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城城隍庙：“城隍老爷”的凡间事 / 四六文摘

厦门城城隍庙

图 1：城内城隍庙门匾

厦门城建城之初，依标准配置城内有二大宗教场所，一是关帝庙，一是城隍庙。乾隆《鹭江志》曰：

关帝庙，在城西南隅，祀汉寿亭侯，恭逢万寿于此朝贺设坛，文武朝班即在两廊，前后各三日演戏庆祝。

城隍庙，与关帝庙相连，祀城隍之神。[1]

自有厦门城以来，城隍庙就相跟着建了毁、毁了建……。清道光六年（1826年）海防同知升宝留下的一方石碑，还能追忆历史的残存。碑曰：

厦门为泉郡贰守驻镇之地，例应立庙,但前此未筑城，祀典尚阙。至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相度地势，而庙始立，更张不知凡几。国朝定鼎以来，修葺亦无碑记可考。迨嘉庆元年，介眉裘公视厦防篆,睹庙貌倾颓，捐廉作倡，好义争趋恐后，遂复葺而新之,兼以庙后空地，盖殿祀如来像，为住持焚修之所。历今三十余年,庙貌仍复剥落，殊不足以妥神灵而肃观瞻。不及此更新，则凋敝弥甚，势必功倍而费益多。余于辛巳冬来莅兹土,每当瞻拜之余，思继前规而未遑将事。今秋乃得与诸绅士谋议及此,诸绅士亦佥颂神功，愿襄厥事。爰鸠工庀材,克日营建。始事于乙酉孟冬，蒇事于丙戌仲夏。既落成,诸绅士嘱余撰记，以告诸将来，因纪立庙始末,勒石庙中。其当道捐廉及好义乐输姓名，开列于左：祀业、住址，并镌丰碑。[2]

图 2：存于市博物馆的城隍庙碑（左二）

城隍是城市的保护神、阴世的地方官。调和风雨、攘除灾祸、保全民命，全赖城隍鼎力。每有瘟疫降临，城隍便有护境之责：

厦地时疫尚未平静，城隍庙董事公议于本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抬迎境主，及各庙佛祖巡绕阖厦，祈求平安，已等前报。兹闻近夜乡人或扶舆、或随查朗诵《正气歌》者，实繁有徒。夫境主此行，神与人同其意，正气盛则邪气自退，所谓傩以逐疫之义云尔。[3]

图 3：城隍爷像

如此亲民之神，故庙宇历来奉祀不断、香火不熄。一年之中，厦门城城隍庙的本庙神祇专项祭典，就有古历三月初一的“城隍尊神圣诞”、五月十八的“范将军圣诞”、十月初一的“谢将军圣诞”和十月初十的“城隍夫人圣诞”。此外，大年三十的唱戏酬神也最热闹。是夜，庙前戏台锣鼓喧天直至天明。闽中习俗，民间的讨债“于年终催迫尤甚，往往三四更，犹催迫不已，大失和气。然一经开正，即交易如初”。[4]有些宫观祠庙体恤债民穷汉，特意搭台演戏，从除夕晚演至年初一晨。明说是酬神祭先，世俗之人打扰不得，自然是躲债的好去处。戏台因而称“避债台”，戏因而称“避债戏”。厦门城城隍庙也在善心庙宇之列，清末王步蟾有诗可证：

城隍庙建傍城隈，岁杪梨园报赛来。

观剧有人思避债，戏台借作赦王台。

[注]城隍庙在城西南隅，腊月杪连朝剧演，俗呼“避债台”。[5]

图 4：内殿

城隍爷虽能帮人避祸逃债，却也难保自身安全。20世纪20年代厦门市政改造，活生生的将城隍庙的前殿夷为马路。正殿、偏殿及后殿也渐渐步入荒凉，沦为厦市“乞丐营”之一。之后，警厅略有整顿，将名下的清道队移入庙中。30年代起，警厅又移“济良所”于庙中。

（济良所）1915年11月，由厦门警察厅创办。目的在于收容摆脱火坑的娼妓或被虐待的婢女、养女，以及迷失无人招领或因被人诱拐无家可归之妇女。所址初设在霞溪仔，不久迁往城内十八层崎，嗣迁厦门港蒋厝巷，后又迁至城内衙口街城隍庙后进。[6]

1930年厦门市公安局颁布《修正济良所章程》，规定入所的“无吿妇女”，含“不愿为娼，确有正当理由者”，“妓女或养女被虐，确有证据者”，“妓女自愿从良被勒者”，“迷失或被拐之妇女无从招领者”，“妇女因案由法院送交行政处分者”。女子入所后，称为“所女”。所内设有缝纽科及工读班，对所女“施以教养”。[7]1934年统计，该所有所女92人，其中“花界中人32名，婢女27名，要求离异者8名，被拐者11名，罪犯4名，残废者10名”。[8]

图 5：济良所教室（《警政》1930年）

经教养后，所女最好的出路是“择配”。然“择配”，也须有一通手续：

领娶者系完全为中华国籍。其手续：一、先到所检视照相，决定何人后，其呈公安局请领参观证；

二、呈文经局批准后，到局领取参观证，持证入所与女会晤，双方同意后，再呈局派查，如认为合格，即召男女两方到局面询。两方均表示愿意后，即视该女留所时间之久暂，清缴膳服费，大约七八十元，至多不过一百元。交费后，再具甘保结，并缴填具愿书，即可领出同居。[9]

