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也有“过劳死”?又一个300亿市值公司创始人在35岁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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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 移动支付开发公司Square联合创始人突然离世

  • 全世界流行的加班文化,澳洲也不能例外

  •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度工作带来的沉重代价

  • 结语

前言

“Hustle Harder”(更拼命地挣钱),似乎已成为了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

这个词对于我们实在太过熟悉,它高频率地出现在流行说唱歌手的歌词里,在国际都市中的霓虹灯背景牌上,以及在朋友圈里深夜发布的加班照片与清晨早起的“鸡汤文字”…

美国知名共用工作空间供应商WeWork,甚至还在公司所提供蔬果汁中的黄瓜上雕刻了一句宣扬过度工作的“金玉良言”:

“感到累时别停下,至死方休。” (Don’t stop when you are tired. Stop when you are done.)

来源:Twitter @StevieBuckley

挣钱、挣钱、还是挣钱…在当下,几乎每一个普通年轻人的生活都被这种文化压得喘不过气,而且可悲的是根本无路可逃。

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一桩桩悲剧——案例的主人公们往往都事业有成,却不幸英年早逝:

Ranjan Das / 来源:The Mirror Post

2009年10月,SAP所在印度区的首席执行官、也是跨国公司中最年轻的CEO之一的Ranjan Das,在使用公司健身房后回家路上因心脏骤停突然死亡,年仅42岁。他在生前甚至规划自己的健康饮食方案,规律健身,但由于工作实在繁忙,每日基本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

2013年7月,日本NHK一名31岁的女记者在家充血性心衰突发身亡;此前,她参与了6月东京都议会选举和7月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报道活动;同年7月25日,即国会参议院选举投开票第四天,她一直忙到凌晨才回家,之后被发现倒在家里的卧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2015年12月,腾讯游戏高级副总裁马晓轶在部门内部发信称:技术研发中心语音引擎组副组长frontlee(李俊明)12月13日晚,和往常一样陪妻子在小区散步时突然晕倒在地,后抢救无效去世。

病床上的魏延政 / 来源:互动百科

2016年8月,罹患绝症(透明细胞肉瘤)的前华为高管魏延政,在与病魔对抗5年后去世,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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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开发公司Square联合创始人突然离世

根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知名移动支付开发技术公司Square的联合创始人Tristan O’Tierney(奥蒂尔尼)已于2月23日去世,年仅35岁。

来源:Dominic Sagolla

他的母亲Pamela Tierney在上周六发表了声明。

“我并没有官方诊断,” 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并补充说这可能与他的某种“成瘾”有关。她表示,曾有一名医生打电话告诉她称,奥蒂尔尼患有肾功能衰竭并且经历了心脏骤停。

作为雅虎和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奥蒂尔尼在2009年被聘请开发Square的原始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并一直待到2013年。

来源: Investopia

而凭借最初研发读卡器以替代昂贵POS机的Square,如今早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市场,成为了移动支付系统和传统商业服务的有力竞争者。该公司目前的市值为326亿美元,甚至已经超过了创始人的老东家——Twitter(推特)。

来源:截止美国时间3月4日7:31am的Square股价 / 来源:Marketwatch

在奥蒂尔尼的LinkedIn(领英)个人资料上,他标注了自己的常住地为洛杉矶,曾担任Voteraide的移动网络总监,也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的个人主页上还展示了他去过的城市,人物和风景照片,他称他的相机是其“独特创意的商店”。

事实上,奥蒂尔尼的突然离世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早在2017年,他就曾在Twitter吐露心声:“也许一些人已经知道,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一直与我的某种成瘾抗争。有一些成功,但是仍然更多的却是失败。Square建立了我的生活,但是这个病却把它带向了…”

言犹未尽,文中所附Instagram链接上的这张照片也早已删除。

来源:Twitter @tristan

虽然我们暂时无从得知,奥蒂尔尼文中所指与其艰难抗争的“成瘾”究竟是指什么成瘾。但是这位年轻有为的“硅谷新贵”的突然离世,无疑令人扼腕,也启发深思。

在Twitter的个人主页上,他这样形容自己,“我曾找寻生命的意义,但在路上迷失了。或许(生命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瞬间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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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流行的加班文化,澳洲也不能例外

