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峰散文欣赏‖发奋自爱：我在联合中学的日子里

发奋自爱：我在联合中学的日子里

文/丘峰

一　从南口中学转学联合中学

１９５７年夏天，马上就要开学了。照例，母亲为我准备了米、咸菜和柴等日用品，我要把这些东西挑到南口中学旁租的房子去，供一个星期生活之用。那年，我将上初三了。

突然，我三哥丘远珍从城里回来，兴高采烈对我说，你不要到南中上课了。我顿时感到诧异。三哥笑笑说，你已经“割”到联合中学了。

原来，我南口益昌乡暂下村的远房舅父陈载盘在联合中学当校长，同意我转入联合中学，三哥便给我办好转学手续的。

从我家深山里的淹坑村到梅城当然便当得多，只有２０多里山路。何况，梅县城里骑楼林立，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我也想到城里看看热闹呢。再说，县城里联合中学水平肯定比乡下的南口中学水平高。

不过，我对南口中学还是留恋的。那里的同学大都是农村来的，每星期上学都自己挑柴、米、菜等到住宿地方，自己烧饭，虽然生活艰苦，但纯真无邪，天真活泼，同学们相处融洽。想到新的城市生活，对未来的学校、班级情况如何，心中没有底，不免有点担忧。

终于，三哥领着我到联合中学报到了，很快办好了手续，这样，我便开始上课了。

二　乡下学生眼中的城里的学生

那时，我三哥在联合中学读高二，我们住在元城路光远小学旁的杨屋，学校在东教场边，从金山顶下的小路走到东教场的联合中学也很便当。

我被分在乙班。记得我刚到学校上课时，刚走进教室，全班同学都睁大眼睛看我。班主任钟锦文老师安排我坐到后排。我后面有两个女同学，叫凌素莲和侯玉秀，一个白净，一个微黑，凌素莲内秀型，侯玉秀外向型的。侯玉秀说话很爽快，人也不错。

就这样，我成为城里中学的学生。我村里仍在南口中学读书的同学都很羡慕我呢。

我是极敏感而又自信的人。我很快发现，班级同学都是城里人，他们似乎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对我有点另眼相看，大约认为我是乡下孩子，又是从乡下学校转学来的，似乎有点瞧不起我，也不太愿意跟我说话。

其实，我考入南口中学是因为当时上面规定，我们玉西乡的小学生只能考南口中学或瑶上中学，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当然，我也很自尊的。我跟城里学生也有距离，他们的生活习俗跟我也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们男女同学之间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不习惯；又如，他们喜欢谈论某男某女的，我不喜欢等等。

这样，我跟班级同学少有交往。我记得当时同学还是很活跃的，男女同学之间交往也不少。不过，鉴于我与城里同学的心理距离，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同学中，有个叫李翠嫣的是体操运动员，很活泼；一个姓侯的瘦长白净个子的同学，被插了“白旗”，――大概是牢骚较多罢；还有个叫“瘦瘦”的曾庆礼同学和一个叫陈铁石的同学都是活跃分子。我也有好友，叫范富松和林娥影，他们住在下市角。前者的父亲是南洋富商，后者是烈士的女儿。据说她父亲是叶剑英的上级，被叛徒出卖牺牲了。解放后，叶剑英指示梅县领导把叛徒镇压了。范富松和林娥影在初中时就拍拖。后来，林娥影考取柳州铁路学校，范富松考取华侨中学。再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在韶关铁路医院工作。几十年后，我从上海出差广州时，还约到韶关车站见了面。这是后话。

在校期间，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是从农村来的高年级同学。记得那时同住在杨屋的有小同乡梅县玉西乡西坑村的朱柏林，读书用功。还有一个叫罗琴华的女生，秀气温柔，读书也很用功。后来，朱柏林考取广州师院中文系，罗琴华考取中国农业大学，我三哥考取中南矿冶学院，我三哥一个城里同学叫曾碧玉的，也考取了大学，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我在广州《花城》杂志任职时，家住在区庄，她还是我的邻居呢。此外，我认识的人中，还有几位考取北京航空学院、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应该说，上世纪５０年代末，联合中学高考率还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当时老师是辛勤敬业的，师生关系也是不错的，班级里气氛是和谐活泼、积极向上的，但很难说有什么非常突出的老师，也没有拔尖的学生。当然，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还是有的，例如，物理老师侯聪庆，他英俊白皙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的字写得不好，但教书教得好。他的父亲叫杰伯的，我常常听到高中同学说起他，说教课很风趣，深得同学的欢迎；历史老师叫田维新，他的历史知识丰富，上课还会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还能吸引人。

三　感谢你，曾经看轻我的城里人

在联合中学读书时，还是有几件事情值得铭记。

现在想想，正因为当时有的同学对我不屑一顾，这倒激发出我的读书热情。记得那时，我除了上课外，就是回“家”――租的房子里。回到“家”里，除了买菜做饭外，就是读书。我做功课全靠自己钻研，从不问别人。我在做代数或几何时，遇到不懂的题目，我就把课本上的内容复习一遍，再把例题演算一遍，弄清楚了，再跟以前的课文联系起来，举一反三，就可以找到一些解决习题的方法。

