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 I 非正式空间的未来
非正式空间的未来——评《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
在网易云音乐里，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的人》下评论有这样一段话：“石家庄药都梦破灭，药厂经营不济；人民商场被北国并购，改了名称；师大附中前日路过，暑假空落寂静。”
对应歌词，让人有些落寞。人民商场让我想起嘈杂又人流涌动的哈尔滨师大夜市，已不复过往。我在日记中曾这样写下，“两年前我无比期待大学开始后的旅行，现在似乎又开始厌倦，可是生命的形态里，漂泊似乎是我最好的方式去摆脱庸俗。”但事实上，在移动城市里，我们却只能不断重复地发现着另一个移动城市。这亦如朱津（Zukin）的读本，很难去翻译朱津的消费概念（consumption），一开始读，看到的是消费、物欲、或者文化，可再深究下去，是现代性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或是福柯（Foucault）所谓的全景敞视监狱。消费迫使人们向往出逃，可是逃来逃去依旧是连绵的城市，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Brooks Hatlen），我们已渐渐被体制化了。我仍旧能无比清晰的记起，从纳木错返回拉萨市区时巨大的安全感，我已经丧失了在自然生存的能力。
而这正是我认为朱津这篇论文所具有的巨大魅力所在，沿袭着朱津在《权力地景》中谈及的，“社会意义从生产转移到消费。（朱津, 2010）”朱津在1998年的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着消费空间的发展，它同米尔斯（Mills）、福柯等巨擘一般，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并非原本如此，如伯格（Berger）所讲“（社会学）要求洞察社会被建构的方式。（伯格, 2009）”朱津一步一步拆解了都市空间，细细碎碎地讲述着城市历史——我们生活所在的历史。具体而言，朱津将消费空间的发展或是说城市生活方式与现代化模式，分为了三个具体阶段，发展的总趋势是从物质消费到文化消费、多样化到标准化、在地城市到创意城市。
一、消费空间发展史
（一）现代性(1880-1945)：拜金主义
1、娱乐与购物的分离
第一个现代化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娱乐场所和百货公司两种典型代表，这两种典型代表实际上也承载了中产阶级最初的文化价值观念，但这个阶段娱乐消费和物质消费是分离的，这种典型及其背后观念的影响也大多还局限在特定区域。
在这个开发中，朱津举例了纽约时代广场亦如其他被功能定位在歌剧等的区域一样，是淫乱和放荡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大萧条和禁令期间。这个时候的时代广场是单纯娱乐性地点。
2、阶级与种族的融合
另一方面，正如朱津论述道：“1880﹣1920期间，尽管街区仍旧有着排外的倾向，但逐渐失去了垄断权，不同阶级、肤色、性别的人民，进入原先上流社会的场所变得容易。”都市的商业文化重塑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生活，在早期的现代性阶段，种族与阶层隔离被一定程度上打破。
3、弥散全社会的拜金主义
消费产生了大量工作，吸引了很多年轻美丽却没有专业技能的女人进入城市，但是很快因为贫穷，一些女人开始卖淫，而顾客们因为商人推销和流行风气进一步购买各种风格的时尚。多样化的商业由此建筑在了一种不道德的梦想世界上。尽管商人在公共空间中创造了现代都市的图景，但实际上，这种消费空间建构在对于金钱和物质的渴望。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百货公司就是商人试图在公共空间中植入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
总之，这一阶段的消费空间产生了一种将消费作为获取快乐的新都市文化、新的拜物教、民主化渴求，与弥散全社会的拜金主义。
（二）晚近现代性(1945﹣1975)：购物中心
1945年后，由于城市规划中居住与工作分离的理念、汽车的普及等因素，产生了中产阶级逆城市化浪潮，进而导致了消费社会的转型。从大都会到郊区的城市去中心化，以汽车为纽带的城市开始兴起。
1、郊区城市化：购物中心的颠覆
