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勇气，更多时候不是表现为“我敢”，而是“我不敢”。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当程钜夫（1249—1318）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并带回20多名汉族文人到大都（今北京）时，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在时人眼里，赵孟頫的身份很不一般。他是宋室王孙，且才高名重，此时宋元鼎革过了十年，不多不少。他若出仕，将被树立为异族统治者收买汉人文化精英的典型。
而他的名节，在为蒙古人背书的同时，将面临生前身后的损毁。
他熟读圣贤书，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不敢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够逃过道德完美主义者的审判。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他也许是个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毕生的勇气，都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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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君臣相见，赵孟頫的文采风度征服了这名天下共主。史书记载，赵孟頫“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以为“神仙中人”。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席，给予了极大的礼遇。虽然有人提醒忽必烈，赵是亡宋王孙，不宜安排在皇帝身边工作。但忽必烈并不在意，或者说，他要的，正是赵孟頫的王孙身份，标榜他对前朝的开放接纳姿态。那次会面，忽必烈给赵孟頫出了道面试题，要他为新设尚书省一事起草诏书。赵孟頫挥笔立就，忽必烈阅后大喜：啧啧，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以后，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闲差事，成了赵孟頫人生的分界线——前半生，他活得辛苦，但不心累；后半生，他荣辱交加，心累成狗。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以他的聪明才智，他肯定早就预估到出仕蒙元之后的境遇与压力，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趟这趟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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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君平生最烦一种人——给人戴高帽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捧杀”。赵孟頫的经历更悲催，南宋没亡之前，没人觉得他是什么皇族之后，应该享受什么特权。好了，南宋一亡，当时人将“赵宋王孙”的帽子往他头上一扣，仿佛看着他去死才能遂了人愿。实际上，历经300年，到了赵孟頫这一代，与远祖赵匡胤已隔了整整十代人。这个番薯藤一样的关系，与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跟刘邦的关系，有得一拼。徐复观先生就说，赵孟頫这个“过气的王孙”，实与当地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但是，道德党们有他们另一套双重评价标准。用在赵孟頫这个王孙身上，就是：富贵，与他无关；殉难，强他所难。宋元易代之际，确实有一堆赵宋宗室后人选择了以死相争的激烈抵抗，其中有四五位还是与赵孟頫同为孟字辈，比如因参与宗室起兵事件被范文虎杀死的赵孟枀等。赵孟頫“不敢”去死。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必须要求自己好好活下去。1254年，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孟頫出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湖州）。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练习书法，每天抄写《千字文》，要写足500页纸。期间，十年不下楼，毅力惊人。神奇的是，入仕蒙元后，某年他回江南，一位叫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早年所书的《千字文》，专门找上门来请他题跋。从少年到青年，在湖州的老宅里，他写了千百遍《千字文》，都是写完即弃。不料竟有有心人保留了一卷，物是人非与名满天下的交错，均勾起他无限感慨。12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赵家家境每况愈下，在坎坷忧患中度日维艰。所幸，在母亲丘夫人的告诫下，赵孟頫坚持发奋苦读，几年功夫读遍了家中藏书。天赋，勤奋，磨难——这段早年经历，完全符合成才的定律，也奠定了赵孟頫一生要走的道路。那是些激愤与耻辱并存，虚无与幻灭同在的年头。青年赵孟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愤青，以免作出无谓的牺牲。这个早熟的青年学子，选择了中老年知识分子才会走的温柔抵抗之路——隐居不出。在德清县的山中，他一住十年。十年间，他自力于学，心无旁骛，每读书必思之再三始作罢。十年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方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十年间，他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俊”之一。十年间，有数次入仕蒙元的机会，均被他巧妙辞谢。但现在看来，他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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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过得了舆论这一关。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大宋王孙赵孟頫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道德象征的语境中，未免让人侧目。天下的读书人，都在戳他的脊梁骨。他自辩说：“我非天上士，人谓地上仙。”意思是，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生活极其难堪，你们不要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行不行？当然不行。据说因为他的出仕，一些近亲对他的品格产生怀疑，断绝关系。一个叫姚桐寿的文人讲了个事，说赵孟頫做官后回到江南拜访族兄赵孟坚，赵孟坚不愿见他，见了面也是各种讽刺，走后还让人擦拭赵孟頫坐过的椅子。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要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对他抱着追星般的膜拜心理。元仁宗评价他，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等，一连给了七个好评，最后还总结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頫，字子昂），与古人何异？