那时，我的几何、代数不算差，最好的是物理。记得物理老师侯聪庆在班里公开对同学说，凡有不懂的可以问丘滔珍。那时我的物理考试分数很高，每次都是１００分，几乎没有考过９０多分的。有了老师的“尚方宝剑”，我得意洋洋的。

当然，我的语文更是拔尖。说实在的，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我甚至可以讲得出许多情节和场景。我的经验是，读《三国演义》是学习古文的敲门砖，是读古典文学的最好入门。它情节丰富，扣人心弦，人物个性鲜明，引人入胜，半文言半白话的，很容易记住，即便有些不理解的，以后读到其他文章时就会联想起来，便迎刃而解了。可以说，我是从读《三国演义》开始读懂古典文学的。所以，我的古文水平在高考时得分很高，我的古文知识面很广，上大学时连上海同学都刮目相看。《水浒传》中１０８将我全叫得出，甚至连绰号我也说得清，可以说滴水不漏。我就读南口中学时，就立志要当作家。当时就从图书馆借阅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等名著，没想到成年之后，我亲自编辑了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大师的书，还亲耳聆听茅盾大师的教导，巴金为了表彰我对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辑获得国家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绩，还亲笔签名送《家》和《真话集》给我。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先生送书给人时，他一般只签“巴金”二字，被赠送者的名字一般都是由他人代笔，而巴金老人送我的书，却是由他本人题写“丘峰”二字，而且还写明赠书时间，这是珍贵而永恒的纪念。

那时，我还读了许多“野书”，诸如《火烧红莲寺》、《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今古奇观》及“三言二拍”等等，当然也读了不少另类书，例如，黄远的中篇小说《总有一天》，还有一本叫《爱染情丝》的长篇，那些悲剧性的题材和人物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还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充实了许多知识，对我语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很好作用，打下了厚实的语文基础。最近，梅州电视台播出我的纪实节目《赤脚文豪丘峰》时，我特别提到５０年代中，我三哥在联合中学读书时，把订的《萌芽》杂志带回家里，我爱不释手，读了许多当代小说像上海阿章的《寒夜的别离》（阿章因为写了《寒夜的别离》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劳动，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时，他回到上海，我们成了好朋友），贵州李起超的《山林中的鬼》等，引发我对写作的兴趣，我还写小说投寄《萌芽》呢，――当然，总是退稿！几十年后，真是风水轮回了，我没向《萌芽》杂志投稿，倒是编辑部向我约稿，有时没空，还婉辞呢。更巧的是，我妻子复旦大学毕业后，竟然也成为《萌芽》杂志的编辑！当然，她是无法向我约稿的，因为我不开“后门”！

言归正传。此后，班级里的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有的同学主动跟我聊天，也有跟我讨论作业的。坐在我后面的凌素莲和侯玉秀对我始终十分友好，有时她们也会向我讨论题目，有时也跟我说说笑笑。后来，她们考到广西柳州铁路卫生学校。凑巧的是，我在南口中学的几个同学也考到那里，她们自然谈起我的事来。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听到凌素莲和侯玉秀对我的评介：说我在联合中学时，文静秀气，话语不多，但思想敏捷，做题目也总是一个人一声不响的，很快就做好了，大家都感到奇怪。这大概就是同学眼中的我吧。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倒很感谢当时城里同学看轻我。因为，有这样的异样目光，才使我奋发，才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在于能力，在于才华的显示与证明，而不在一时浮云般的风光；立世之本在于本事，而本事源于自强自立；才气不在于尽情挥洒、侃侃而谈，而在于脚踏实地、长期不懈的个人的奋斗！

四　从联合中学到梅州中学

在联合中学读初三的日子里，使我难忘的是考高中。那时，我不知道联合中学在全县的水平，只知道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去拚。

奇怪的是，那时没有老师指导填志愿，连班主任钟锦元老师也没有关心过，甚至没有老师谈如何填志愿。我是全凭自己的想法填写的。

由于在联合中学给我奋发自爱、独立自尊的动力，进一步激发我努力向上的意愿。在填报志愿时，我想报考梅州中学。当时梅州中学和东山中学是全省名列前茅的学校，有人劝我报考东山中学，我却填报梅州中学，原因是那里有全县著名的“语文大王”潘连华老师，我想以后考大学时就报考中文系，特别想考复旦大学。我想，在梅州中学有潘连华老师指导，语文水平定会很快提高的。于是，我毫不犹疑地报考梅州中学，而且自信能考取。

