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坐标——好太王
好太王碑清末民初原始面貌
唐宋以降，二王遗风，南派帖学独领风骚。从清代乾嘉始，北方魏碑墓志、造像、摩崖等艺术品相继出现，给沉寂数百年的书坛送去了一股强劲清新之风。尤其是在晚清民国社会转型的文化大背景之下，中国书法经过困惑与迷惘，回归与维新，痛苦与彷徨的千回百转，上下求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北碑的世界。书虽旧艺，其命惟新，碑学的兴起，预示着一个新的书法潮流的到来。
清代学者阮元战略性提出：振俗书，继绝学，兴古法。1849年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包世臣亦积极响应，探寻碑派书法技巧，在理性上加以阐发，提出以笔法为核心，全面论述碑学，1855年作《艺舟双楫》。康有为先生慧眼独具，从美学的高度洞悉北碑的艺术魅力，极力推崇北朝碑版，1889年作《广艺舟双楫》。当时习碑者日众，就在这个时候，沉睡千年的好大王碑在人迹罕至长白山禁区的荒烟蔓草中被人发现，应运而生，为碑学一派注入了新的生机。一时形成收藏、鉴赏、考释《好太王碑》的热潮。
近代著名学者和训诂金石大家俞樾、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叶昌炽、杨守敬等均对好太玉碑书法有涉述。当代地域文化专家学者王建群及耿铁华和张福有对好太王碑亦有专门论著。然而，是以反映高句丽文化的好太王碑，尤其是它的书法艺术及在北碑中应有的地位在现代书学研究和传承中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对好太王碑书法艺术的研究挖掘还有很大的历史空间和人文价值。
001好太王碑立碑时期及东晋文化风云
据罗振玉考据好太王碑立碑时间应为414年，当时为我国东晋时期晋安帝义熙十年。好太王为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在位22年。高句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着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史称高句丽王朝。
高句丽王朝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好太王统治高句丽时期，高句丽号称“国富民殷、五谷丰熟”，“威武振披四海”，先后取得征伐百济、扶余及多次击败倭寇的胜利。好太王一生攻取64城、1400多个村庄，可谓战功赫赫，文治武功。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薨，其子长寿王即位后，为纪念父亲开疆拓土的功绩，将其父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即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在好太王陵东200米处竖起了巨大的《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人称好太王碑。
长寿王立好太王碑之时，应为高句丽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与同时代的一片天空下，东晋的政治则是最为黑暗的，东晋政治派系林立，政出多门，司马共天下，存世103年。东晋共有11个短命皇帝，晋安帝为十世皇，仅37岁薨，在位22年，其皇后为王義之的孙女、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王神爱崩于徽音殿，时年29岁，葬休平陵，谥号“安僖皇后”。虽然东晋偏安江左，在政治上分崩離析，国势不振，然而在文学艺术上却光彩夺目。这一时期的文化名人书法有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绘画有顾恺之、戴逵，文学家有陆机、陶潜，道家有葛洪，佛家有道安、法显、鸠摩罗什等等，在此不一而论。这些名人宛若中华文化星空中的璀璨明星，光耀百代，闪烁千秋。东晋这一时期，造纸术日渐成熟，纸取代简牍成为了主要的书写载体。
002好太王碑和爨寶子碑南北二碑的历史巧合
好太王碑劾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爨宝子碑刻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比好太王碑早立10年。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南碑在云南曲靖1778年被发现，北碑在吉林集安1877年被发现。爨宝子碑比好太王碑早发现问世100年，南北二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举足轻重，并世无二。
《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出土，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被一乡民用做豆腐的石板。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卖豆腐之人。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当时，正是碑学大兴而帖学告退的时代。此碑横空出世，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所表现出的古朴味道，立刻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爨宝子碑正文楷书计13行，每行30字，后列官职题名13行，每行4字。书法特点在于隶楷之间，用笔结体与《中岳嵩高灵庙碑》极相似，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清道光七年(1827年)，阮元发现在曲靖另一重要碑刻，即南朝458年所刻的《爨龙颜碑》，它与《爨宝子碑》被后人并称为“大爨”和“小爨”。
