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放开三孩？网友：“生了你养啊！”
大家好，我是大表哥。
前几天，我看到有个专家发文，倡导“尽快放开三孩”。
大意是说，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都不理想。 2018年新生儿人口比上年少了200万，2019年又少了58万。
其实，何止是近两年，看看这些年的生育数据统计，自2016年以后，不管是出生人口，还是生育率，那都叫一个跳崖式下跌，一去不回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放开三孩能拯救我国的生育率吗？
在这条微博底下，有将近5万条留言，都在劝专家“做个人吧”。
“你就是放开10胎都没有用，我们知道自己生不起。”
听上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中国经济总量年年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跟以前相比，不知道上了多少级台阶。为什么以前的人穷都“生得起”，现在反而“生不起”了呢？
是生不起，还是不愿生？
带着这些疑问，我读了日本学者小林美希的新书，《不让生育的社会》。
在不生孩子这件事上，日本更是一骑绝尘。前几天， “日本2020年新生人口再创新低”还上了热搜，只有80几万。
“谈及生育这件事，大家的心态为何变得如此消极？”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人，日本人更想搞清楚。
而本书的作者，是一名女记者出身。她用大量的采访和实例，描摹了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的生育困境——
不是女人不想生孩子，是社会不让你生。
生育=失业，你敢生吗？
《不让生育的社会》里，给出了一个残酷的数字： 近30年来，在日本，有六到七成的女性，生完一孩后就面临失业。
尽管，她们有人主观上并不想放弃工作。而日本法律也有规定，禁止以妊娠、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包括解雇、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
但公司还是会千方百计刁难怀孕的女性员工，比如以各种奇葩理由拒批产假。
书中采访了一位叫 惠子 的女士，她在试用期快结束时怀孕，跟人事申请产假却遭拒绝，理由是， “从未有员工还没转正就怀孕的先例” 。
人事还给她老家父母打电话，说惠子若想继续留在公司，就必须“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否则就辞职吧”。
好在直属上司器重她，才没有遭到辞退。但作为代价，她比法定产假延迟了两周才休；产后8周 （两个月） ，孩子还没断奶，就迅速回归职场。
即便这样，“试用期怀孕”一事，成了她在公司里的“污点”。同事排挤她，在背后议论她，“拖后腿”，“派不上用场”，诸如此类。
为了避免重蹈惠子的“覆辙”，公司修改规定，招聘新员工时， 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甚至一年。
“这样一来，如果试用期怀孕，公司便能轻易辞退她了。”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
类似的操作，在中国也不鲜见。
我有个朋友，在国企工作，30岁时，领导派她去国外工作一年，回国探亲期间，她不小心怀孕。
这一怀孕，就得换人，领导找不到合适的替换人选，居然跟她说，“你打掉吧。”
30岁堕胎风险太高，权衡再三，她决定留下孩子。
这下得罪了领导，回到单位，领导连办公室的门都不让她进。
最后不得不选择主动离职，“再待下去，影响心情，孩子和工作都保不住。”
然而，就算保住了工作，收入也会受到大幅影响。
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女性，生育一孩，平均损失6.6年的工作寿命；生育二孩，损失12.8年。
与之相应的收入会减少29万元和57万元。
一方面，是生育即失业、降薪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攀升的生育成本。
2010年，有媒体调查了北上广三个城市的育儿成本，发现平均每娃每年的直接花费在3万元以上。
而到了2018年，中国新闻网以一个中等城市的中等家庭为例计算，把孩子供到大学至少花费74万。
就这，还有二线城市的网友说70万只能养到小学三年级
可想而知，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女性不工作，别说生养二胎了，养一孩都难。
但不管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还是出于对自身价值的追求，生完娃后回归职场的女性，或许都很难逃避被边缘化的命运。
这在效率至上的互联网行业尤为明显。
观念的革新，技术的迭代，可谓一日千里，不少女性在回归职场后，很难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例如《人物》杂志采访过一位任职于互联网大厂的妈妈，生完孩子回来上班，她每次会议内容只能消化10%。