为了能考取梅州中学，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我特别重视复习数学，因为我觉得在考试时，能够与他人拉开分数的就是数学。因为一道题目多的有２０分，少的也有几分，多答对一道题目，就能多得几分，多了几分就能“打倒”一大批竞争者。尤其是在考试时，我特别注意细心审题、演算和复查答案，因为只要粗心一点，就会失去许多分，反之，就能多得许多分。事实证明，我这考试方法是对的，我中考成绩应该是不错的，当时考到梅州中学的不多。

对于考语文，我也很重视。特别是注意卷面清洁，字体端正，这样在做作文时，卷面分、印象分会高一些。

果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当我在山村里放牛时，我看到山道上走来笑眯眯的邮递员，他把红色的通知书交给我，我考中梅州中学了！

一切都似乎安排了的，冥冥中仿佛有人领着我走。当我到梅州中学报到时，我被分到高一丙班，班主任正是潘连华老师！

１９６１年，我在冥冥中又感觉到有人指点着我，要我坚定不移地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次我又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后来，在冥冥中有人指点我，在“文革”逆境中，引我励精图志，发愤读书，厚积薄发，孜孜以求，终成略有成就的作家、教授。

可以说，在我就读过的南口中学、梅州中学和联合中学中，联合中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发奋向上、自强自立精神。

五　从学子丘滔珍到学者丘峰的回归

从联中学子丘滔珍到上海学者丘峰，从学者到回归母校的学子，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２００２年，在联合中学５０周年庆典时，我正在梅州。当时我三哥也去了，《梅州侨乡月报》主编饶淦中知道我是联合中学校友，邀请我去，我婉谢了。因为，当时联合中学并不知道我是校友，当然也不会邀请我。而且，在我的记忆里，联合中学是在东教场的两层楼的房子，不是而今城北的学校，那里一切都感到陌生，缺乏亲切感。再说，我在联中时虽也有几个知友，但都考到外地了，在梅城不知有什么同学。所以，那次我没有参加校庆。

话说回来，不能怪联合中学不知道我是校友，其实早前梅州中学也不知道我校友。我是在１９９８年陪同李国豪院士回梅州时，他们才发现我这个校友的，在校史馆里展出了我的照片、事迹简介等。而南口中学早前也不知道我是校友，而是有一次市里开会邀请发展战略顾问回梅州。南口中学的张文恩校长到梅州迎宾馆看望著名科学家、校友陈立侨，陈立侨告诉他，我也是南口中学的校友，张校长终于找到了我。这样开始建立了联系。

我的三个母校不知道丘峰是校友，责任在我。我原来名字叫丘滔珍。直到１９６６年我在复旦大学毕业时，毕业证书上还是写丘滔珍。后来，我在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美国等海内外常常发表文章，用的是笔名“丘峰”。此后，人们只知道丘峰，而不知道丘滔珍。凡是打电话叫丘滔珍的，我知道不是复旦同学就是家人。后来，我干脆到派出所把笔名改成真名，而真名丘滔珍则改成“曾用名”。远在梅州的三个母校档案记载的是丘滔珍，谁也不会想到丘峰就是丘滔珍。其实，复旦大学以前也是不知道丘峰是校友，后来，我和我的老师吴中杰、吴欢章、潘旭澜教授等人一道参加学术或创作研讨会，他们才知道丘峰是他们曾经的学生，再加上我每当出版新书时，也会寄给老师或图书馆，于是复旦大学便认了丘峰这位学子。

不要说梅州三个母校不知道丘峰是他们学子，就是在上海，丘峰的名字也给本人带来不少麻烦。８０年代末，鉴于我的文学成就，上海市领导安排我当上海市政协常委。据说，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到复旦大学调查我的材料，结果找不到丘峰的档案；在评定研究员职称时，领导要到我原单位调查，也找不到丘峰的档案。为此，我还不得不做公证：丘峰，丘滔珍是也。

话说回来，我跟联合中学建立联系是近年来的事。大约前年吧。那时，温俊伟校长听说我是联中校友，一次，正巧我回到梅州，温校长便来找我，热情接我到学校参观。去年底，我回到梅州，邹锡昌打电话告诉温校长，温校长很客气接我到学校参观。他们还找出１９５７年学生档案，可就是找不到我所在的班级。在校史展览室里，倒是看到挂着我的照片和简介，也不知是从何处找来的资料，让我很感动。

今年是联合中学建校６０周年，温校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务必在１０月２５日回母校参加庆典，我怕届时无法回来，于是应侯副校长的约稿，写下以上回忆文字，以作纪念。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４９写于上海寓中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２１：０３修改于上海寓中

作者：丘峰

作者简介：丘峰，广东梅州人，１９６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特聘监察员，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广东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曾任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杂志。他在文艺理论、小说散文创作及编辑方面均有建树，创作出上千万字的作品，他的散文《我家门前的龙眼树》、《五彩枫》、《莫干山访竹》等入选中小学教材，是客籍作家入选教材最多者。他的《文学探踪录》、《文学的现代流向》为复旦大学等研究生参考书。他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