“过劳死”其实是日本首先发明的一个名词,日文发音为“karoshi”。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加班文化”似乎只专属于日本、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国家。

“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后,日本人的工作时长位于全球首位——他们都成了工作狂。”兰卡斯特大学压力专家卡利·库珀(Cary Cooper)说。

据BBC报道,在战后时期,日本员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多赚钱,还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企业都很欢迎这种新秩序,而工作成了日本人生活的核心利益。

随后80年代左右催生的“泡沫经济”,更是令日本的上班族们不堪重负。在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有接近700万人 (约占日本当时总人口的5%) 每周工作60小时。

当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时,日本的加班文化反而愈演愈烈。随后的几年时间被日本人称作“失落的十年”。在此期间,过劳死的比例甚至达到了流行病的级别。管理和专业岗位的死亡率大幅飙升,此后再也没有回落。

而在相邻的中国,超时工作的压力也同样存在。

2018年3月,根据中国青年报与问卷网对中国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称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

调查显示,48.4%的受访者表示每周至少加班一次,其中19.4%的受访者为每周两三次,5.2%的受访者几乎天天加班。44.7%的受访者每月加班一两次,而仅有5.5%的受访者表示从不加班。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2018年中国青年报与问卷网调查数据整理作图

其中,46.6%的受访者加班大多是被迫,33.6%的受访者则大多是出于自愿。

事实上,传统中认为澳洲等西方国家人民都在享受更为轻松的“朝九晚五”工作制度的观念,其实也并不准确。

比如上个月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长途飞行员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他们的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 - 这使他们处于由疲劳导致身体机能受损的高风险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家律师事务所也正在接受关于“迫使员工过度工作”的调查。

据报道,在墨尔本的King & Wood Mallesons 律师事务所,忙于银行皇家委员会一案的律师们因为实在太过劳累不能回家,因此只能留在办公室中过夜。

而在悉尼的Gilbert + Tobin律师事务所,则有消息透露,该律所的律师正在通过摄取药物与其他补品来应对疲惫。

澳大利亚平均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各项指标 / 来源:2017年11月《澳大利亚生活》报告

其他常见“超时工作”的领域则是采矿,农业和建筑业。大约13%的劳动力——其中19%的男性和6%的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使自己与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

事实上,其中许多超时的工作也并不会被雇主计入报酬之中。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 Carney and Stanford (2018) 的调查报告数据整理作图

据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全职员工平均每周约有7.07个小时无薪超时工作,定期兼职员工则为4.15小时 / 每周,不定期兼职为2.83小时 / 每周,而创业者们最高,平均每周无薪超时工作8.3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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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度工作带来的沉重代价

关于“科学管理”的讨论研究已经持续了大概一个世纪。

事实上,工作时间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一条经济规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生产率在某一点达到峰值,然后下降。因此,超时工作有可能不但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反而对工作效率也是种变相伤害。

工作时长与工作完成效率的关系曲线,以及”当你意识到所有写出的东西都一团糟“的节点 

/ 来源:Mark Manson - The Observer

除此之外,超时工作对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大量的研究文献显示:

  • 每周工作39小时后,心理健康水平会趋于下降。

  • 48小时后,工作绩效开始迅速下降。有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以及睡眠质量更差,而这又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癌症等长期健康风险密切相关。

  • 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会使工作场所受伤的风险增加40%,每天超过12小时会使其增加一倍。

  • 较长的工作时间会损害人际关系,侵蚀工作满意度并导致抑郁,包括增加自杀念头。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超时工作可能带来的健康代价如此之大,为何还有人前赴后继,加班加点的熬夜?

这个问题,大概无异于晋惠帝在一千七百多年前问出口的一句“何不食肉糜”。

END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联邦公平工作法案(第62条)限制了标准工作时长为每周38小时。根据法律,员工们可以自由拒绝超过38个小时之外的工作,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许多人甚至还会欣然接受加班,并将其视为职业道路上的必经之路——有的为了突出表现得到升职,有的则是为了保住工作。

面对澳洲越来越残酷的“First in, last out”(先到先得,后到出局)的职场竞争文化,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向它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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