正是在元仁宗任上，赵孟頫一路飙红，到延祐三年（1316），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与程钜夫一样，成为元代前期仅有的两个能升到这一高职的“南人”。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诗，名为《自警》：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的自白书。看到了吗，他还没死，就给自己写悼词，总结一生。他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在后两句中，他还是在做解释，绕不开那个死结——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他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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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劲。外部压力及其形成的道德氛围，始终让他郁郁寡欢。传统士人的生命、忠节、人品，都跟他出仕的朝代捆绑在一起。所以，和平年代的士人，终生遇不到赵孟頫式的难题；而朝代更替的不幸，终将如数报复在赵孟頫们身上——要么道德人格升华，生命消亡；要么生命延续，道德人格负分。不能鸡贼地走中间道路。赵孟頫必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与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1249—1333）弃官归去时，他去送别，表白心迹：“吴君之心，余之心也。”后半生的宦海生涯，于他，压根儿不是享受，而是自戕、受虐。他却没有早早抽身而出，像吴澄一样，相反，违背内心，强忍而上。怕失去，失去文化传统，失去艺术生命，失去世界舞台。他说：“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什么意思呢？我是有大纲的人，出来干活惹一身骚，绝不是为了苟且活命。元代虽以残暴著称，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的壮观景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当时的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与清静朴素的湖州、德清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在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頫的艺术视野。如果赵孟頫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城，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孟頫。他结交异域僧人，画罗汉遂得了唐时古意。他也许见过了操着波斯语的画匠，把他们的技艺偷了过来。他看到了其他南方文人见不到的宫廷珍藏，那些古典真迹“多绝品”。他画马画羊，灵感与经验均来自于北游经历。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再也关不上。一个“国际赵”诞生了。研究赵孟頫的学者有一个说法：历史是复杂的，在这种超级百搭的特殊文化语境中，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汉儒文化异军突起，与其说是逆境中的反抗，倒不如说是纷繁之境的清晰自觉，是与异质文化艺术的互相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懦弱是值得的，他的不敢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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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剧变中，有人负责死，有人负责生；有人负责骨气，有人负责文脉；有人负责壮烈，有人负责悲戚。而历史的残忍在于，它总是以生命的牺牲，作为伟大的衡量标准。殊不知，有一种伟大，叫忍辱负重活下去。玉石俱焚，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有了他，元朝就有了门面，有了自己的李白，自己的苏轼。他是一个时空旅行者。他的思想超越时代300多年。直到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赵孟頫的伟大。效忠一家一姓的君君臣臣思想，比起保护文化脉络，渺小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这名隐忍半生的“贰臣”，有哪些伟大成就——
书法上，他师法古人，荟萃众长，并能够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得到的评价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楷书四大家”中，除了他，其他三个大咖都是唐朝人。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无所不能；写意、工笔、水墨、青绿无所不精。“元四家”中，时而有他，时而没他。但没关系，稳坐其中三家的，都与他有关系：王蒙是他外孙，黄公望一直向他执弟子礼，倪云林视他的画作为宝贝。诗歌上，他对于改变元初诗风的影响尤为突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赵的北上是改变元代诗的契机”。总之，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他当年“鼓起勇气”不去死，“鼓起勇气”仕蒙元，恐怕早已料到了自己一生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是，这一决定的煎熬，这一过程的苦痛，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也只有他独自咀嚼吞咽了。他后半生向往佛法，一直在学参透。遇到人生变故，他就给中峰和尚写信，说我想看透，就是看不透，心还会痛。
1311年，他的长子赵亮陪他进京，受寒病倒而逝，他已经痛过一回。他信里说：
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
1318年冬，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坚决要求辞官还乡。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病逝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他在给中峰和尚的信中说：
孟頫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当是诸幻未离，理自应尔。虽畴昔蒙师教诲，到此亦打不过，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丧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
哀痛的赵孟頫返回故乡，回到他熟悉的情境，终日呼朋唤友，流连诗酒。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他去世那天，犹在家中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六十九岁。他的一生，就为了一个表面怯懦的决定活着，把毕生勇气给了他的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