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上）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9月在科技部战略研究院科技创新论坛上的发言）

主持人：贾康研究员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他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成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多家高校的特聘教授。贾康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和各位做交流探讨。这个题目是会议主办方提出以后，我按照命题作文的方式，谈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欢迎大家在我发言之后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和做互动讨论。

关于科研创新基本规律的探讨

首先谈一下怎么看待科研创新基本规律。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而探讨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我觉得可以至少提炼如下几个称得上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这涉及认识它的意义。我在年轻的时候（还在“十年浩劫”中间），很认真地看了一些马列原著，印象很深的有一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面的一句话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恩格斯讲：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这个表述，我的理解与邓小平后来所强调的“第一生产力”，和现在很多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说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毛主席沉吟以后有个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文献里没有看到这两位领袖人物有继续的讨论，我的解读是显然他们思维的方向和重点不一样，邓小平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的，而毛主席思维的框架中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生怕出现所谓唯生产力论，他更愿意坚持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两个领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咱们都已有目共睹。

回到学理上来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地说，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学者后来解释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呢？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加一个第四是科技，不对，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里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经济学上还有个说法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利于以物质利益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带来了在创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时，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受到它的助推，发展得更好，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首先对科研创新要提到的与它的重要性、意义相关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为我们重视科研的学理依据。

第二条，我想强调的是从科研创新实际面对的问题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说到它的难度了。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国科学界还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的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能够说出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吗？他接着说，我还问过丁肇中，你这么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个高能物理学方面追求科研创新（当然丁肇中很有活动能力，他游说各方以后以天文数字的资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欧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心），你丁肇中这些年努力形成的结果，包括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研究成果，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了（是他的那个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层面的认识表述），你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肇中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来是不确定的，能够得出之后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到底怎么样造福于社会公众，也是不确定的——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丁的发现到底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机制来造福于人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开始说几乎全球只有十个左右人能看懂的爱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世所公认，这个相对论具体的专业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多少年以后，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等等。这种不确定性在实际生活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发现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在我的印象里，要比这些成功者数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那时就流行的一句话：这些公司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我当时去看过，那些场地里，有的公司已经租了很大的营业面积，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个的工位，很多员工在里面工作，在那里“烧钱”。当时互联网这个概念之下，创新最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在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领头人是一位女性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文环境方面对他们怎么养护的问题，涉及的有人格的尊严，有社会上普遍的、带有文化特征的氛围——就是如何能够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你不要光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一飞冲天，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的机制，从而有可能从头再来，或争取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角度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个角度，要强调一下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比如前面说的两条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是有个性的，于是就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跟着的具体实施中间，要设计形成针对性的（定制化的）内容合成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这样一种系统工程式的任务中，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充分考虑，体现在应匹配的政策体系中。显然，这从原来所讨论的“宏观调控”概念框架来说，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框架：经济生活总体而言热度偏高了，要收缩流动性来向下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但到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光讲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来了。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发挥各自应起到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便非常复杂。原来大家都已认同的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终于普遍接受了，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在认识上是个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简单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又还伴随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问题。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面对市场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要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地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的必要，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的问题。

