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商人新探（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董家魁
摘 要：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两支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明清；宁国商人；徽商
宁国商人与徽商是明清时期并存于安徽境内的两支重要商帮，宁国商人又并非附属于徽商的商人群体。就探讨宁国商人的商业地位而言，澄清宁国商人具备商帮属性实属必要。根据商帮史研究专家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30]前言
宁国商人完全具备上述商帮的各项特征。首先，在宁国府“一府六县”中，除南陵县“农事最勤”[1]卷18《物产》外，其余五县多以经商为业，逐渐兴起了宣城商人、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太平商人及宁国县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宁国商人这一区域性商人群体。其次，宁国商人多以血缘为“粘合剂”，以家族、乡谊为纽带外出经商。宁国府人举族经商的现象有很多，他们或“合资经商”或“合伙经商”。举族经商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许多经商世家，如泾县朱氏、胡氏、洪氏、郑氏和汪氏五大经商家族，旌德汪氏家族等。宁国商人以乡谊为基础合作经商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旌德商人张廷泰尝与同乡俞大邼合业常州，还有旌德戴氏与赵氏也是家族联合经商的典型。再次，宁国商人广建会馆、公所，作为异地联络、计议之所。如泾县商人在苏州吴县建立的“宛陵会馆”；太平商人在汉口创建的“太平会馆”；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在南京分别创建的“旌德会馆”和“泾县会馆”；宁国商人联合在常州创建的“泾旌太会馆”等。当然，宁国商人也是一个既亲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
上饶玉山旌德会馆
受地缘、风俗等诸多因素影响，宁国商人在许多方面同徽商极为相似，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地理环境相似，二者在商界齐名而并称。宁国府与徽州府同处皖南山区，山水相邻，地理特征类似，“吾乡徽宁两郡，地处万山，田之可耕者少，人多轻去其乡，往往经商操业，毕世驰驱。”[31]《劝捐思恭堂添建西厅及筹备善后经费序》人多地少，经商谋生成为两府人的首选，“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聚，宣歙人尤多。”[32]232-233宁国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的史料屡见不鲜，在碑刻和地方志等文献中皆有记载。例如，据《新建安徽会馆碑记》曰：“隶皖者郡，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12]381又如，江苏吴江县南的盛泽镇，“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12]446再如，安徽桐城县南的枞阳镇，濒临长江，“为桐城首镇，鱼虾蕃衍，罛罶相望，舟船来往，百货俱集，民多以贸易为业，徽宁商贾最多。”[33]卷1《乡镇》可见，在明清商界，宁国商人与徽商齐名而并称，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生存地域毗邻，商贸活动相互交叉。明清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其中太平县与黟县相交，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对方府县经营的现象有很多。以太平商人为例，有很多太平商人在徽州府县经商。如陈时撰、盛善继皆“服贾徽州”；杜伯端“贸易徽州”；道光时，曹天肇“商于徽之溪口，年十六往江西贩夏布，赢千余金。”咸丰年间，谢余庆“设米肆于新安”。又如谢春晖“与族人合力设商号于徽州府，治越五年，业大振。”程嘉宾“贸于黟，与人共事有管鲍遗风。”刘鸣善“与兄鸣涟贸于婺源。”苏华勲“侨居绩溪，年既久，人知其刚直，推为该县商会会长，一任八年，群情悦服。”[22]《人物类》明清时期徽商的经营足迹“几遍宇内”，因此徽商在宁国府境内从商者也为数甚众，此不赘述。
再次，商业资本雄厚，双方既是商业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宁国商人由于勤俭经营，勇于开拓，后来物力既充，因商致富者所在多有。
一方面，宁国商人在许多领域扮演着徽商竞争对手的角色。如泾县商人朱华，曾在江南经商地与徽州棉商竞争，“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群从藉师资焉。”[34]卷27《岳西公事略》太平商人陈仁统“懋迁徽地”，在徽州以经营酒业致富，“咸谓其富裕压全徽”[35]卷39《懿行传》。对于徽商擅长经营的典当业、盐业，宁国商人也竭力涉足，且有不俗表现。如旌德商人朱德沛“经商于皖，习典业”[20]卷末《德沛公传》，其弟朱德澍被委任管理上江盐业和扬州典业，经过大力整顿，“于是江宁、江浦、六合三岸销数日增，又作《典业四箴》。”[36]卷末《德澍公传》道光末年，仅旌德县江村江氏一族设当铺于外埠者就有六十余家。泾县学者胡朴安在《泾县乡土记》中描述：“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21
位于盛泽的徽宁会馆
另一方面，宁国商人与徽商又有商业合作关系。如旌德商人方家仕在芜湖经商时，“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称述云。”[37]卷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旌德商人方启，于康熙十五年（1676），遇一商人:“口称徽商，途顾(雇)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之饮食，送钱一千”[38]卷6《皇恩宠锡耆士方启公先生实录》，帮助徽商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如太平商人陈务烈，“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35]卷39《懿行传》，后亦发家致富。此外，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异乡共建同乡会馆的现象较为显著，这应是徽宁商人通力合作的重要表现。如乾隆十九年（1755），宁国商人与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合资创建了徽宁会馆——思恭堂；嘉庆十四年（1809），徽州府六县和宁国府旌德县的商人在吴江县盛泽镇共建会馆，即所谓：“徽宁会馆，两郡七邑所建也”[39]355。另有记载：“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合成徽宁会馆，谁曰不宜？”[12]449会馆在清代较为盛行，一般以同乡或同业为基础在京都或大商埠设立机构，以馆址房屋供同乡寄寓或同业聚会。徽宁商人在经商之地合建会馆，起到了商帮纽带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
盛泽徽宁会馆碑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各地，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商地区商业发展，有助于经商地区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进程；并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宁国商人具备“商帮”的诸多特征，而且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可知，宁国商人与徽商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商业关系。随着徽宁二府的方志、家谱、文书、信札等地方文献的不断公布与发掘，徽宁商人在地方教育兴办、传播发展文化、社会公益事业、基层社会建设诸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探索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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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