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在战略思想库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7.2）

依我的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对整个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和平崛起”而言，是一个内含的必然诉求，就是中国在成为一个现代大国的过程中，它的本币应该逐步形成广泛的、跨越民族国家等等概念的全球可接受性，以及逐步形成国际上非常有份量的影响力。看这个人民币国际化之“化”的递进过程，至少有两个角度，一是前面专家已经清晰勾画的从交易货币到结算货币，到储备货币，再到作为投资工具的避险资产这样一个线索。现在我们的人民币在交易货币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也还不到全球比重两个百分点。结算货币，据我所知，前一段时间曾经试图要加入石油贸易结算这个环节，当然还只能是说试探性的，但是至少有了这样一个姿态。储备货币，好像全球只有一个非洲国家表态可以选择人民币，没有听到第二个消息。至于说要成为避险资产，那更是现在连边儿都还没有摸上。在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递进是前些年就讨论的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过程。周边化是水到渠成，多少年前改革开放了，以后香港越来越接受了，官方没规定的时候，那里的路边就有一些商店贴出条来，可以接受人民币；到俄罗斯去旅游，发现红场上的那些小贩也接受人民币，这也是周边化的表现。但是所说的区域化，现在并不清晰——怎么理解它？从整个发展来看，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很难说一定是以什么方式梯度推移的。有比较实的一个区域化概念，我曾经在工作系统里参加过讨论的，是有没有可能按照欧元的逻辑，设想一个亚元，关键就是中日韩三家先要谈得拢，但到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任何谈拢的迹象。所以，这个“区域化”的概念很模糊，可以继续探讨，但我觉得不必拘泥于它，能够做重点突破的，不必被区域的概念所束缚。中国现在这几年在进展方面值得称道的一个表现，就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带点儿国际化的特征了，当然也是很初步的一个进展。

我的理解是，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货币，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关口，就是什么时候人民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真正可兑换。已说了多年，我理解在40多个具体的可兑换指标里，最关键的那几个，到现在我们始终还是不行的。硬通货的要素（比照原来的贵金属，现在各国法定货币里也有硬通货之说），一定需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人们才会欣然把它认为是具有了所谓国际货币、硬通货的基本特征。即使中国什么时候走出了这一步，也还要进一步接受市场的检验：形式上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了，能不能控制风险，维持金融稳定，人们愿意不愿意越来越多地持有它，不光把人民币做交易货币，还升级为结算的、储备的、甚至是避险的货币？在这方面，我特别注意到，前几年周小川行长的态度非常不同一般，他明确地说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改革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央行的货币政策司专门写过文章。那时候倒是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不接受，强调风险还相当高。后来有了一个“股灾”的冲击（我记得是2015年），这个事情就不提了，现实表明我们自己的风险防控能力、监管方面的水平，还有相关各种各样条件的成熟程度，确实还不具备“自拆防火墙”来做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样关键一步“惊险一跃”的那样一个综合配套条件。但小川行长的改革意识与大方向的把握非常值得肯定，这个惊险的一跃是早晚要做的，只是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它的基本条件。我们新近在贸易战以后，已经看到不仅是整个外汇控制的收紧，对老百姓过去已有的换汇条件，也明显收紧了，说明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我们自己不得不力求加以控制的关系，但以后还是要逐渐地放松。

当下我的感觉，又有新的压力，现在对香港局面的进展，还要继续观察。我们前已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这里面的用意是把深圳、广东的增长极区域跟香港等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对标，去进一步向外对接各种各样的要素流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意义是第一位的，它的GDP的份量其实倒是不太重要的。关键性的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明显受到了挑战，在新的变局之下，我们还得冷静观察。总体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本币人民币通过香港金融中心连接外部世界这个重要大通道，现在碰到的问题还在观察的情况下，其实人民币不是如何加快国际化的问题，是怎么样稳住阵脚的问题，这是一个眼下的重心。当然，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全球的紊乱局面可能还要进一步演化，混乱中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可能的“走出去”的机会，并且还有“数字化货币”创新发展的机会。但是总体来说，我赞成前面专家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低调，少说多做，最好只做不说。“有危有机”的情况下，争取对“乱中取胜”的因素，我们都要抓住。同时，思维框架中一定要先侧重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这方面，打造法治化、专业化、走向成熟的金融市场，可做的事情还非常多，我们现在整个金融多样化的改革从金融机构来说、从金融产品来说、从整个金融的结构来说，和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的距离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先要在改革深水区把我们自己的金融改革与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真正做好，全面开放这个事情一定要坚持住，必须在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能够合乎意愿地继续提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进一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我们意愿中的逐渐进展和经得起资本项目放开管制的突变考验。这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做的积极探讨，是把全盘的战略进一步想清楚，并进一步做高水平的策略谋划与方案设计。一些可抓住、可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好。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