在这一阶段中，因为中产阶级搬迁郊区后的物质需求，产生了符合中产阶级观念的购物中心，而汽车的大规模使用，则进一步加强了购物中心的产生与发展。正如朱津论述的，郊区综合体的消费与家庭取向生活方式，很快提供了一个郊区城市化的文化背景。很快城市中的消费空间被郊区均质化的购物中心取代，并命名为半嘲讽半致敬的名称：`galleria’ and `malls’。不管购物中心产生之初的本意是什么，它的出现颠倒了现代城市本来的模式。购物中心成为了私家车首选的目的地，低效率的私家车取代了高效率的集体模式，购物中心改变了人生活的方式，汽车让人感觉越来越方便。并且因为人们越来越依赖汽车，也开始要求一种高档独特性，购物中心远离公共汽车路线，又继续加强了这种趋势。
同时值得一提，购物中心的出现也为郊区家庭提供了一个得以连接的公共空间，此时大量的家庭主妇居住在郊区的家中，个人的孤独生活方式因为购物中心得以连接，购物中心因而具备了公共空间的属性，家庭主妇在这里与社会接触，在这一阶段，大量光顾购物中心的人的心中，购物中心已经不再是私人商店，而是一种公共空间。这一空间特性在下一阶段被进一步加强。
2、城市再发展：娱乐与物质的消费融合
当然，第一阶段处于城市内的百货公司与娱乐场所并未消亡，但购物中心的出现确实分薄了城市的消费者。由此娱乐公司和百货公司为了生存而发展处了两种新的形式，一种是娱乐消费与物质消费两种功能开始融合，产生了娱乐零售业，另一种则是将百货公司的价格进一步压低，发展为平价大超市，而购物中心则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流，开始奥特莱斯（outlets）式的标准化。
（三）后现代性(1975﹣至今)：缙绅化与区隔
1、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再次被收编：雅痞缙绅化
在第三阶段的后现代化消费空间中，一个显著的转变是雅痞缙绅们开始返回城市，回到他们祖父辈居住的地方，成为社会多样性的支持，体现着对以往祖辈居住与工作分离的否定，而将工作与居住开始混合。
同时，正因他们向往祖辈的本真性，于是物质消费开始转向为文化消费，空间也由物质转向文化。上文提及的娱乐零售业在迎合这种文化取向中，便转变营造出非购物空间或文化空间来满足需求。
这一进程在学界又被称为缙绅化。简言之，大众对于缙绅化的想象，就是关于一种艺术性的生活方式，而缙绅通过他们的能力也的确可以去捍卫和扩张他们希望的居住环境，通过去建设更多的文化设施。缙绅化的确带来了急速增长的文化消费。缙绅不断提供着新文化的材料，也不断消费着这些新材料。
朱津对于缙绅化的看法是复杂的，一方面缙绅化重建了城市，在城市构建了中产阶级的乐趣，对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影响，抵制了现代主义的一家独大。但另一方面，缙绅化鼓励私有化，削弱了公共设施；对于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支持有时候会转为要求视觉和谐的审美，为了制度化和谐的消费空间而迫使低收入者远离中心；乃及这种文化消费，事实上是不知不觉中开始以新中产阶级审美取向的标准化形式塑造都市空间，成为了美国社会及全球的主流审美取向，压抑了其他的审美取向。
2、区隔：制度化空间的社会再生产
朱津也敏锐的洞察到，尽管迪斯尼乐园天才般创造了一种视觉吸引的消费制度，创造了一种安全干净的公共空间，一种仅仅只是去享乐的机制，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空间。但领退休金的老人、低收入劳工及少数族裔很少与迪士尼化的公共空间关联，他们只关心他们所需要的，族裔微弱的声音也让他们很难融入这个环境中，实际上推迟了阶层与民族融合。以街区为单位的私人资本制定了游戏规则，并主导了迪斯尼化的公共空间，将中产阶级与城市弱势群体割裂。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吊诡的反身性，中产阶级精英虽然追求着文化消费的独特性，但他们实际生活在一个标准化供应的世界中，中产阶级生活其中却又鄙夷标准化，由此产生了对供给标准化产品的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生产的空间，隐性的边缘化了弱势群体。
这种都市消费制度建立在一个旅游业与大量私人化的都市生活的共存基础上，在其边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后现代的矛盾与分裂，同时在都市生活中被制度化了。
3、创意城市：独特化与标准化的并存
朱津对于未来城市消费空间的预测是一种持续性的移动生活方式，一种标准化的消费空间扩散到全球。它同时吸纳不同种族的需求，建立一种视觉的和谐和安全感，一个集体性商业文化，而不是一个多元性的社会。迪斯尼很早就提出了这种构想，在现代都市中，这种趋势越来越难以抗拒。