1936年，济良所所女的收容和择配情况为：

本市济良所所女收容择配，计自(民国)24年4月起至25年5月止，统计如下：计24年4月份收容53名，5月份收容55名、配出1名，6月份收容81名，7月份收容80名、配出2名，8月份收容83名，9月份收容70名、配出2名，10月份收容65名、配出3名，11月份收容60名、配出8名，12月份收容52名。25年1月份收容50名、配出3名，2月份收容50名，3月份收容50名、配出1名。以上收容统计751名，配出仅20名。至于该所所女，身分妓女及走唱估十分之七，婢女十分之一，迷路及被诱者十分之一云。[10]

图 6：济良所工场（《警政》1930年）

然而无告妇女想要择配适宜，并非容易。有案例一则：

永定女子李玉标，17岁，幼时被人拐卖南安溪下乡陈宗书家为养女。嗣率以被陈家虐待，乃于民22年间逃出陈家来厦，投入济良所。直至去冬9月间，始由南安诗山人陈理宗呈向市政府请领为妻。经市府派员调查陈确未婚，准予纪耦。是年10月在济良所结婚，携归原藉同居。李抵陈家后，因习尚身由，被姑轻视，予以斥责。女不堪约束，于3、4日前仍逃来厦。昨在海后路遇济良所女教员林氏，着其向市府报吿。李不肯，嗣由林氏带往报告。[11]

1938年厦门沦陷，济良所销声匿迹，城隍庙成为伪东区保安团驻所。胜利后，中华保办公处取代保安团，庙宇后殿则成明德小学校舍。

明德小学由鸡鸭途公会创设，鹭岛陷敌，学校关闭，校具全失。战后，原学校董事长、校长申请复校。此时的中华保，正“贫苦儿童甚伙，无力就学”，双方磋商让出城隍庙后殿，“供辖内失学儿童就学”。1947年明德正式复校，办学三学期，生数已“不下五百余人”。[12]

谁料平地风云。1948年6月省府谕令明德迁移，腾出城隍庙做宪兵队营区。

这支宪兵队1947年由榕入厦，设营部于厦门中学（原玉屏书院旧址）。

1948年5月，厦中不满校舍被占，学生400余人向市府请愿，请求归还校舍。经协商，市府答允“将中华路城隍庙拨与宪兵队驻用”，等待“该庙本学期国民学校结束后，由市府代为修葺拨用”。[13]

明德方面无端遭此变故，自然不肯。7月25日校方召集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文曰：

本校于抗战胜利后，极欲复员，奈因前校舍发生问题，故而与中华保、城内城隍庙地方诸绅士磋商同意，将该保城隍庙后殿拨为本校校舍，以办该地方福利事业，收容保内贫苦失学儿童，生数不下五百余人，对校舍范围，虽属狭小简陋，但各同仁均忍苦教读，协力齐心，故对办理成绩，颇得社会人士之好评。复课迄今，经已三学期，校务因而蒸蒸日上。迨近市宪兵队住舍因省中催讨，不得不另觅他址，以为营房，而市府竟不顾及敎育，指令本校校舍为其营房。此事经本校暨地方各士绅据理力争，数次呈请予以收回成命。当时亦曾具呈倘若无可能时，请准拨下（霞）溪路前天王宫公产（前崇徳女子小学）废地为本校建筑校舍，以利迁移，而免停顿。此亦经征询该宫诸同董事同意。岂料市府敎育科，竟置若罔闻。日内颁下指令，谓该科无权指准，仰自向该校负责人洽商等语。似此实属对敎育视之为儿戏。且忽于昨日电令本校，迅将校舍迁让。本校及地方各士绅奉悉之下不胜愤慨。伏思办理敎育在乎扫除文盲、收容贫苦失学儿童，及培植国家人才为宗旨，惟政府非但无力保障教育，反而摧残教育，实属使人引为遗憾，并使办敎育者灰心。本校为免使五百余名苦学生下学期无形辄学，暨为顾及敎育根本计，决予据理力争。除函呈市参议会及市教育会表恤同情，以予援助转电省府予以收回命外，咸望诸位以教育为怀，表体同情,予以有力援助。[14]

最后，官方答应将集友小学校舍暂借明德一学期。集友小学为集美校友会所创办，校址在百家村的复兴路（今中兴路）。沦陷期间，学校关闭，校址为民居所占。然不及一月，明德小学又刊发启事：

查本校原校址中华城隍庙，因政府指定为宪兵营房，令本校迁移。本校因一时校舍无法建筑，且学期在即，筹措不及。经向政府交涉后，蒙指定深田路济寿宫前集友小学为暂时校舍一学期，进行筹备开学。因该集友前校长吴万镇由港赶厦声明收回自办，且校内住户无法赶迁。本校处此情形之下，为避免纠纷起见，本已本期宣布停办一学期，候下期另建新校舍当予继续复课。恐未周知，特此声明。[15]

1948年12月，报端再现明德消息：

本市私立明德小学，本学期因原校舍被政府改为宪兵营房，故本季暂时停办，嗣经该校董事长黄谦若，暨校长张火凤，共同筹划，由张垫资在佑福路兴建新校舍，现大部份业已完工，拟于下学期正式开学。[16]

当明德还在焦急万端地寻找校址时，赢家宪兵队已高调清场入驻。

驻厦宪兵队自迁住中华路城隍庙以来，对于环境卫生颇为重视，积极扫除各处垃圾。同时认庙中偶像有碍观瞻，乃于昨将该庙内一部分偶像移出外面，生起火把焚毁。一般好事者，围观如堵，咸谓“神佛升天”。[17]

此后的城内城隍庙日渐沉寂。1974年之后，新建邮电大楼于庙宇旧址之上，厦门城城隍庙全部消失，只留下“城隍庙巷”一空名。

近年来，有热心信众力倡重修庙宇、再奉神尊。而今城隍庙巷深处、关帝庙旧址之上，再兴城隍香火。庙门有联曰：

彰善惩恶顺天意；

扶正压邪合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