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商人新探(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董家魁

摘  要: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两支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明清;宁国商人;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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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商帮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宁国商人与徽商是明清时期并存于安徽境内的两支重要商帮,宁国商人又并非附属于徽商的商人群体。就探讨宁国商人的商业地位而言,澄清宁国商人具备商帮属性实属必要。根据商帮史研究专家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30]前言

宁国商人完全具备上述商帮的各项特征。首先,在宁国府“一府六县”中,除南陵县“农事最勤”[1]卷18《物产》外,其余五县多以经商为业,逐渐兴起了宣城商人、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太平商人及宁国县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宁国商人这一区域性商人群体。其次,宁国商人多以血缘为“粘合剂”,以家族、乡谊为纽带外出经商。宁国府人举族经商的现象有很多,他们或“合资经商”或“合伙经商”。举族经商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许多经商世家,如泾县朱氏、胡氏、洪氏、郑氏和汪氏五大经商家族,旌德汪氏家族等。宁国商人以乡谊为基础合作经商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旌德商人张廷泰尝与同乡俞大邼合业常州,还有旌德戴氏与赵氏也是家族联合经商的典型。再次,宁国商人广建会馆、公所,作为异地联络、计议之所。如泾县商人在苏州吴县建立的“宛陵会馆”;太平商人在汉口创建的“太平会馆”;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在南京分别创建的“旌德会馆”和“泾县会馆”;宁国商人联合在常州创建的“泾旌太会馆”等。当然,宁国商人也是一个既亲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

上饶玉山旌德会馆

受地缘、风俗等诸多因素影响,宁国商人在许多方面同徽商极为相似,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地理环境相似,二者在商界齐名而并称。宁国府与徽州府同处皖南山区,山水相邻,地理特征类似,“吾乡徽宁两郡,地处万山,田之可耕者少,人多轻去其乡,往往经商操业,毕世驰驱。”[31]《劝捐思恭堂添建西厅及筹备善后经费序》人多地少,经商谋生成为两府人的首选,“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聚,宣歙人尤多。”[32]232-233宁国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的史料屡见不鲜,在碑刻和地方志等文献中皆有记载。例如,据《新建安徽会馆碑记》曰:“隶皖者郡,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12]381又如,江苏吴江县南的盛泽镇,“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12]446再如,安徽桐城县南的枞阳镇,濒临长江,“为桐城首镇,鱼虾蕃衍,罛罶相望,舟船来往,百货俱集,民多以贸易为业,徽宁商贾最多。”[33]卷1《乡镇》可见,在明清商界,宁国商人与徽商齐名而并称,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生存地域毗邻,商贸活动相互交叉。明清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其中太平县与黟县相交,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对方府县经营的现象有很多。以太平商人为例,有很多太平商人在徽州府县经商。如陈时撰、盛善继皆“服贾徽州”;杜伯端“贸易徽州”;道光时,曹天肇“商于徽之溪口,年十六往江西贩夏布,赢千余金。”咸丰年间,谢余庆“设米肆于新安”。又如谢春晖“与族人合力设商号于徽州府,治越五年,业大振。”程嘉宾“贸于黟,与人共事有管鲍遗风。”刘鸣善“与兄鸣涟贸于婺源。”苏华勲“侨居绩溪,年既久,人知其刚直,推为该县商会会长,一任八年,群情悦服。”[22]《人物类》明清时期徽商的经营足迹“几遍宇内”,因此徽商在宁国府境内从商者也为数甚众,此不赘述。

再次,商业资本雄厚,双方既是商业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宁国商人由于勤俭经营,勇于开拓,后来物力既充,因商致富者所在多有。

一方面,宁国商人在许多领域扮演着徽商竞争对手的角色。如泾县商人朱华,曾在江南经商地与徽州棉商竞争,“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群从藉师资焉。”[34]卷27《岳西公事略》太平商人陈仁统“懋迁徽地”,在徽州以经营酒业致富,“咸谓其富裕压全徽”[35]卷39《懿行传》。对于徽商擅长经营的典当业、盐业,宁国商人也竭力涉足,且有不俗表现。如旌德商人朱德沛“经商于皖,习典业”[20]卷末《德沛公传》,其弟朱德澍被委任管理上江盐业和扬州典业,经过大力整顿,“于是江宁、江浦、六合三岸销数日增,又作《典业四箴》。”[36]卷末《德澍公传》道光末年,仅旌德县江村江氏一族设当铺于外埠者就有六十余家。泾县学者胡朴安在《泾县乡土记》中描述:“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21

位于盛泽的徽宁会馆

另一方面,宁国商人与徽商又有商业合作关系。如旌德商人方家仕在芜湖经商时,“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称述云。”[37]卷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旌德商人方启,于康熙十五年(1676),遇一商人:“口称徽商,途顾(雇)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之饮食,送钱一千”[38]卷6《皇恩宠锡耆士方启公先生实录》,帮助徽商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如太平商人陈务烈,“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35]卷39《懿行传》,后亦发家致富。此外,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异乡共建同乡会馆的现象较为显著,这应是徽宁商人通力合作的重要表现。如乾隆十九年(1755),宁国商人与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合资创建了徽宁会馆——思恭堂;嘉庆十四年(1809),徽州府六县和宁国府旌德县的商人在吴江县盛泽镇共建会馆,即所谓:“徽宁会馆,两郡七邑所建也”[39]355。另有记载:“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合成徽宁会馆,谁曰不宜?”[12]449会馆在清代较为盛行,一般以同乡或同业为基础在京都或大商埠设立机构,以馆址房屋供同乡寄寓或同业聚会。徽宁商人在经商之地合建会馆,起到了商帮纽带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

盛泽徽宁会馆碑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各地,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商地区商业发展,有助于经商地区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进程;并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宁国商人具备“商帮”的诸多特征,而且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可知,宁国商人与徽商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商业关系。随着徽宁二府的方志、家谱、文书、信札等地方文献的不断公布与发掘,徽宁商人在地方教育兴办、传播发展文化、社会公益事业、基层社会建设诸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探索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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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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