《好太王碑》又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被县衙小吏关月山在荒山蔓野间发现，后拓本传入京师，引起轰动。金石学家争相购求，一时形成收藏、鉴赏、考释之热潮，后成为了中国、日本、朝鲜及欧美等国争相研究的对象。近代著名学者和训诂金石家杨守敬、吴大澂、王国维、罗振玉、叶昌炽等对之均有列述。清郑文焯在《永乐太王碑译文纂考》中称此碑为“八分书”，荣禧在《高句丽和乐太王墓碑谰言》中称其“篆隶相羼，兼多省文，古朴可喜，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恂足珍矣。”好太王碑是由一整块天然的方柱形火山石修琢而成，整个造型如一块巨大的石祖。远远看去，如天上飞来的陨石，虽经千年，依然牢固地傲立世间。碑高6.39米，四面环刻碑文，现存1590字左右。碑文记述了高句丽起源和建国的神话传说，记录了好太王一生东征西讨的武功，以及守墓烟户的摊派情况和制度。碑文为汉字隶书，与东晋隶书相仿，是碑刻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两晋当时，禁止碑刻墓志，铭刻墓志多藏于墓内。惟有云南《爨宝子碑》和吉林《好太王碑》南北呼应，法书皆在楷隶之间，然两碑却风格迥异。《爨宝子碑》夸张变形，奇趣横生。《好太王碑》则朴拙雄浑，深藏不露。同一时代的南北二碑，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并蒂奇花。
003好太王碑在北碑中的历史定位
北碑世称魏碑，是公元500年前后出现的书体，其字体属楷书范畴，行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钩趯力送，撇捺重顿之势。结构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北碑既是民族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亦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晶，它代表着书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流派，完全可以和二王唐楷帖学一派并驾齐驱，形成双星拱月之势。
好太王碑刻于414年，是为北碑书法艺术中的一朵奇芭，乃北碑经典中的经典。好太王碑碑文为汉字隶书，与东晋隶书相仿，是碑刻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碑文书体似介于隶、楷之间，既无蚕头雁尾，也无波磔，线条质朴厚重，自然无华。乍看平平淡淡，无做作修饰，提按变化不大，字形方正饱满。实则笔画撑满字格，张力十足，撇捺内敛，中宫疏朗。外似方头方脑、憨态可掬，内质平淡中和、不事逞强。《好太王碑》因刻在凹凸不平的天然石上，随势著笔，因势而就，既给人以苍茫浑厚、端庄严谨的摩崖书法之感，还给人带来一种灵动活泼的刻石趣味。
《好太王碑》以篆书笔意写隶，藏锋逆入，淳厚沉着。字形外如围城、字格盈满，内如街巷纵横、月朗星稀。行笔间凝而不滞，轻松自如，给人以如负释重，海阔天空之感。《好太王碑》以古朴无华取胜，介于“篆、隶、楷”之间的过度书体。其特点，如秦维国先生所说“体匀笔圆者似篆，势宽划短者似隶，方正笔展者似楷，简约自由者似草”，苍凉厚重，大器无形，乃为北碑文化的历史性重要坐标。发现一百年来，书界对之虽反映强烈，然对其具有北碑书法艺术中宏大气象，还应做深入的研究与挖掘。
清代伊秉绶作隶书，似与《好太王碑》暗合，他不追求用笔的变化，而极重视经营结构的安排。他写的隶书，横线竖线粗细几乎相等，但在布白上稍加巧妙错位，就形成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康有为称《好太王碑》为：“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以冠古今”。当代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在其编著的《书法讲义》上对《好太王碑》有高度评价：“清光绪间在吉林集安县出土。碑高二丈余。为高句丽英主广开太王之巨碑。好太王名淡德，十八岁即位，称永乐大王。四面环刻，刻于广开大王薨后三年（公元四一四年）。碑颂王之功绩，且录其守墓烟户。碑文中记助新罗与日本开战端之事，书为古隶。共四十四行，行四十一字。书法方整纯厚，遒古朴茂，体在隶楷之间，并多含篆书遗意，甚古雅可赏。”近年来，“好太王碑'书法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在重大国际拍卖会上屡创新高。
好太王碑宛如北碑文化的历史图腾高高伫立于古高句丽丸都山城之上，中朝界河鸭绿江之畔。1600年来，踽踽独守于天地之间，独于天地精神之往来，经春风秋月，领酷暑严寒，看世态炎凉，观沧桑变迁。当我来到大王碑前，手摸碑石的一刹那，瞬间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使我一见如故，怦然心动，激动不已……。