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可还记得唐因
叶文玲的出道及在文坛一举成名，唐因的“点石成金”功不可没。当年叶文玲的小说《心香》发表，如泥牛入海，并未引起文坛注目。然而，于晴一篇评论《点燃人们的一瓣心香》，发表于茅盾先生题字和撰写发刊词的《小说选刊》创刊号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心香》成为叶文玲的“闪亮登场”。
叶文玲说：“刊物到手时，一口气先读完了评论，一颗心激动得砰砰直跳。于晴是谁？懵懂的我，那时腼腆而寡闻，我根本不知道于晴先生就是当时《文艺报》的副主编，被文坛叫得山响的著名评论家‘二唐’之一：唐因。”
叶文玲描绘了对唐因的印象：“我敬识了唐因老师的学问为人，识得了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他，却是位志节轩昂的鲠骨之士。他识见卓越语多警策，秉性刚直话无遮拦，很像关汉卿自命的‘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赞叹：“率性自然的唐因老师，说话时有文白夹杂的语句，且总是声调激昂而妙语如珠。如此形态，在别人，可能叫你觉着是一种老学究的迂腐。可在他，却令你只感觉佩服。令你深感有幸聆听一个能操春秋史笔的人谈天说地是多么有趣。你会很快被他机智的言谈所诱惑，为他的风趣诙谐着迷，甚至他在某个问题上的激烈偏执，你也会感到是一种可佩的夫子式的耿介。我还记得他在分析人性的弱点和‘文化的原罪’时，曾讲述过当年在开除他党籍的大会上，自己怎样诚心折服昂然举手的可笑情景。他先以含泪的微笑、诙谐的语调讲述，讲着讲着便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几乎‘岔’了气！我想，就凭他的这份率真，他一向超功利的生活态度，他的禀性，他的言行，是不会讨某些人和‘时尚’喜欢的。当然，他也不屑讨人喜欢。”
我上网去搜寻唐因，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唐因斯坦的电影》、出演《烽火佳人》的唐因、《唐因在线观看》……吸引眼球的是一个青春帅气的奶油小生。
历史是这样容易遗忘，时代辈有才人出，曾几何时，一个名字渐渐消隐渐渐边缘化，直至让人淡忘。
我是通过唐达成的嘴“认识”唐因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唐达成在太钢下放劳动改造，我们一帮热爱文学的小青年，晚上常常聚集在唐达成古城的住所，听唐达成谈经论道，激扬文字。唐因远在天边，唐达成近在眼前。唐达成把他和唐因的关系比作“比肩”“挑担”，后来他们一起调回《文艺报》后，他又戏称“公离不开婆，秤离不开砣”。
从唐达成嘴中谈到唐因，充满挚爱之情，充满钦佩之感。一条战壕里的生死战友：两人在《文艺报》一起共事多年，最初，唐因任总编室主任，唐达成任总编室副主任；患难与共的“孪生兄弟”：1957年两人一起被打成右派，列入异类。
唐达成的描述，在我脑子里形成最初的唐因形象：一个山东大汉的块头，有着苏格拉底式的大脑门，同人论争的时候像一只好斗的大公鸡，脸是红的，头发是竖的。这当然和后来见到的唐因相去甚远。但我已记不确切为什么唐达成对唐因的一次次描绘，竟在我脑中形成了这么一个形象。
就是这样一层关系的“二唐”，却只能“共患难”，难以“同甘苦”。二人在节节攀升的日子里，却有了芥蒂、有了龃龉、有了隔阂，甚至矛盾尖锐到几至反目，真让人痛惜。
听到风传，我问起过唐达成：与唐因究竟矛盾何在？唐达成是一脸无奈而又委曲的神态：“他这个人，太褊狭，太狷介。”这一形象，与唐达成昔日嘴里的描述发生了变化。唐因变了？我问了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傻话：“二唐、二唐，排列顺序一直是唐因、唐达成。现在突然沧海桑田，你跃居他之上，唐因有些心理不平衡吧？”在这里，唐达成毫无停顿，马上回答我：“那你看错了唐因。他不是争名夺利求官谋位之辈。”
“那究竟为了啥呢？”
这次，唐达成沉默了良久，徐徐吐出一句：“他说，他说我变了，我不是唐达成了。”
唐达成升任中国作协一把手之后，很喜欢问、使用频率也极高的一句话是：“我没变吧？我还是我唐达成吧？”在这方面，文学界有口皆碑：在中国所有的省部一级的高干中，你还能找出第二个唐达成？不要专车，不配秘书，处事随和，平易近人。连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太钢旧友，到北京拜访他，从来也是撞门而入，连个预约电话也不打。我就曾回答过唐达成：“你确实没变。当官没有官架子。我从来没感觉我们之间有了距离，还像当年那么亲近。”唐达成像个孩子般爽朗地大笑：“是嘛，我唐达成还是那个唐达成。我还没这点自知之明？职位变了，自己的那三两本事就变了？”
当然，我明白，唐因所说之“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意。
唐达成在评价周扬时曾用过这么一个词：“组织性很强”。在我愤愤然指斥周扬对他的伤害时，唐达成反而很宽容很大度地为他辩解：“其实也怪不到他。他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而且可以说，他比一般受害者更多受了一层害。”我没听懂。唐达成进一步说；“我们文艺界的领导，似乎都有一种共性：内心和外在往往不一致。个人的兴趣和喜好是一回事，对领导意图的揣摸和对不理解的政策的贯彻又是一回事。他们组织性很强，个人的意愿要服从组织的大局。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一个领导者政治素质的体现。”唐达成扳着指头给我历数了多位文艺界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然后回到前面的问题：“这些人，个人被打倒，受到的伤害是一层；他痛定思痛，由己及人，想到假自己之手曾伤害别人，他良心上产生的愧疚，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受害。所以我说，其实他们是更大的受害者。我看这似乎成了文艺界领导的一种职业病。”
