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难忘的七十年代！

无忧的童年，青涩的少年，躁动的青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也已步入中年。回想那些曾经的记忆，那些无法重来的过往，在岁月里渐行渐远。但记忆却是愈发清晰，不知这是不是变老的节奏。有些事经历过了，成为过眼烟云；有些事经历过了，成为一种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时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但孩子们却不乏快乐。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接触自然的机会更多，我们的童年也更自然。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南仲家洼渡过的，那段记忆里的时光充满了童年的乐趣、有着现在的孩子很难寻到的天真、纯真的笑容和欢乐。　　

七十年代与哥哥、姐姐在南仲家洼的小胡同里。

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兄弟姐妹。我们常常被称为老大、老二或老小，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在家里最小，自然，对我的称呼也就是“三”或是“小三”了，还好那时不知道这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网络名词......　

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玩具，更不用说零花钱了。男孩子除了弹蛋儿、弹杏核、滚铁圈、拍纸牌、打懒老婆、斗拐（鸡）等等之外，就是疯跑，那时的几个仲家洼几乎都是串通的，几乎每个胡同都能留下我们的身影和喊声。女孩子一般就是跳皮筋、打纱布袋、藏头纲、拾波谷、跳房、玩糖纸......那时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那时候大家除了比谁的哥哥、姐姐多，还会比谁的小人书多，那些时常拿出来炫耀的孩子，很快就可以成为小伙伴的偶像。那时，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去南仲家洼贸易公司的一节连环画柜台和菜市斜对面的小书摊滑溜眼珠子，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小书摊，一分钱看一次，再就是台东一路和威海路交界的台东新华书店，只是离着家稍远一点，回家晚了逃不掉母亲的一顿巴掌。对于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七、八十年代，小人书确实给当时的少年儿童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是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候之一，因为父亲会带着我去书店买小人书，要是去街里一趟可是会炫耀好一阵子的事，父亲带着我去胶州路的新华书店、环球、市场三路的市场楼，然后到广东饭店吃饭，记得有次在那里点的榨菜汤，感觉是那么的美味，时至今日还是会时时忆起。　　

那时很少能看上一场电影，那几场都是跟着母亲在大光明看的，记得第一次去看的是吕剧电影《李二嫂改嫁》，但那时基本看不明白，印象较深的是《阿诗玛》，好看、歌也好听。再后来，有段时期的周末，台湛路那个居委会大院里会放一场露天电影，居委会叫“花园”居委会，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叫“花园”。每次都是很兴奋早早地去占好位置。去晚了连院子门都进不去了。后来在台湛路小学的操场里也放映过，那时去看的人就更多了。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那几块战争片，《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和《小兵张噶》等，记得最后在那里看的是一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电影，再后来就没再去过了。　　

慢慢的露天电影被电视机所取代，有个邻居家买了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这也是我们胡同里的第一台电视机，那时谁家要是有一台电视机，那可是不得了！每到晚上，这家人家里注定就热闹非凡，好比是开大会，又堪比现在看大片。每每到播电影的时候，大小伙伴们都会不约而至。尤其是夏日，自带小板凳、马扎子前去，场面是十分的壮观。

母亲是个要强、要面子的人，下班的空闲时就不停地做一些拆线头、剥花生、糊火柴盒等的小加工活，我们放学后没事也帮着干，终于攒钱买回一台12寸的日本声宝牌的黑白电视机，价格是518元，那时候的500多元可是一家人全年的费用。后来的生活离不开电视了，好看的电视连续剧也开始多了起来，《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排球女将》、《敌营十八年》.......，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但母亲的一双手却永远留下了疤痕，这也留在了我永远的记忆里。那年，是1979年。　　

我幼年时已处在文革末期，母亲当时在延安三路上的“台一粮店”工作，记得每隔多久就会带着我到现在利津路的第二粮库去开什么革命大会，那时候每个人衣服的胸口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家家都有好多本毛主席语录、如果谁家玻璃上绘着的毛主席像，人们会羡慕不已。至今那些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还被我仔细的收藏着。　　

记得那时大街的墙上还有大字报、墙面上的标语更是随处可见，经常还会看到被游街的犯人，用绳子拴在一起游街示众。后来最热闹的还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欢呼场面，还有每年参军送军的热烈场景。那一年，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毛主席与周总理逝世，收音机传来哀悼的新闻时，人们都哭了，那是发自内心的哭声。那时我还小，还不知怎么回事，看到大人哭也跟着哭。　　