第四个角度，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大家现在都认同，真正可求得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而且我观察到的就是，这类重大的突破，它的不确定性落在什么因素上呢？落在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的特别的人才身上，要依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他们所说的运气），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这个概率之小，可能是越来越收缩，相对容易突破的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这样的创新型的人才——当然他主要还是应用层面。要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不断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还有后面各个层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这种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让其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挺形象的一个说法。有了这样的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确定地说在多长时间之内就产生大师，但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从一个社会讲，不论它的绝对规模大还是小，对这个科研生态肯定是可以大体上来做一个评价的：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之后，必须承认到了工业革命这个阶段上，我们是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工业革命成功国家的后面，而且甩下来相当大的距离——我们是明显落伍了。这里面落伍的原因又对应于“李约瑟之谜”，众说纷纭，但和我们过去这个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够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是有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与此是有内在关联的。科举制度，可以说它有正面的一些东西，但它主要是对应现在所说的文科，在社会也必须匹配的理工科方面，它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环境和机制，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举之路来“优则仕”，来实行上升通道上的激励。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不适合创新人才创新发展的因素，导致近现代中国科技创新的明显落后。延续到1949年后的阶段，传统体制之下我们不能说没有改进，但改进有限，后来还有荒唐的取消高考。到改革开放开始前，恢复高考是某种意义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个高考轨道上，从第一次恢复高考时以5%不到的成功率上大学，到现在已经达到75%即3/4的人参加高考以后就能够上大学，提升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却更多面对着高考负面的东西。被人们普遍指责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应试，一直到上大学，学习者思想上的那些创造性潜力已经在前面的过程中间磨掉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更痛惜一点儿的说法，他们的潜能已经被毁掉了，然而整个中国社会面对于此，还无可奈何，十分纠结。这些情况都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点，是必须清晰地归结出来：科研突破和“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文革刚要开始之前陈景润就有了他的那个数学上的“1+1”，是后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专门描写过并产生了全社会轰动效应的那样一个数学上的认识突破。当时是很偶然地它有了一个文革风暴骤起前文字上的发表，结果国外知道了，到了邓小平复出以后，邓小平特别肯定这是世界上有影响的贡献，但是当时陈景润已经到了什么状态了呢？在科学院宿舍的一个小拐角厕所内蜗居着，如果没有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干预，他可能活不了两年了，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他在种种压力下还曾经出过一些极端的行为(我看到材料的印象里当时他还曾经要寻短见等等)，当时从概率上来说这种人再要冒尖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没有高层干预，其他的一些配待遇的事情更不用说。到了这些年，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已经有了这么多进步，但是咱们实话实说，这几年一线科研创新人员碰到的苦恼是什么？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反复批评，要求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那当然是有所指的。在十八大以后出了八项规定，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这样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去，却不幸而言中，2015年之后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规则的这种套用，曾经大行其道，包括我所在的工作系统，还有各位所在的工作系统，还有高校等等对应的部门，几个部委不约而同地说要迎接巡视组进驻，先要自查自纠，结果几乎一夜之间调动起公权管理环节上的力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开始“加强管理”。种种带有荒唐迹象的加强管理，克强总理都实在看不下去了，批评了若干次“繁文缛节”以后，他在2016年到北大清华去调研视察的座谈中，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发问：教授、研究员出去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在场的官员当时都不敢出声，但实际生活中这些规定可是大行其道的——是按照行政规则，你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出去坐高铁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许坐的，所有的国内活动你如果不是副部级待遇，飞机就是经济舱，休想坐公务舱。过去几年没有这么严格规定的时候，一些横向课题里面的票据已经报销了，怎么办呢？要往回追溯，原来坐的那些一等座、公务舱，高过规定等级的那块已经报销的费用，让你退赔，要退出来，做得非常严格。作为当时迎接巡视组进驻之前的这样一种运动式的限时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细化的东西：高校里盛行的是把横向课题报销单据往前翻，每一张报销的餐票上，要让课题负责人一一注明这是和谁吃的饭，张三李四，那意思就是可以去对质的，然后以人均50元封顶，超过50元的要退回，市内交通费一天80元封顶，从市内打个车到首都机场100元，80元以上部分已经报销的，要退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我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副处级以上，所有这些人员担任独立董事拿到的薪酬，要全部吐出来。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著名的海归学者，他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拿的薪酬可能不在少数，二话不说要退出，那些不那么著名的人士也一样啊，据说限时完成退款逼得高校一些人只有卖房才能退得上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可想而知，中央现阶段重申的传统体制下就讲科研人员应该有5/6以上的时间专心用于做科研，怎么可能做得到？当时高校里很多的课题负责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去处理报销问题，要写很多的思想认识汇报，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做各种各样的表态，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哪还有一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就是要让你们这些人好好地接受管理。大家也可设想一下，海外科研人才中有潜在的可能走钱颖一之路的人士，如听到钱教授的这种情况，会作何感想？以我的知识面，不提焚书坑儒和政治上的文字狱，中国历朝历代对于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怕是没有这样刻薄过。

李克强总理有了这方面的察觉之后，在2016年的上半年，有国办专门发出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但下文后谁都不动。结果那年正好博鳌论坛上有个机会，我向克强总理专门说到，希望总理您在万忙中再抓一下水平非常高的国务院关于优化学术环境文件的贯彻落实问题，他很敏感，马上反问“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他当即就表示：我回去马上就抓。果然博鳌回来以后，很快我们看到社科界网站、新华网等网站上，又再次全文重发这个文件，再往后跟着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北大、清华座谈上总理直截了当质问这都是什么规定。当时噤若寒蝉的官员，听说回去以后在底下嘀咕“这又不是我们一个部定的”——确实不是一个部定的，但这是中国现在官场环境中的一个现实，它怎么在几个部委间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局面呢？很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官场行政规则套到科研领域来，它一定是严重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在2016年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些学术带头人讲能不做的课题我就不做了，包括横向课题我也不沾了，惹那些麻烦干嘛呢？这里面不光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它更有一个知识分子自己感受到的人格尊严的问题，等等。著名的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已白发苍苍，参加政协活动坐飞机不能坐公务舱，他说我自己出钱升舱可以了吧，回答是机票要经过政府采购程序，自己出钱也不可以，他生气地说是不是我干脆不去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刻薄待遇，可见一斑。

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除了国务院的文件外，大家最值得看重的是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就是要纠偏，要为这些科研创新一线的人员解决他们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2016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很遗憾，现在已经2017年下半年了，细则还没出来。在今年7月6号的总理座谈会上，我有机会向总理提的6条建议里，有一条就是希望再督办一下2016年年底应该落实的这些实施细则。总理当时就把有关部门的领导叫起来了，领导同志当场表态说我们回去要跟贾教授沟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业务司局的领导真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跟他说明：我在总理面前已经点了关键的一句，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必须有审计和纪检部门的认定。这是中国现实的特定制约。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的。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