很多新的专有名词，她听都听不懂。不得不边开会边录音，回去再逐字逐句复习。
孩子没到上幼儿园年龄，又没人帮忙照看，就不得不带到公司，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
为了不被落下，还有的妈妈，刚生完孩子就抱着电脑在病房工作，顶着产后抑郁、脱发的压力，开启两小时睡眠模式。
但，即使再拼命，有母职加身，生育后的女性，再也不能和昔日的男同事一样拼事业了。
这是很多职场妈妈面临的困境：孩子出生后，重新回到岗位，工作一切清零；要留出带孩子的时间，就只能做些助理甚至边缘、所谓“适合女人”的工作。
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如果女性想在职场打拼，势必要面临兼顾工作和家庭育儿的两难困境。
倘若家里有了小孩，男性可以照常工作，女性却因生育问题被迫辞职，那么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生。
套娃歧视：女医护的生育困境
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作者发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 那些为孕妇、产妇保驾护航的女性医护人员，一旦怀孕，也有可能遭遇“妊娠解雇”。
这主要归因于妇产科变态的工作强度。不仅盛行“797”工作制 （早七晚九，一周无休） ，还要额外值夜班。
平均下来，每名医生每月值班次数为5.7次，值班当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相比之下，急诊科是4.1次，外科2.7次，内科2.9次。
在这种把女人当男人、甚至当牲口使的地方，等于剥夺了女人生育的权利—— 怀孕也请不到产假，并且，该值的夜班一次也不会减少。
于是就有了最荒唐的一幕：怀孕的妇产科医生、助产士，因为请不到产假，只能大着肚子上班，为其他孕妇看病、分娩。
作为医生，她们可以从专业角度，规定其他孕妇的休息时间，呵护别的母子健康，却决定不了自己的。
日剧《妇产科的女人们》，充分反映了妇产科医生严重不足的社会问题
儿科的情况也和妇产科类似，本该守护孩子生命的女性医生，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
书里采访的石川医生，是一名儿科研修医生 （相当于见习医生） ，怀孕后，男性上司不仅没免除她的夜班，反而每月8次值班，一次都不能少。
石川医生每天一大早要看门诊，值班当天还要连轴工作48小时，累得感染了肺炎。在家休养了没两天，上司就逼她回来上班： “要么爬着也来医院上班，要么给我辞职。”
高强度的工作，加上精神压抑，一次值夜班时，石川医生腹部胀痛，伴随下体出血。她慌了神，向上司请假去检查，却得到异常冷酷的回复： “要流产的话，怎么都会流的。”
她最终决定辞职，“在那种医生手下工作，连自己孩子都无法守护，有什么意义呢？”
在日本，这种割韭菜式的用工方式，使得中年女性医护人员大量流失，医院里基本看不到35岁以上的已育女医护。
以作者采访的一家综合围产期母子医疗中心为例。40-49岁的助产士寥寥无几，50-59岁几乎绝迹。
由此产生两大恶劣影响。
一是用工荒。
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助产士门诊实行限诊。即使这样，一天还要为30-40人看诊，分给一位孕妇的时间可能还不到15分钟。
虽然她们也想和孕妇们好好沟通，但面对堆积如山的病历，只能几句话就草草结束，“好了，下一位”。
产房的压力更大。碰上分娩手术赶一块，一名助产士至少兼顾2-3名产妇，老员工都被吓得心惊胆战，更不要说那些刚毕业、完全没有生育经验的年轻员工了。
二是孕（产）妇的心理健康得不到保障。
有生育经验的助产士，本可以从同理心出发，为孕（产）妇们提供充满人文关怀的照顾。
但在超负荷工作的压榨下，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就不得不放弃患者的孩子 （辞职） ，这真是一个悖论。
而没有生育经验的助产士，只能“照着孕期手册之类的念一遍，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经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保障孕妇平安产下孩子，更在于对孕（产）妇的尊重和关怀。
生育的过程对于女性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剥夺，如果再被粗暴对待，很可能就产后抑郁了。
关于这一点，豆瓣上就有一个帖子，都是生育过的女性，讲述自己在分娩、哺乳过程中留下的心理创伤。
其中一位妈妈，因为助产士没经验，男医生冷漠、不耐烦，分娩过程没有任何尊重，让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头“雌性牲口”，导致产后抑郁两年。
图源豆瓣@Marimekko
说起来真是讽刺，负责帮助其他女性生育的女性，自己遭遇了生育歧视，反过来又加剧了整个群体的生育困境，这就是恐怖的套娃效应。
