德国政府提交的第一个案子，随后会提交更多案子。克劳斯·克瓦桑（Klaus Croissant）行事像个律师是错的，换句话说，他让人们都知道斯图加特的囚犯的被羁押了是错的：它们负有组织绝食罢工，暗杀威胁的罪名，还有他们行动的动机。如果将克劳斯·克瓦桑与恐怖分子或推定为恐怖分子联系起来，政府也错了（法国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律师也面对同样的指责）。我们是否能猜测法国政府告知了德国政府第一个案子十分荒谬，所以，德国政府迅速利用所有可能处于他们掌控下的手段，提交了其他证据？
不过上诉法院的决策非常主要，这不仅是因为引渡的动机似乎是基于政治，而不是公众意见。也不仅仅是因为在当下情况下引渡克劳斯·克瓦桑意味着将他移交到一个法律体系处于例外状态的国家，在那里，他很快就会在监狱里被迅速灭口[1]（如果德国出现了新的恐怖分子行动，克瓦桑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就够了，还有更多事情。最近的事件已经让德国政府对于其他欧洲政府，甚至对一些非洲国家政府持有一种强硬立场。德国的立场要求这些政府采取一种特别的压制政策，或者让他们的警察在他们的国土内起点作用（参看对巴塞罗那、阿尔及尔、达喀尔机场等地的要求）。德国政府教训其他国家政府，给它们上课，奇怪的是，只有意大利除外，或许是因为卡普勒（Kappler）事件[2]。德国媒体处在这样情形中，即法国报刊复制它们的文章，复制还没有跟它们说一下：《法国晚报》（France-Soir）成为了斯普林格（Springer）集团的外省版，而《费加罗报》上的奥默森（Ormesson）的关于对恐怖主义各种行动的反击的提议，杀死那些已经宣布获得自由的羁押人员。而波音和斯图加特事件的两名幸存者开始陷入沉默的阴谋，他们的宣言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简言之，西德正在出口它的司法、法律和“情报”（informatif）模式，成为了高水准的镇压组织者，并毒害着其他国家。这种情形强化了法国上诉法院做决策的价值。我们上诉法院授权引渡克瓦桑，就会抛弃它近来的法律，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勇气，无论如何，这就等于进口了德国政府和司法模式。
在德国，政府和媒体竭尽所能，让斯图加特的囚犯用和纳粹领袖“一样的方式”自杀：这是为了避免选择一种恶魔般的选择，也避免令人绝望（这些人不仅输了，而且他们成为了社会的遗弃者）。政府和媒体愚蠢地谈到了“瓦格纳的戏剧”。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已经变型成为纽伦堡审判。即便法国的左翼报纸都在跟风，问道巴德尔（Baader）究竟是希特勒的儿子，还是施莱尔（Schleyer）自己的孩子[3]。我们在找父子关系吗？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暴力的回应，从上个世纪以来，暴力和恐怖主义就不断占据着和分化着革命和工人运动。对于巴德尔及其组织声称所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人民，他们认为德国是镇压的最主要的代言人，我们现在还需要提出同样的问题。斯图加特的囚徒们并不是法西斯的领袖，或者以挑衅形式谋求法西斯主义的人。德国政府不是纽伦堡法庭，法国法院也不是这样一个法庭的跟屁虫。克瓦桑不是不讲证据就加以控告的受害者，更不是当下媒体声讨的受害者。
有三件事与我们直接相关：（1）在有组织的控告体系下，许多德国左翼有可能发现他们在德国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国家。（2）相反，克瓦桑会被引渡，并送回到德国，在那里冒着最糟糕的风险，或者他被驱逐到一个他“选择”的国家，而在那里它并不受欢迎。（3）作为整体的欧洲会逐渐处于德国所主张的控制之下。
[1]10月18日，安德雷斯·巴斯（Andreas Baas）和其他两名“帮派”成员在他们的监室自杀了，而那里的环境十分可疑。
[2]德国拒绝引渡罪犯卡普勒到意大利，在逃离意大利后，卡普勒回到德国，而他已经在意大利被判刑。
[3]汉斯·马丁·施莱尔是德国雇主联合会的主席。他被红军旅的成员绑架了，要求政府释放十名他们组织成员，来换取施莱尔获释。10月20日，人们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