这是唐达成性格的宽容？抑或是他思想的精辟？
唐达成步其先辈的足迹，也登上了文艺界的领导高位。他是否也无可奈何、身不由己地落入这一“职业病”的怪圈？当年，唐因、唐达成两人，在同一层次用同一角度仰视，得到了相同的观感。如今，变成了唐因对唐达成的仰视，两人的感觉当然出现了差异。
唐因走后，唐达成在我面前曾这样评价过唐因：“我敬重唐因，因为我做不到唐因。”
唐因的亲生女儿姚晓晴这样评议她爸：
“要我说啊，他有时就是不近人情。人家延泽民那是有恩于你，他那时在黑龙江当省委宣传部长，把你从安达调回《北方文学》当编辑。人家拿着辛辛苦苦写的长篇，让他给评论。你好歹给人家说上两句啊，他不。他说，评什么评，狗屁不通。他说，延泽民是个放牛娃出身，你就写你的放牛娃，那种非常质朴的人物，没读过书，又不识几个字。放牛娃懂什么安徒生童话？懂什么格林童话？结果写天上电闪雷鸣，写放牛娃的心理活动，什么童话中的想象也写上去了……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爸那时冷嘲热讽，说得我捧腹大笑。他还说，你写放牛娃的心理，你得符合放牛娃的身份、文化水平；用一些华丽的词藻写放牛娃，你说我怎么写评论？如实说？写这些他能满意吗？不写，才是照顾他面子。我爸就这么个人，也不去想人家对你有恩，你就报恩呀。还有贺敬之的老婆，就是诗人柯岩，刚写出来《寻找回来的世界》，手写的，那么厚一摞，拿来让他看。你说吧，人家是领导的夫人，他就没一点趋炎附势？还真就一点儿没有，什么报恩呀，你是官呀，他压根儿就不去想。越是当官的，我还越不理你！那你起码打个电话吧？要我就打——会做人嘛，该圆滑点就圆滑点——跟人家解释一下：某某同志啊，你的作品我看了，蛮不错嘛，不过，我最近比较忙，啊……这不也行吗？他不，就不打这个电话。唉，这是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多了去了。……他的性格呀，就我还能理解他一点；其实我也不理解，他那个惹人呀……”
延泽民曾经有恩于唐因，但张光年为安排延泽民的领导岗位，征询唐因意见时，唐因断然说：“延泽民是个好同志，但不适宜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
“重庆诗会”上大家的发言，准备在《文艺报》发表。唐因建议朱子奇删去署名前的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等头衔，说写文章就是作者，挂那一堆零碎干嘛？结果惹得朱子奇大发脾气，竟然还情绪激烈地跑到张光年面前，提出要辞去党组副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
1984年5月，当时的王蒙已如日中天，光环眩目，又是文艺界的中央委员，又是新一届党组书记的候选人。而唐因与人谈到当代作家的作品，滔滔不绝地评价说：“张贤亮、邓刚可能成为大作家，王蒙太虚浮。”
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当然，最后的关键，决定唐因命运的是举足轻重的张光年。
陈丹晨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唐因、刘锡诚和我，三个人同一个房间办公。我不止一次听他突然自言自语激动起来：‘到现在还是那样搞一言堂，搞家长统治……’我起初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明白了，就和锡诚劝他：‘唐因，你这话在这里说说无妨，我们是不会去打小报告的。但是，难保你不在别处说，传出去又是是非，何必呢！’他气喘吁吁地坐在那里狠抽烟，沉默不语。我不敢问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事，但我心里很清楚，领导是不会喜欢他那样的人的。”
陈丹晨还说：“唐因，他认准了一个理就要坚持。比如说张光年。新时期把他调回来，当然是张光年起了作用。唐因是张光年的老部下，在云南时期，在李公仆的‘北门出版社’。当时张光年是从缅甸回来留在昆明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在云南昆明做地下工作，主要做李公仆、闻一多他们的工作。他参加了民盟。此时是抗战末期，1944年、1945年那时，唐因就在张光年领导下。唐因和张光年是老关系。可唐因对张光年不满：你反右时一变，我们就落难二十年。他是耿耿于怀的，而且有时不分场合他都要说的。不排除他对张光年也有相当的尊重，但他心里的那股气呀，憋不住，到时就要说。唐达成呢？他适应性强，就不表露出来。他总觉得，张光年把他们调回来了，虽也说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的一种态度。”
不言而喻，在当代文学界，“二唐”，特指唐因、唐达成二人。我想，对后代研究者而言，有关“二唐”的种种，会不会成为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