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在旧报刊中寻找西南联大
今年是西南联大正式创办八十周年。这所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由迁至西南后方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为一体的中国名校，在艰苦卓绝的共赴“国难”历程中，创造了与全民族全面抗战同步，整整八年的为国育才、教育救国的历史奇迹。
岁月流逝，史事尘封，回首往事，文献难求。如今，“西南联大”的名字，对于稍微熟悉近代文史的读者来言，虽然并不陌生，但恐怕也未必十分了解。笔者经年搜求，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报刊中，偶尔能零星窥见西南联大的星光熠熠，还不时结合相关史料为之钩沉索稽一番，便会有一些难得的发现与惊喜。
1938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开学了！
1938年12月18日，香港《立报》刊出一篇题为《西南联大概况》的报道，辗转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学子们传达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讯息：“西南联大开学了！”据报道，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于當年12月1日开学，12月8日正式上课，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共计一千六百余人。
须知，当时北平、上海等地已被日军侵占，要想在一份普通的国内报纸上刊发“西南联大开学了”的消息并不容易——“沦陷区”被日军实行消息封锁政策，没有新闻自由，这一消息只能辗转千里，秘密转移到当时还是“自由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有一定新闻自由的香港去发布了（即便如此，当年香港报纸版面上凡涉及日方内容，亦一律以X替代“日”字，以避免日方干扰破坏）。且看这西南联大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能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如此引人注目呢？报道原文如下：
西南联大概况
各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
新、旧同学一千六百余人
本月一日开学八日上课
【昆明通信】西南联大于十二月一日开学，定八日正式上课。记者昨访该校负责人，据谈：现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计一千六百余人，其第二次补考学生亦将于日内放榜，以后当再有增加。关于该校组织仍多照旧，惟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兹将该校组织系统及人选揭载于后：
教务组织：（一）常务委员办公室，常委蒋梦麟、张伯岑、梅贻琦，秘书主任杨振声，秘书章廷谦、沈肃文。（二）总务处，总务长沈履，文书组主任沈津，会计组主任沈展拔，出纳组主任王家祥。（三）教务处，教务长樊际昌，注册组主任朱荫章，副主任薛德成，军训队队长张伯苓，副队长马约翰、樊际昌，主任教官毛鸿，体育组主任马约翰。
学院组织：（四）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席朱自清，外国文学系主席叶公超，历史社会学主席刘崇宏，哲学心理教育系主席汤用彤。（五）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政治学系主席张熙若，法律学系主席燕树棠，经济系主席陈岱孙，商学系主席丁佶。（六）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算学系主席江泽涵，物理学系主席饶毓泰，化学系主席杨石光，地质地理气象系主席孙云铸，生物系主席李继纲。（七）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土木工程系主席蔡荫，机械工程系主席李辑祥，电机工程系主席赵友民，化学工程系主席张大煜，航空工程系主席庄前鼎。（八）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教育系主席邱椿（至于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算学系、理化系各系主席，据黄子坚先生语记者，均已内定，惟尚未下聘书）。（九）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主任严文郁。（十）工程处主任王明之。该校各院系新添教授，中国文学系有唐兰、杨振声等，外语系有刘泽荣，化学系有邱定彦，算学系有姜立夫、张希陆，教育系有张彭春，生物系有陈桢，社会历史系有蔡维汉等多人，该校与云大交换代课教授，中文系有闻在宥（云大）、罗庸（联大）等。（十二月五日）
遥想当年，这一纸从香港发出的“西南联大开学了”的快讯，无论是当年从战火肆虐的抗战前线逃难至香港者看到，还是被辗转多途、流离失所至西南后方者看到，内心是何等震撼与快慰。一所集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最优秀资源的超级大学，已然顶着日军密布如网的炮火，昂然矗立于中国大西南！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课。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聚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在办学的八年中，毕业学生约两千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世界教育史的一页”：西南联大的八年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时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规模盛大、意义非凡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是以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开课时间为起点的，即从1937年11月1日算起，至1946年11月1日，恰为九周年。
此时，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组建的庞大学校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到会致辞，追忆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口述史史料。但查阅相关著述，对此次庆典虽略有记述，却始终未见有详细披露者。向来对近现代文教事件记载甚详的《胡适日记》也未有任何记录；此外，无论是胡适还是梅贻琦的晚年忆述也未见提及，这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当然是相当遗憾的。
殊不知，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一补前史，为西南联大校史补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因资料难得，在此略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
三校热烈联合庆祝
梅贻琦说：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要继续
黄子坚说：三校在友谊上应作学业竞争
胡适称：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本报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昨日联合举行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晨九时，国会街北大门院即涌满活跃的联大学生，九周年纪念特刊在大门旁发卖，四壁纪念报刊，都是介绍联大八年来的回忆事迹。十时，胡适校长与陈雪屏两氏同车同至。之后，南开秘书长黄子坚率联大学生五人由津来平参加盛会。清华梅校长因交通工具关系，率学生数人于十时半即达会场。十时五十分，纪念会开幕。
