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是天朝封闭传统的牺牲品 | 松鼠过冬·早茶夜读
业余读者
大家好，本临阵磨枪派业余读者又上线了，刚读完书的最后一行字就打开笔记本写读书笔记，其仓促程度不亚于刚背完考点就进考场。在这里必须要对我们的编辑大人水哥隆重地一鞠躬，读法太难了，写作太难了。今年我已经放弃攻击自己，力求精进了，虽迟不鸽成了我的最后底线，先学会做一个靠谱不掉线的人，大局观奉上。
古代中国的外交制度是从秦朝开始“堕落”的。
先秦时期，外交官是受尊重的高精尖职业，优秀的外交家凭借出色的口才和纵横捭阖的智慧，甚至能达到以一人之力灭敌三千的效果。然而这一岗位的命运到秦国大一统后就走向了末路，“出使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对于能力出众、抱负远大之人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将这样的排遣看作是一种变相的流放”。
因着意识形态里文明的鄙视链，外交、出使这些词汇都意味着一种负面、消极的命运，连激情澎湃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对此兴趣缺缺。王安石曾担任过“伴辽使”，护送契丹使臣从开封返回契丹，从王安石留下的文字看，他一路都在吐槽“鞍马之劳”“语言之不通”，以至于根本没有走进契丹，刚到辽宋边界涿州把人放那儿就走了。（以上材料抄自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王安石当然会感到无聊，除了旅途沉闷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交之于主流政务的边缘地位。外交官的临时性让它完全不具备体制内铁饭碗的性质，蛮夷问题基本也不以外交官为主力，因此古代中国的外交制度一直兴建无力。
等到晚清和西方交手的那一刻，外交官的作用才再次得到凸显。外交官成为全行业最难岗位，堪称众矢之的，其热度不亚于微博热搜，处理不好一夕之间就会成为“罪人”；即使是能力强的外交官，能平衡双方的需要，从中争取斡旋空间，但也防不住皇帝的疑心，和“媚外”的帽子，保守派is watching u。
看晚清和西方博弈最让人感慨的一点就是，在一个个具体的时刻里，作为后视者的读者可以目睹古代中国从天朝大国跌落到天朝巨婴，在被迫成长的紧张环境中亦步亦趋地学习进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在书中晚晴仿佛被人格化了，内部冲突着不同力量的人格。
总的来说，外交官是一种新生力量，扒开裂隙给古老的体制透进了一点光进来，渐渐熟悉一套有别于己的价值体系。除了这一点点支持性的存在之外，更多的是擅长修辞，固执地以蛮夷比西方的，信息滞后的朝臣，担心动摇体制的保守派，和以天朝尊严为上的皇帝。这些角色化为晚清这一集体形象内部的不同人格，互相搏斗、制衡、误伤。因为外部太陌生了，来不及统一人格，明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未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前，它是恐外的、被动的、逃避的，为了避免冲突，过度的防御把小问题拖成大战场，也不太会估量自己的选择会意味着何种得失，因为它把所有纠结都放在“被对待的方式”上了：
整本书里，徐中约引用了很多文献和历史的细节来证明中西方观念上的南辕北辙，关注点完全错开下的误解和猜忌——英国人谈利益，中国人讲礼制，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朝贡体系的赔钱买“主场”，砸钱当爸爸；英国人谈契约，中国人讲皇权。与其说是DNA导致的种族隔离，不如说是观念不同硬生生制造了人类的巴别塔时刻。如果我会写剧本，我会写下人与人之间所有文不对题的时刻。
本来觉得没有主权意识的晚清，就像ns的国行孤儿玩家，但细想一下，在现代丛林以资源为目标的争夺里，晚清更想当个npc，理想是最好能关起门玩单机模式，回到昨日的世界。晚清是被强迫拉进国际社会中的，他们不情愿，非常不情愿地被拉进了毫无优势的游戏里，旧日的意识形态、现代规则的信息差，都让他们除了因噎废食式的防御姿态和阴谋论以外没有更多可以扳回一局的力量。
不过屈辱叙事终究是被当代人叙述出来的，刚刚接触国际社会的晚清人的内心更接近的状态可能是被噎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压抑之下的“莫挨老子”吧。
感觉最诡异的还是皇帝的心态，内心在“仿佛我还是老大，又仿佛不是”之间跌宕起伏。作者徐中约说，皇帝也是天朝封闭传统的牺牲品，没有人能全身而退，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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