丧偶式育儿：母职成为一种惩罚
生下孩子后，妻子和丈夫的生活轨迹开始变得截然不同。
对于妻子来说，育儿，和打扫卫生、洗衣做饭一样，都成了她的“职责”。
产后激素的失调，喂奶的疼痛，婴儿的哭闹，缺觉，精神衰弱，只有她自己承担。
而丈夫，一般不受影响，该上班上班，该应酬应酬。
日剧《坡道上的家》里，就用非常写实的剧情，反映了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丧偶式育儿”现象。
剧中一位全职妈妈，产后抑郁，奶水不足，孩子半夜哭闹，她没睡过一个好觉，精神挣扎在崩溃的边缘。
而她的丈夫，以工作为借口，从来不会帮她带孩子，甚至总贬低她的价值。
她的婆婆，处处维护自己儿子，孩子夜哭，她居然建议儿子出去住酒店，省得吵到他休息。
图源日剧《坡道上的家》
对儿媳则是冷嘲热讽，孩子发育缓慢，她指责儿媳带不好孩子。
一面指点江山，一面却又不动如山，丝毫不肯出手帮忙，反而说： “抚养孩子不是业余爱好，不管遇上什么都要自己加油。”
最终，她被逼疯，在精神错乱中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淹死在浴缸里。
在这部剧的豆瓣讨论区，有人说这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案例，结果引来很多妈妈现身说法， “一点都不极端，这就是丧偶式育儿的日常。”
在日本，还有政府的保健师，会定期上门访问“国民健康”。他们发现不少独自育儿的母亲，会死死盯着孩子，精神已经撑不下去了。
保健师会采取干预，给医院打电话，让母亲住院，暂时与孩子分开。母亲精神上缓过来了，育儿危机才有所化解。
而在国内，没有外界干预，无助的妈妈可能会走上绝路。
这样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去年，在长沙，一周就有两位妈妈因抑郁跳楼自杀。
一位31岁，从26楼坠落身亡。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8岁，小的才1岁多。
仅仅7天后，又一位38岁的妈妈，抱着只有7个月的女儿，从24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是时候反思悲剧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了。孩子不是女性一个人生的，所有的育儿压力、职责却都压在女性一个人身上，未免太不公平。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智英和丈夫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向往职场，却只能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其实在日本和韩国，法律都有规定，男性最长可申请超过52周 （即一年） 的带薪 育儿假 。
但《不让生育的社会》里调查发现，2011年，日本仅有 2.63%的男性获得育儿假批准。
而韩国，正如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表现的那样，男性一旦请假休职，也逃不过职场歧视的魔咒，暗地里被排挤，无缘升职，甚至被劝退。
很多男性无法真正理解妻子的处境，将在家带孩子看作是休息。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在外拼事业才是真正的辛苦。
其实，比起与成年人共事的职场，女性从早到晚面对一个完全无法沟通、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的婴儿，可能更辛苦。
只有亲自带孩子，才会明白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有多麻烦。
比如给宝宝换尿布时，才发现男洗手间里没有换尿布的台子；推着婴儿车进地铁、乘公交，才发现车站和街上没有设置升降电梯是多么不便。
归根结底，男性改变自身意识，改变工作与生活方式，是解决许多固有问题的切入点。
《坡道上的家》里，一位职场妈妈只有一次拜托丈夫提前下班去接孩子，就被丈夫埋怨“为难”自己
仔细想想，在某个特定时期取得育儿假，按时回家，和妻子一起分担家务，真的是天方夜谭吗？
在家里，如果丈夫在育儿过程中多一些参与，多一些陪伴，女性也不至于独自面对育儿的崩溃。
在公司里，如果每个人都能呼吁增加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停止对女性的职场歧视，并积极付诸行动，总有一天整个社会的传统意识会迎来转变。
真心希望现实中这样的丈夫可以多一点
那时，我们的社会才是“能够生育的社会”。
部分参考资料：
刘金菊. 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有多大？[J]. 人口研究, 2020, 44(2)
界面文化. 母职凭什么理所应当？
撰文 | 三十郎
编辑 | 黄扯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