七十年代的地震棚

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后来预告青岛也会有地震，我们都被动员搬到了当时延安三路和台湛路交界处的大马路上，居委会帮着搭大棚，好几户人家聚在一个大棚里，当时邻居的感情胜过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过去的日子比较清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温馨。　　

“深挖洞、广积粮”，那时，有条件的单位给职工配发专门的工作服，也就是青岛话常说的“干道猴”。那个年代，能有一件干道猴简直是身份的象征。冬天，马路上一片蓝色的粗布大衣，干道棉猴就是那个寒冷冬天的一道风景。父亲在针织一厂工作，没上小学的一两年，我偶尔跟着父亲去平度南村挖干道，住在大棚里、照明点的是“嘎斯灯”。白天父亲去工作，我就和另外几个随着父母来的小朋友在大棚里玩耍，当然，没有大人的同意是不敢踏出大棚到外边去玩的。　

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每家都有各种的票证。不管你买什么都得一手交钱一手递票，没有票找谁也没用。那时的酱油和醋也基本是散装的，我们拿着空瓶子，交上钱，售货员会分别用1两、2两、半斤的提子（直径、深浅不同的带把的竹筒，用作衡器）从一口口小缸里舀出来，再灌到瓶子里。那时基本都是每样打上三五分钱的，回家的路上总会偷偷喝上几口醋，。现在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品牌的酱油、醋琳琅满目，那种需顾客自带瓶子“打”酱油、醋的场景永远的消失了，许多80、90、00后能熟练运用网络热词“打酱油”，但是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那时的冬天，除了白菜和萝卜真没什么吃的了，买大白菜也要凭票供应，时常会记起每当开始卖白菜的时候，全家出动，拉着钢铃车或拖着地排车或推着自行车，到菜店成筐成麻袋地买白菜的壮观景象。

买煤也是如此，连买烧火的木柴都要证。延安三路煤店跟赶大集似的，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铁锨、麻袋和小推车，抢回家后，还要在院子里用箩箩出来，煤块烧炉子、煤面烧锅头，每次箩完还会有不少的石头夹在里面，煤的质量可见一斑。　

说到烧火，那时的孩子都要干家务活的，我经常都逃不过的莫过于拉风箱。通饭、炒菜、插稀饭、蒸米饭、蒸馒头...，必备的工具就是炉灶和风箱。要是通饭什么的还好一些，灶膛里点上火，找个小凳坐下来，慢慢拉着就是了。要是蒸馒头就累了，那时的家口多、饭量也大，家家户户基本都是“八印锅”或是“十印锅”，蒸笼一上锅，大人就会不断唠叨着：“使劲拉，别断火，”，结果，一、两锅馒头蒸下来，胳膊好长时间都会反不过劲来。

拆迁前的仲家洼是出了名的老棚户区，趴趴房里往往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因为太过狭小，父亲就在后院加盖起一间小屋，厨房也间在了里面。与灶台连着的是土炕，每当蒸馒头就会也被烧得暖烘烘，寒冷的冬天里睡在热炕上，那是说不出的舒服。

　　

后来随着鼓风机的出现，风箱渐渐从千家万户被替代消失了，但儿时母亲在灶头炒菜做饭，我坐在灶前拉风箱的场景，至今忆起仍历历在目。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风箱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隐退，但和母亲一起在灶房忙活时，心中洋溢的那种温馨的亲情，每每忆起，仍令我久久不能自已……

那时的散装花生油凭票供应，猪肉凭票购买，买鸡蛋、白砂糖等等都要用票。春节，每户供应5瓶青岛啤酒、5盒大前门烟，半个猪头。回家择猪毛又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事了，因为我家有两个户，就是可以买回一个整猪头，拿着镊子择猪毛真不是件好差事，太累手、累眼啊......到了年三十一大早，父亲就会开始煮猪头，当那香喷喷的肉香味不断飘出时，我们的口水真的是止不住了......

