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给2000个孩子当妈的？
2015年11月，Lisa Campbell抵达希腊帮助当地的难民。她本打算只呆几周的时间，结果最后在当地开了一个难民营，并且一直运营到了上个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过六旬的信仰摩门教的美国妇女，甘愿离开自己的家人和工作，来处理希腊的难民危机？
我是2000个孩子的母亲
I was a mother to 2,000 people
原文作者：Lisa Campbell
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难民危机有多么严重，直到2015年的一天，我在新闻里看到3岁的Alan Kurdi被冲上沙滩的照片，于是我打算去希腊呆45天，为当地难民提供基本服务。
不过当我真的踏上这片土地，眼前成堆的救生衣和沙滩上小船的残骸，还是深深震撼了我。
来到莱斯沃斯岛的第一个早上，我站在阳台上，看见9艘船从土耳其驶来，那些船都超载了。我无法形容，看到50个人从一艘本来只能承载10人的船上下来亲吻地面的场景，是多么震撼。
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过也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到他们。当看到孩子们穿着干燥的衣服，寻觅他们能找到的第一个玩具时，我无比欣慰。
在那些日复一日伫立沙滩的日子里，看着陆续到来的船只，我简直体验到了世间的所有情绪，我的希腊之行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当我到达雅典北部难民营的时候，那里除了帐篷和给养物资外空无一物。虽然我没当过难民，但我有过帮助难民的经历。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后，我协助创办了一个叫“尽你所能”（Do Your Part）的非盈利组织。不过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能和现在的难民危机相比，我也是从零开始组织、计划和搭建了Oinofyta难民营。
Oinofyta难民营位置
在这儿呆了一个月后，一位美国的捐赠者表示，无论我在这里呆多长时间，他都愿意赞助我所有费用。所以我跟丈夫打了个电话说：“我想辞职留在希腊。”
没过多久，在去年六月，我担任了难民营的经理。起初我也有些担心，但我心里知道这是正确的事，这里的人们需要照顾，需要有人为他们奋斗呐喊。
这个难民营共运营了18个月的时间。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就如同做母亲一样。作为一个母亲，我生了4个孩子，还收养了几个，虽然这里的工作包含了建造和安装电气设备，但事实上感觉真的跟做母亲差不多。
我并非圣人，我明白很多时候，爱是一种选择。营地快关闭时，有些我并没有真正特别喜欢的人们也来到我面前，对我说：“你对我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我不知道没有你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被关爱着，并没有被遗忘。
我知道在有些人眼里，难民已经成为一个肮脏的词语，然而他们依然值得拥有和我们同样的东西。我们的难民里有工程师、律师、教师、音乐家、艺术家、警察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和你我都一样。
我尽可能地帮助难民群体和其他人之间建立友谊，这是让其他人克服对难民恐惧的唯一方法。由于信任的存在，我甚至能够通过一些大型机构无法做到的方式帮助人们。
比如去年冬天的一天，由于水管结冰，我们没有了饮用水。如果等待维修，要48小时后才能恢复正常。我向当地的一家餐馆电话呼救，2个小时后，一辆运水的卡车开进了我们的住地。我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他们和我一起携手努力。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看重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总是一整天等待着别人的施舍，你就失去了尊严。我萌生过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大家利用剩余的帐篷面料缝制袋子，并且可以把这作为一项业务来做。那些缝制袋子的工人可以说是营地里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除了等待庇护外，还有自己的追求。
现在，他们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我们目前有18个工人，有上个月签下的租赁场地，在美国有分销商和买主，我们注册了一个公司，而这些人就是公司的拥有者。
我的父亲是海军军官，丈夫又在海岸警卫队工作，由于工作原因，我们平均每两年会搬一次家。所以，告别一直属于我生活的一部分。在难民营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营地的志愿者和难民在不断地流动。
印象中最难的告别，是我们与4岁的马斯塔法说再见的时候。他和母亲、弟弟妹妹在这里呆了16个月，一起等待和留在瑞典的父亲、哥哥团聚。在这16个月的时间里，我完全爱上了那个小男孩。他曾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我们都是营地的管理员。在他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伟大的人格。
当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我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不禁有一丝难过，因为我知道，能够再次见到他们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
说起家人团聚，如今，我自己的孩子也在问类似的问题:“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志愿者签证将于12月22日到期，或许那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在这里能留下些东西，我希望那些接触过的人，能永远记得我关心他们，能意识到他们是独特又重要的人、值得被关爱。
丈夫问我：“回国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毕竟在难民营里，你是2000余人的母亲。”
我将成为一名见证者，讲述那里发生的故事，让人们理解人性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