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但是国...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但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却下落不明。

1950年2月6日上午，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接到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永利轮船从宜宾开下，已过南溪，船上藏有战犯宋希濂。其人50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脚穿鸡婆鞋（棉鞋）。请严加检查，勿使其漏网。”

孙仲远接完电话，向县委汇报后，马上召集公安干警作紧急布置。一个小时后，宜宾专区军管会打来电话说：“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江安是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县城滨临长江南岸，上距专区所在地宜宾90多公里，下至川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泸州约60公里，顺江东下可直达重庆、武汉、上海，如让王陵基滑过江安，混入大城市就麻烦了。

孙仲远的布置是：将公安队分为三个小队，一小队由队长倪慎民率领去上游的牛角坝沙嘴上；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居中，在轮船码头附近；三小队由副队长杜明仁率领，去下游龙门口。任务都是招呼通知永利轮停靠，如不听招呼，即由第三队鸣枪示警，强令其靠岸。为防止万一，孙仲远同时用电话通知下游的纳溪县和泸县公安局，请他们作好准备，如江安没有拦住，请他们继续拦截检查。

布置到位后，就见永利轮从上游南溪方向急速开来。一小队战士即大声喊话，喝令其停靠，但该轮不予理睬，仍靠北岸急驶；二小队用旗语通知傍靠，其仍不置理。此时，三个小队均鸣枪示警。龙门口的机枪打得江心水花四溅，永利轮才被迫转头向南，在码头上停靠。

永利轮刚刚靠岸，孙仲远即率干警数人上船，先向乘客们说明有特殊任务，需要进行检查，请大家不要惊慌，同公安人员合作。全船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干警们按前述特征，查出50岁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为防止遗漏又叫乘客们通通下船，再在码头上一个一个地辨认。最后将嫌疑重大者8人带到公安局讯问，其余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轮暂时停开，在江安过夜，于次日放行。

带到公安局的人由孙仲远亲自逐一询问，曾经见过王陵基一面的公安员梁明光在旁协助。在询问中，发现一个人鼻梁上有架过眼镜的痕迹，问他的情况，他说：“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

梁明光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操乐山口音？”

这个人无言以对，在搜身中，发现身上除了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别无他物。

孙仲远问：“你姓王吧？”

这人把头略一抬，似乎有点吃惊，接着又故作镇静。孙仲远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王陵基？”

这人迟疑了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这一回答恰恰露了破绽，一个商人怎么知道王陵基已飞台湾了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孙仲远立即找一些江安同志问城里还有谁认识王陵基。有人说：有个旧时的水上巡官姓缪，受训时见过王陵基，可能认得；有人说：曾举才是省参议员，开会时王要作报告或讲话，可能认得；还有人说：金叔衡是王的老部下，当过他的参谋，因不顺王而丢了官，可能愿意辨认。

于是，孙仲远让人分头通知这几个人。曾举才拒绝前来，缪某看后说有点像，但拿不准。金叔衡辨认前说：“我看后如不像，我口说不是，但点头；如果像，我也讲不是，但摇头。”金叔衡见了“戴正名”后，一边说不是，一边摇了摇头，

当“戴正名”被问及：“你还认识你这个金叔衡老部下吗？”只见他细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得老大，狠狠地瞪了金叔衡一眼，随即把头低下，再也不抬起来了。

金叔衡毕竟离开王陵基已十多年，为慎重起见，他又提供一条线索：“王陵基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的。”于是，孙仲远让“戴正名”在大院里走了一圈，果然是高一步低一步的。虽然如此，大家仍不敢拿走路姿态来做最后判定。金叔衡又建议：“叫他写字，王陵基的笔迹我认得。”

孙仲远又叫“戴正名”用毛笔写了“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这次从宜宾下来”一段话。金叔衡看了肯定地说：“这是王陵基的笔迹无疑。”王陵基终于落网了。

当进一步审问确实后，孙仲远马上电告泸州川南行署公安厅，并选派一排精干的公安战士，当日专船将王陵基押送泸州，同时归案的还有王陵基的随行副官戈若梁、张鹏翔二人。

原来，王陵基在1949年12月25日那天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等县，辗转逃到宜宾，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要杨某设法帮助他乘船东下，俟机逃往台湾。杨某以殊礼相待，腾出僻静单房让其居住，一日三餐供以上等饭菜，并让其保姆送至房内单食，引起这位保姆怀疑。

2月6日，杨某安排王陵基搭上去泸州的直航船永利轮。“客人”走后，这位保姆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只是说这个人胖胖的，戴眼镜，50多岁，像是个大官。公安处先是误断为宋希濂（宋希濂实际已经被俘），并通知了南溪；专区军管会得消息后，才断定为王陵基，并通知江安。

王陵基被捕后，先后关押在重庆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是功德林里唯一货真价实的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