另一方面，迎合着中产阶级审美，朱津也论述到纽约政府正在尝试去把文化资源变成直观的经济资本，以此保持纽约作为国际文化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而这不仅仅是纽约政府在做，所有的城市都在做。如台湾高雄政府将美丽岛捷运站变成了旅游的一部分，如哈尔滨政府打造冰雪-俄罗斯文化。过去政府谴责移民与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现在却把城市的多样性作为一种商品供给到文化消费市场，这种符号经济给都市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城市间的竞争也加剧了复制，反而削弱了城市的独特性。
诚如朱津论述，1980年代，学界的都市研究主要是分析缙绅化及其对各社会阶级的影响，消费被视作一种都市社会阶级或经济政治联盟的具体途径，而到了1990年代末，消费不仅仅视作一种途径，也被视为了都市社会变迁的动力。重新组织的世界市场与成熟的都市经济，创造了新的职业和新的消费方式，这些新职业往往是店铺里的低收入，而新消费则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依赖高技能知识，以提供文化产品，另一部分则是标准化、为旅行移动服务，倾向于可预测与利润导向。
二、非正式空间的未来
（一）空间-社区的对立：少数族裔社区
在回顾了都市空间的发展历程后，朱津也论述到，正是与上述中产阶级不同审美取向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流外游离出了独特的少数族裔社区或购物街空间。
迪斯尼化的购物中心空间和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购物街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对立，我将其理解为一种空间—社区对立，也即这种对立具体可以表现在空间的分布上。如果购物中心的规则是人为制定的、主动生长出的、精英主导的机械团结，那么边缘的购物街规则是近似《想象的共同体》的不言而名的习俗或默契、被动偶然性的、集体主导的有机团结，购物街是雅格（Jacbos）所欣赏的真正的都市生活方式。
（二）时间-社区的对立：东京六本木
另一方面，沿袭朱津对空间的思考，塞布里乌斯基（Cybriwsky）则进一步论述了日本东京六本木地区，因其发达的夜生活，存在着一种我理解为的时间—社区对立，也即六本木依据早晚的时间将同一个地区划分为了两种用途和形态的社区（Cybriwsky, 2011）。
六本木的白天公务区与夜晚娱乐区，与朱津的空间割裂不同，这两种空间叠合于同一物质空间，但聚集的人群截然不同。或许夜生活提供了创意经济所需要的非正式网络，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的是，市场与资本力量依然不断地强化了不同社会阶级夜生活的范围与对立。
在这一都市空间进程下，无论是朱津，还是塞布里乌斯基，无论是纽约，还是东京，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无形的阶级隔膜确实存在于我们的都市空间中，并被现代资本主义时空制度化。
（三）非正式空间的未来：谁来保障公民权？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族裔社区中，新移民发起的新企业、便宜租金和充满活力、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夜生活街区，可以推动产生包容性、受保护性的公共领域与全球城市等（Su-Jan Y, Limin H, Kiang H, 2012）。
但正如朱津所潜在叙述的，如果说精英主动构建的购物中心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购物街则无疑是脆弱的，它们非常偶然因为消费而生长出来，为城市带来了多样性，但这种多样又易碎的特点，让缙绅化非常容易或是“不小心”的便将它们“城市化”。
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全球城市希望更加的西化，这些城市的非正规性可以生存多久？近来上海市永康路酒吧一条街的拆迁是很好的例证。最终朱津在这篇论文的十年后进一步思考，如何保证这种脆弱的购物街社区可以保留，如何保证所有公民的城市权（朱津, 2015:332）？事实上也是对1960年代雅格布斯提出问题的回应：“城市如何鼓励陌生人互相信任？（雅各布斯, 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