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然而想到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迁移至昆，遇到的困难，度着磨难的日子，今日联大的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傅孟真，不能回来同庆，还有留在昆明的师长们，师范学校成立了独立一部分，联大查训导长留在那里。我愿意从军的师生，欢欢喜喜的到来。牺牲了的师生们，他们为了国家……我一面为他们禁不住感伤。还有因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回忆这些，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梅氏还对长沙与昆明的情形叙述很多，说胡校长于二十六年离国前，还去长沙绕路半小时。由长沙到昆明，不像那些为安全而去西藏喜玛拉雅山避炸弹。联大选定了昆明，都是为了西南的交通路线，滇缅公路，可以运图书仪器以为补充。三十三年因战局的关系，曾一度设叙永分校，但不久即迁回昆明。不是已经没有危险，一度敌人趋贵阳，同人们仍冒危险努力，一直听到胜利的消息。又等了一年，今年三四月间陆续返平。七月底，最后一批学生坐了难民车，经三个月功夫，联大三校已大部复校回来了。九年来，可以说在勉强的情形下，有着勉强的结果。最后，梅校长以“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此三十分钟的演讲。
南开黄子坚，他的话引起大笑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梅校长清瘦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北平的阳光和昆明一样，现在要冷了，希望今年北平的冬天和去年一样。他回忆昆明、长沙的情形，从长沙到昆明，他和李继侗、袁复礼等步行六十余天。二十九年，敌人轰炸三校，曾派他赴川、贵各地巡视，觅一校址。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地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胡适说，我应该是太老师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他说：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现在是客人，但不敢以客人自居。北大应由汤用彤和杨今甫两位出席，但是他们一个病了，一个代我主持国文系的系务，都不能来。在会场外看见纪念的标语有八年的，也有写成九年的，如说九年，临时大学在长沙的创办，是我首先提议，我是创办人之一。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教育界人士参加庐山会后回南京，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负责人都在那里，经胡适建议，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胡适称：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南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胡氏最后道出此次赴南京开会前一天梅校长与陈岱荪访晤时一句话：“休戚相關。”
只有合作，才有办法
他认为九年的合作，九年的流亡，只有合作，才有办法。纪念会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联大教授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等讲演。联大图片展、朗诵诗歌会、球赛，及七时举行的戏剧联欢晚会，会况热烈空前，参加达千人，夜九时许始散。
这篇一千八百字的报道，“现场感”十足，生动描述了“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清华、北大、南开的“通家”之谊、抗战之情、“休戚相关”之传统跃然纸上，三校共同缔造西南联大的奇迹，在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的口中娓娓道来，恍然如昨。事实上，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全面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致辞中提到的“叙永分校”，称设立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可能记忆有误。据当年叙永分校学生郎昌清忆述，该校设立时间应为1940年。叙永是位于川、黔、滇交界处的一座小县城，今归属四川泸州市管辖。此地是盐商贩运食盐至黔、滇必经之路；长江支流永宁河蜿蜒曲折穿过县境，把叙永县分成东、西两城。两城之间有上、下两座桥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40年，日军借道安南（现越南）攻滇，昆明危在旦夕，西南联大为此也做了必要时迁校之准备。于是同年设立叙永分校，让大一新生先在此上课，限12月20日报到。叙永分校的开学时间为1941年1月6日，到8月中旬就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同时，第一批学生回到昆明本校，也就宣告了叙永分校的结束。
驻美大使胡适曾任西南联大常委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庆典中胡适以北大校长、清华校友的身份致辞，似乎只是一位与西南联大有着校史渊源的资深人士发表感言而已。事实上，胡适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即临危受命，被当局派往美国，出任中国驻美全权大使，为宣传中国抗战与争取国际支援而游说于欧美各国。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7月方才归国；同年9月，出任北大校长。也即是说，此时出席庆典的胡适才履职两个月而已，与西南联大的创办和运营着实是没有任何参与的。在胡适之前，以北大校长身份参与西南联大创办，并任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的乃是蒋梦麟，只不过他已于1945年离职，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了，他的职位由傅斯年代理。
殊不知，胡适与西南联大的渊源，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史实。据1946年4月由西南联大内部印行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一书可知，胡适还曾当选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只不过“备考”一栏中标明有“尚未到职”字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以其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卓越声望，以其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深厚渊源，虽因身在国外而未实际参与到西南联大创办与运营当中，但仍享有着西南联大“名誉常委”的身份。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纪念日之后，庆典之后，乃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未来的开启。西南联大结束其八年历史使命，开办九年后仍然留驻于广大师生记忆中；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北上复校工作仍是千头万绪，还需更多商议。1946年11月3日，北平《世界日报》又刊发报道，称三校在北大开联席会议，要联合汇编校志，商议复校校务等。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这或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又一新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