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非论：《伤寒论》祖本探源 纪念刘渡舟百年诞辰

《伤寒论》祖本探源　　

陈世杰曰：《伤寒杂病论》实为万世群方之祖。自叔和尊尚以后，年岁久远，错乱放矢者屡矣。宋治平初命诸臣校定其目有三：一曰《伤寒论》；二曰《金匮要略方论》；三曰《金匮玉函经》。

《金匮要略方论》序：“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

我们从宋臣说的“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这句话上分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原书的体例和框架，也都是“上则辨伤寒，下则载其方”的格局。宋臣为了“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他们便援引唐本孙思邈《伤寒论》的“方证同条”而修改了方证分论的原貌。为了说明唐孙思邈修改《伤寒论》这一事实，试观《千金翼方卷第九》之文：“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方虽是旧，弘之惟新。”

由此可见，把《伤寒论》原本的“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改成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乃是孙思邈开其先例，宋治平校注《伤寒论》时，承袭了孙氏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体例，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仲景之书在其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经晋王叔和的撰次整理此其一；唐人孙思邈倡方证同条之义此其二；宋臣林亿等人校注治平本时沿袭了唐本“方证同条”之义，又及于《金匮要略方论》，此其三。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唐本与宋本的《伤寒论》已非王叔和撰次之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与移动。那么，我可以说，流行于世又能接近叔和撰次之原貌，也未受唐、宋两代“方证同条”之影响，恐怕只有现在仅存的《金匮玉函经》了。

这本书虽然也经过宋臣的校注，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依次旧目”未敢移动，今据宋臣之疏序可以证实：“《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

我们从宋臣疏序来看，可有以下几种的理解：一，这本书的“前后”(指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乃是王叔和整理原书之体例，非为出自六朝或唐人之手；二、宋臣认定此书确为仲景所著，所以，可与他们校注的本子，乃是同其体，别其名而已；三，此书可与校注本互相检阅，也可以互为表里，这样做是为了“以防后世之亡逸”而设的，四，宋臣对此书的内容，采取了慎审态度，认为“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这就说明了不改动主本的真实意义。

所以宋治平本校注的《伤寒论》版本既有改革了的原来证在前、方在后的版本；而又保存了证在前、方在后的原貌。这种“故并两存之”用心之苦亦跃于纸上；五、此书“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从以上的“依次旧目”，说明了此书条文未加变动，因此它逼真了叔和撰次之旧。

然而，此书第一卷有“生熟二脏之间”，“故张仲景曰”的第二人称，显然为后世医家羼入之文，不得与正文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