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重点，是探讨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是如何立德树人，即理想人格的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历来重视立德树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体系，其中尤以君子人格受到普遍推崇，成为历代中华儿女立身行事师表效法的人格标杆。中国传统的树人体系，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种积淀丰厚、影响深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对我们今天培育时代新人、塑造完善人格具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本文节选自《从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看君子人格的普遍价值》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0年第12期
作者|钱念孙
君子人格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或者说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概括和解答。余秋雨从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九个方面，勾画了君子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貌。牟钟鉴从仁义、涵养、操守、容量、坦诚、担当六个方面，对君子人格的定义及由来作出自己的阐释。还有的学者从忠恕、宽厚、仁德、情义、谦逊、诚信、中和、亲民八个方面，描绘君子人格的特质和气象。其实，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君子的论述汗牛充栋，历代仁人志士崇尚和践行君子人格的佳话趣闻也车载斗量，我们很容易从某些方面攫取某些要点形成对君子人格内涵的归纳和总结。这类提要性的梳理和概述，对于了解和掌握君子人格的丰富蕴涵，无疑十分有意义有价值，但有时也会面对巨细难究、举不胜举的遗珠之憾，以及因观察视角和层面的不同，存在所见内涵远非一致的参差之异。这里，我们尝试在总体把握上对君子人格的整体形貌作一个轮廓性速写，作为上述学者对君子人格要点概括和重点刻画的背景与衬托，以供参照互补，深化认识。从总体把握看，君子人格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修己安人”四字。此语源自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子路求教怎样成为君子，孔子给出的回答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层层递进的答案实际就两个关键词，表达两层意思：一是“修己”，一是“安人”。此处的“安百姓”其实也是“安人”，不过扩大“安人”的范围罢了。这也告诫我们，要想成为君子，绝非只是提高自身修养，以严肃恭敬的态度独善其身即大功告成，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作为，不仅使家族及周边的人安居乐业，还要给天下百姓带来安宁和快乐。儒家学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人的内在伦理修养论和外在治世政治论两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前者强调不断地“反求诸己”，严于修身，即人们常说的“内圣”之学；后者则突出“推己及人”，匡救天下，即后世所说的“外王”之学。正如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所言：“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简单地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往一复的循环圈。一部中国儒学史大体即是在此循环圈中活动。”这种通过不断内省提升自我修养，使自身具有圣人之德，从而对外实施王者之政，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人生导向和价值追求，孔学后人在《大学》里作了更为具体、明晰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如果说前五项侧重以“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那么后三项则偏向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在主要反映孔子思想的儒学原典《论语》里，“修己”与“治平”两个方面尚浑然统一并融合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则有所割裂和分离。孔子之后儒家学术的分化，主要是孟轲、荀况两派。相对而言，孟子更多发展儒学原典中以“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而荀子则多半发展儒学原典中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孟子胸怀豪情，颇有治世雄心，曾高调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平治天下”的方策，主要通过“正人心”“施仁政”的办法来实现。他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实施“仁政”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激发出来，由此便“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种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目标的治世方略，自然得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的结论。孟子这种由内而外、由己而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治世方略，既针对普通大众，更针对君王国主。他认为，实施仁政的要点，在于有仁人充任国君，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正是如此，孟子谈论“君子”时特别强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与孟子侧重以“仁”为核心的内圣之学勾勒君子人格的形象不同，荀子则显然偏向以“礼”为重点的外王之学，即注重外在道德规范对君子人格的陶冶和塑造作用。这当然与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基本观点有关。荀子站在“性恶论”的立足点上，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他指出：“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在荀子看来，“人之生固小人”，因而“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之所以后来产生高下优劣的分野和变化，主要缘于学习和修为。《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余英时认为：“此段所言，即是荀子的'君子之学’。”因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者，中间全是成为“君子”的阶段。王先谦《荀子集解》注“终乎为圣人”曰：“荀书以士、君子、圣人为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证。故云：始士终圣人。”由于“圣人”是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荀子所谓“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实际上是指出如何成为“君子”的路径。所以他紧随下文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给出成为君子的通道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并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其突出礼、强调礼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当然，荀子虽看重隆礼重法的一面，也并非排斥修身养性的作用，其《劝学》篇申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即是明证。如果说，孟子和荀子的君子论分别从不同侧面发掘“修己”与“安人”、“内圣”与“外王”的义理，那么，《中庸》则综合两者的思想对君子人格作了诸多精彩描述。《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成书甚晚，大抵为汉代辑佚修订而成，因而其中明显看出兼有孟、荀的影响。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这是《中庸》探讨君子人格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话，也是吸收孔、孟、荀诸家思想对君子人格作出的极富魅力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不妨看作前期儒家对君子人格勾画的一个总体性轮廓。至于君子人格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不可或缺的要素，自是不言自明之理，且学界多有阐述，此不复赘。钱念孙，笔 名愚如、今心，安徽芜湖人，1953年5月出生，民盟成员，研究员。2010年受聘为省政府参事。历任安徽省社科院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文学所副所长。现为全国人大代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小康生活·文明风》杂志总编辑，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