那时，5分钱一个的杠子头火烧，二两粮票。8分钱一碗的清汤面，有时也会要二两粮票，没有粮票寸步难行。户口簿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证件，办票证、重要的事都要靠它，现在真不知道户口簿还有多少用处了。

计划经济年代最息息相关的就是粮食了，粮店内一排大大的木制的盛面粉的容器，一个铝制的大漏斗，验完了粮证、交上粮票和现金后，把面袋子套在漏斗下方，卖粮的师傅就会把称好的面粉顺着漏斗倒在了袋子里。

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没上学的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在粮店里，记得母亲经常对我说，等她退休了就让我去顶替，什么粮店、煤店、菜店永远也关不了门，这些话几乎经常挂在嘴上，谁会想到社会发展是如此之快......　

那时候物价很低，蛤蜊5分钱一斤卖不动，因为去海边一个潮水就能挖一小编织袋。我家离湛山海边不远，吃过晚饭，看着时间早，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去挖蛤蜊，其实挖回来也吃不了，很多也分给邻居了。那时候的猪肉8毛6一斤，一般一个礼拜才会去割5毛钱的。那时，冷饮品种很少，冰糕只有两种，花生的3分钱、奶油的4分钱，好像过了几年才分别涨了1分钱。　　

曾经的开水票（张冠英提供）

天气转暖，家里的炉子就不大用了，喝开水要拿着暖瓶带着水票到居委会的茶炉去打，1角钱十壶热水，一分钱一壶。看茶炉的爷爷或奶奶会在水票上盖上个小戳，等这一张盖完了就要再买一张了。

那时候，住在南仲家洼的小趴趴屋里，那时家里都没有厕所和上下水，脏水要提着桶倒到胡同里的脏水池子里。上厕所是一件头疼事，厕所基本都在胡同头上，白天还好说，最愁的的是晚上还有大冬天，现在想想那真是遭罪。2000年，南仲家洼整体拆迁到了浮山后，在岛城小有名气的仲家洼大茅房也成为了历史。

北仲家洼拆迁前，一个水龙前，接水和洗衣服的人们。

 随着自来水一户一表的普遍，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每天要按规定的时向到所属街巷的水龙去排队接水？那时候吃水只能在室外固定的公共水龙手提肩挑，而且水龙平时基本是锁着的。每天按时打开，有人就开始吆喝：“接水了！接水了！”。于是，每家都会有一人提着水桶出来，很快，水龙前就会排成一排长队，来的稍晚点的只能耐心等待。水龙的管理一般由街道安排的小组长承担，这些大娘大妈经年累月地热心街头巷尾的各种小事，都是街坊邻里称赞的热心肠。时常会记起当年公共水龙接水是的热闹场景，水龙前一排长长的各式各样的水桶，接水的邻里街坊在旁边也是各种各样的拉呱闲聊，好一幅水龙头旁老青岛的市井风貌与人情冷暖。

那时，经常会有“爱卫会”的运动，每当有活动，居委会的大娘们就会迅速的挨家挨户的宣传通知，每家也立刻投入到卫生清理当中，为的就是能在大门上贴上一张“卫生光荣”，还会笑话谁家门上贴着“卫生合格”。

那时候，学生们会经常带着学校布置的任务,进行“找蛆挖蛹”的工作。在哥哥、姐姐或是大人的帮助下，在暗沟河道、茅房四周挖蛆蛹，第二天上学时将装在瓶子里或火柴盒里的蛆蛹交给老师，以此换来学校的奖励和老师的表扬，得到一个铅笔盒或是一本本子，那是相当高兴的事。如今想想，难免又是一阵又一阵的恶心，但那个特别的年代里反映出的还是人们的淳朴和很高的思想觉悟。

　

七十年代人的经历是特殊的，童年时期经历了物质的贫乏，接受了一些信仰和理想至上的革命精神教育。那时，我们就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接受党的教育。我们处处以劳动为荣，以艰苦朴素为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

那个年代，还处在解决温饱的年代。穿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亲自缝制的。但那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单纯的，思想是纯正的，心灵是美好的，笑容是灿烂的。

逐渐成年之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七十年代的人没有八0后的洒脱，也没有六十年代的保守，但总有些传统的思想在限制着我们。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这也许是无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尴尬吧。

那个时候，我们谈论的大事是长大了当个什么家，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会实现，2000年我们就多大年纪了......岁月流逝，消磨不了的是那些难忘的童年记忆，难忘的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